今年4月22至23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是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我国宗教工作发展的新坐标。宗教工作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和全局性，对于本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当然也要从我国治国理政布局的纵横两轴来加以解读。

从横轴来看，本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是2014年以来党中央在与宗教工作相关领域治国理政全盘布局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些相关的布局就包括与宗教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从纵轴来看，本次会议是继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之后的第三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因此，本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不仅与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环环相扣，而且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两会”）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学习和贯彻两次会议关于宗教学研究的论述和指示精神，对我们开展宗教学理论研究，推进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具有引领性的作用。

“两会”对宗教学研究的基本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工作是具有全局性的工作，各级党委要把宗教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要提高处理宗教问题能力，就必须“及时研究宗教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推动落实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要加强对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加强对宗教基本知识的学习，使各级干部尽可能多地掌握。”在加强涉及宗教问题的党政机构领导作用方面，“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做好对宗教工作的引领、规划、指导、督查。统战部门要负起牵头协调责任，宗教工作部门要担负起依法管理责任，各有关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人民团体要齐抓共管，共同做好宗教工作。要广泛宣传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宣传宗教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宗教方面宣传舆论引导。”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研究和处理问题，结合我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建立专门的研究队伍，是我党在宗教领域需要切实做好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到了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加快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宗教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都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那么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或基础学科，宗教学显然也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领导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向来十分重视，并且对宗教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也有精辟的论述。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作了批示。毛主席指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有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为弥补宗教学研究供给侧的不足，1964年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筹划下，我国除设立了分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三个国际政治系外，还设立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因此1964年不仅是1949年后我国高等院校发展国际关系学专业的开端，也是新中国正式开展机构性世界宗教学术研究的元年。

在2001年12月12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江总书记指出，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

此次“两会”，尤其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我国领导人上述指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宗教学与发展整体哲学社会科学密切联系起来。实际上作为极具跨学科性或泛专业性的宗教学与习总书记所提到的其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都有极大的关联性，这些都凸现了宗教学研究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我国广大宗教学者深受鼓舞。

宗教学研究的“中等发展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并且在我国的治国理政中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宗教学研究亦复如此。如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宗教工作形势的总体向好，这就充分证明我们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是正确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薄弱的基础上迅速腾飞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正进入一个新的、更注重质量的阶段。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科研水准的普遍提高，以及大大加快资料使用便利性和可得性的信息化时代的迅速到来，包括宗教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扁平化甚至趋同化的趋势，其积极面具体表现在名校与普校、沿海与内地、教（会）内与教外，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学术差距正在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传统上弱势的地区和机构后来居上，以及某些学科或某些学术领域的研究重心向我国转移的趋势；其潜在的消极面则具体表现为学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瓶颈”，或出现类似于经济学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等发展陷阱”，即学术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便由于学术资源的配置和结构不合理，缺乏正确和长期的发展战略，学术创新和增长动力不足，最后导致学术发展放缓和停滞的状态。

对此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还批评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阶段，尽管学术越做越精细，但思想越来越贫乏，出现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剽窃成果、篡改文献、捏造数据等学风不正、学术不端、学术浮夸和学术腐败现象。当年毛主席在关于加强研究宗教问题的批语中所批评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优秀宗教学论文犹如“凤毛麟角”的现象，在目前新的学术发展水平上以及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因此，目前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学术中国”还远远跟不上当代中国发展的步伐，这与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是颇不相称的。

对于如何跨越学术“中等发展陷阱”，取得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攀登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峰，主要路径不外理论、对策、田野和文献方面的发展、发现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种种短板和不足做出了精确的诊断，而且对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上“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取得突破，形成特色，要突出“三个体现”，即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和运用好3种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学科，宗教学要突破发展瓶颈，当然也需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上述指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身边与天边、理论与对策、跨越与积累、文献与实证等学术要素和资源的关系及矛盾，从而展现宗教研究领域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宗教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禁区多、盲点多、发表难、经费少等短板和不足。这些短板和不足有以下具体表现：

第一，“重文化轻宗教”，宗教现象通常被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固然体现了国内宗教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反映出由宗教的“特殊复杂性”所带来的“高度敏感性”，造成国内学界在宗教研究问题上“乍暖还寒”、“下笔如有‘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

第二，存在着不少认识盲区，正面宗教知识缺乏传播渠道，如认为当前的伊斯兰教还是中东地区或阿拉伯民族的宗教、基督宗教仍为西方宗教等；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我国“强国弱教”的宗教国情不甚了解，对国际宗教格局的变化更是存在隔膜。由于当前资讯发达，许多人对不少宗教事件的具体细节所知甚详，但仍缺乏从整体背景下理解这些事件的诠释框架。而对当前宗教问题、事件和运动的研究则有降至“短、平、快”时事报道的隐忧。

第三，宏观叙事和时事分析有余、实证、比较和长时段研究不足，未建立文献资料库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架构，对国内外宗教和宗教现象（如宗教与地区和暴力冲突）的数据处理、量化分析和实证考察还停留在起步和积累的阶段。与其他领域的智库热相比，宗教研究智库相对不发达，其政策诠释和动态观察多，独立研究和建设性倡议少，对我国政府妥善处理国内外宗教事务并不能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撑。

以上宗教学研究的短板和不足，需要通过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来加以弥补和纠正。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供给侧”包括学术研究队伍、机构和政策三大要素，这也是我国宗教学理论和知识产品的三大来源。

首先是学术研究队伍。过去人们常说我国宗教学研究有政、教、学三支队伍，近年来企业和民间的研究力量也异军突起，部分改变了我国宗教学研究的传统学术版图。其实无论是三支还是四支队伍，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担纲者还是学界而不是教界，形成了“学主教从”的局面。在教义及神学研究领域，由于近年来我国宗教院校的发展和师资队伍的扩充，在特殊年代形成的、曾为延续教义及神学研究提供空间的大学的教义及神学研究实际上已完成基本使命，因此今后我国宗教学很可能出现宗教学研究与教义及神学研究在大学与宗教院校间分流的趋势，形成政界以政策研究为主，教界以教义及神学研究为主，学界以学术研究为主、政策研究为辅的格局。

其次是学术研究机构。与学术研究队伍相对应，我国宗教学的研究机构主要由各级社科院、高校相关院系、宗教院校以及其他研究机构构成。目前，宗教学研究在机构层面也有若干发展瓶颈。一是宗教学目前仍非一级学科，需依附于哲学等其他学科，发展空间受限；二是大学本科宗教学专业生源不足且不稳定，目前我国宗教学的教学重心显然应在研究生教育而非本科教育；三是学校和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的量化考核指标与宗教学刊物少、发表难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又造成青年学者申请课题和提升职称难等状况。学术成果的量化而非质化考评是国内学界的通病，但对宗教学界的影响尤大；四是各级学校未能适当地提供包括无神论在内的宗教知识的普及教育，从而使各类学生不具有一定的宗教识别力和对异端邪说的免疫力。

再次是学术管理政策。包括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的设置、评审和管理，使用研究经费的财务制度，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方法，以及宗教学术出版的审查制度等。这些政策和制度有些已不适应当前学术研究的发展，如财务制度使许多学者几乎成了财会人员，学术评价和奖励制度亦需要适当向对策类研究倾斜，以加强智库建设；那些与宗教学关系较为密切且必不可少的项目评审制度和出版审查制度，也有优化的空间，以适应宗教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的发展需要。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指导和激励下，我国宗教学研究的“供给侧”通过诸要素的改进、结构的优化和品质的提高，一定能更好地满足学术、社会和国家战略的需要，从而真正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和增长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2016年8月2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