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初(1359-1410)系明初正一派著名道士，道教思想家。字子璩，别号耆山，张陵第四十三代孙，江西贵溪人。他幼习百家之书，具有较高的道学修养，在道教教理教义等方面颇有造诣。张宇初所撰的《道门十规》在《道藏》正乙部第988册和《续道藏》中所收的《皇明恩命世录》卷3中都有明确记载。《道门十规》根据道教前代定规、群师遗则而撰写。在这本书中，张宇初列述了道教源流、道门经录、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钱粮、宫观修葺等十个方面的规定，对道教教义教制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为规范道士的行为和加强宫观的管理提供了准则。可以说，这是一部对道风建设和宫观管理具有纲领性文献意义的著作，张宇初的道风建设思想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诚

张宇初在信仰上主张诚。诚是道教徒修道的基础，在道教信仰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龙虎山天师道》一书中就写道：“张衡戒严子鲁曰：‘嗣我教者，非诚无以得道，非敬无以立德，非忠无以事君，非孝无以事亲。’”这说明天师道很早就开始提倡诚。张宇初认为诚在道教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指出：“法不云乎：真中有神，诚外无法。”道法就在诚之中。为了进一步阐明诚与道法的关系，他提出：“诚立而明通，明睿生矣，是为五官之统宰，百体之所从令。”在道教信仰中，张宇初不仅重视诚与道的联系，而且更强调诚与德的关系。对于诚与德的关系，一方面，张宇初认为若不能诚其意而修其德，将会“汩于尘垢，流于声耀，蔽于纷华，而更相师友，若蚁慕蜂聚，而曰：‘我仙也，我灵也’，非邪则妄矣，岂庄子之谓大宗师者哉”!可见他对这种不诚而修德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并斥之为谬戾邪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若“诚怠德亏，惟假外饰，文绣纂经，缀华绘绮，纵衡交错，务极耳目之炫，以夸世骇俗”，则虽钟鼓玉帛，鬼神亦不会歆享。这两个方面，张宇初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最后他明确地表示若意诚德修，则“虽频繁涧沚之微，亦可事也”。不仅如此，张宇初更强调修德的重要，他说：“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诚虽然是不可见的，但它的作用却是存在的。明代初年，在道教界无视诚的作用大有人在，“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张宇初鉴于这种颓风陋习，极力在道教界倡导“尊经阐教，莫大于推诚”的理念。他要求道众将诚运用到日常信仰生活之中去。对于道众的念经，他要求“凡持诵之士，必当斋戒身心，洗心涤虑，存神默诵，诚如对越上帝，默与心神交会，心念无二，句字真正，调声正气，神畅气和，庶几有功，则玉音摄气，灵韵交乎自然，和天安地，善俗化民，福集祸消，存亡蒙惠”。他还要求道众“若为人持诵，犹当持敬存诚，以致斋主之敬，以通信响之诚，庶不致虚受斋供布施，为之祈福消灾，自然有感”。同时，他也对道众念经中不诚的现象给予了批评，严厉地指责道：“如或语言接对，嬉笑谈谐，思念不专，熏秽披诵，不徒无益于斋主，反以贻愆于己身，似此皆然，深宜规戒。”这是告诫道众念经若不诚，不但“无益于斋主”，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戒

张宇初在修道上提倡持戒。戒是道教徒必须遵守的思想行为准则。这里引用《道藏说略》上的一段具有生动比喻性的话来说明戒对于道众修道的重要性。“大约成书于南朝齐梁的道书《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指出，道士有经教而无戒律，就好比要想涉海而无舟楫，有口而无舌，便无缘度入道。”而且在道经三洞十二部分类法中，戒律列在第六类。可见修道离不开持戒。坚持持戒立功就易成仙，《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说：“学升仙之道，当立千二百善功，终不受报，立功三千，白日登天。”从道教信仰和修道的角度来说，守戒就会有神灵护佑，违戒则将招致鬼魅祸患。如《千真科》说：“出家之人，能持三戒、五戒、九戒、十戒，乃至三百大戒等，一戒之中，各有二十四善神之所拥护，天人供养，不犯众恶。有不信戒，众恶故犯，罪结冥阳，却受生堕落盲道。违戒奉戒，得福获罪，不问道俗，至理无偏，其功等尔。”

张宇初所撰的《道门十规》被列为道教戒律类六种的清规一类。《道门十规》对道众修道与戒律的关系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张宇初反复强调戒律对道众行持的重要性。他指出：“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其蓄众之方，先严戒行规矩为要”。既然戒律对于道众修道如此重要，那么，在道众的修道过程中如何来实行戒律呢？张宇初提出了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选择明师。他告诫“其(指道众)初入道，先择明师参礼，开发性地……收习身心，操持节操，究竟经典”。他还具体指出，要“先求岩谷明师，草衣木食之士，开发万法根宗，精励香火，止佩一法、一箓、一职。苟能晨夕炼神养气，修持不怠，与神明交格，言行无慊，何患法之不灵，将之不佑，虽职小法专亦验”。二是选择地方。他规诫道众先要离情舍爱，远离尘俗，“择山水明秀、形全气固之地，创立庵舍，把茅盖头，聊蔽风雨，风餐露宿，水迹云踪……草衣木食，箪食瓢饮……其补破遮寒，乞食化衣，真功苦行，槁木死灰，乃磨励身心，分内之事”。

