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的龟兹，是西域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因为位居塔里木盆地北沿中间的地域，所以在西域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佛教文化传播方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龟兹王国本身发展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涵。同时，龟兹也和中原王朝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不论是汉朝的西域都护府，还是唐朝的安西都护府，都是位于龟兹国的范围之内，统领着整个西域地区。因此，龟兹无疑是西域地区、特别是南疆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库车发现的魏晋墓葬表明，即使在龟兹与中原的沟通不那么通畅的时期，中原文化在龟兹也已经根深蒂固。由此，汉文传世典籍对于龟兹的记录，是过去东西方学者探讨龟兹历史的主要依据。唐朝安西都护府时期的龟兹，也遗留下来一些汉文文书残片，已由法国童丕（E.Trombert）教授整理刊布，但数量不多，信息有限。

龟兹与于阗相同，是西域地区的一大佛教文化中心，曾经孕育出鸠摩罗什这样伟大的高僧，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贡献至巨。龟兹本地是小乘佛教中心，其宗教语言主要是印度的梵文和当地的一种吐火罗语（龟兹语）。和龟兹的历史一样，此前的龟兹佛教史著作也主要是依据汉译佛典和中原的求法僧记录，但是像玄奘这样的大乘教徒是看不起小乘佛教的，所以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对于龟兹佛教颇有微词，力加贬抑。其实，龟兹范围内出土了大量梵文、吐火罗文的佛典，经典和戒律都有，还有诗歌、戏剧等多种形式，同时还保存有大量佛教石窟、壁画和供养人题记。此外，考古发现的吐火罗语的寺院行政和寺院经济文书也比汉文文书要多得多。

回鹘西迁后，龟兹国并入以高昌、北庭为中心的西州回鹘（高昌回鹘）王国当中，但龟兹回鹘具有某些独立的性质，以至于宋代的史臣把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看作两个不同的地方政权。龟兹回鹘时期，除传统的梵文、吐火罗文、汉文材料外，又多了回鹘文的典籍、文书和题记。回鹘时期的佛教是西域史上佛教的最后辉煌，是多元文化的集中展现。

可以说，龟兹史和龟兹佛教史的研究，是西域史的重点，也是难点。

庆昭蓉著：《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庆昭蓉在台湾大学受过考古学、人类学训练，在巴黎从学于吐火罗语大家皮诺（G.-J.Pinault）教授，系统学习印欧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掌握了欧洲所藏吐火罗语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又与熟悉梵文