严

张宇初在管理上强调严。道众学道、修道、宣道、弘道等活动主要是在道观里进行，道观是道教教职人员基本的活动场所，也是道教教职人员和信徒相互联系与沟通的场所。真正献身于道教事业、认真修道者，必须以道观为家。

明初，道观在管理上日益走向衰败，出现了“玄纲日坠，道化莫敷”的局面。张宇初当初撰写《道门十规》，主要是想通过清规戒律的重新制定来肃整道风、改善道观管理不善和清除内部涣散弊端，从而加强对道观和道众的严格管理，达到重振道教的目的，应当说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道门十规》中对道教教职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道观内部的日常工作进行了合理分工，逐步建立完善了职责分明的管理体制。首先，在教职制度上，他对道观住持的推选作出了严格规定，要求“凡名山福地，靖庐治化，丛林宫观，住持之士，或甲乙往还，或本山推举，必得高年耆德，刚方正直之士，言行端庄，问学明博，足为丛林之师表，福地之依皈者为之”。这就对道观尤其是名山福地住持的推选办法，以及住持的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为清理不合格的住持提供了标准和准则，从而为加强道观管理、整顿道风打下了基础。其次，在日常工作上，建立以住持为核心的管理体制。道观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牵涉到道教事务的诸多方面，单靠住持一人之力是很难胜任的，必须建立一支能够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管理队伍。张宇初根据当时道教的具体情况，借鉴全真道丛林职事制度的设置，在住持之下设置了各大职事，协助住持管理日常事务。在厘定职事上，张宇初对担任职事的道众提出了具体而又严格的要求，规定他们“究竟本宗事业，毋贪富贵，毋嗜喧嚣，因而争相仿效华衣美食，广厦细毡，昧公营私，出入骑乘，呵拥仆御，交接权势，以致教化不行，源污流浊，甚则耽迷声色，外饰内乖，不畏香火神明，灵坛古迹，私蓄俗眷，秽亵神祇。”同时对不遵守戒规的，要求“所辖住持，宜闻于有司，处决下山，不得蒙昧阿私。有坏规法，其后进不遵，轻薄之流，不习本宗，惟图顽横，自贻过咎，必宜依律遣断”，给以必要惩处。这有利于整个道观管理层的有序运作和相互监督，从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再次，在财产管理上，设有专门的职事，所有开销支出，“务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指公为私，各蓄私财，互分各据，擅自支遣，务令老安幼怀，香灯不乏，报祀以时，修葺勤谨，赋税预备”。如果发现有谁“欺诳神明，租课淹没，修造不举，祭祀荒违……有乖教法，不惧天理之诛，有负檀施之愿”，方丈将召集众人“查理议罚，计其轻重，甚则更替，轻则罚倍，其数入库公用”。如果各职事之间相互包庇，“尊长姑息不言，暗相护持，邻眷亦宜举行公议，以明去就，惩一戒百”。此外，在科仪道坛上，其设立也必须按规定办理，“如三箓之设，金箓惟帝王可建，玉箓惟后妃可建，黄箓则士庶可建。大小各依分数，不可僭乱定规。一遵太祖皇帝立成仪范，恪守为则”。还有在金谷田粮上，任何道众不得出卖常住土地，各蓄私财。“如钱粮所用不敷，或资于经醮，或借于题注。”也不得借募化之名交结官贵商贾，强人谋为，招惹是非等。由此可以看出，张宇初在道观管理上既注重集体民主，又强调严格监督。这种道观管理体制对于现代道观的管理具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对于当代道教界来说，张宇初的道风建设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在信仰上主张诚，道众就会在内心对所信仰和崇拜的神产生一种尊敬、景仰、爱慕、畏惧的感受和相应的感情流露，一旦内心不诚，就会有罪恶感、羞耻感。信仰上主张诚，长期下去，无疑会坚固道众的道心。在修道上提倡戒，道众就会深深感受到进入道观就不再是生活在世俗社会。清规戒律使道众之间产生了认同感，经过受戒，表示自己已正式成为道观的一员，就得遵奉表示其在道观中身份的标志。由于受戒律的约束，道众的行为就具有程序化，这将有助于道观生活的安定，维持道观活动正常开展。在管理上强调严，道众的行为方式就会更合法度，从而树立良好的道观形象。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道教》2013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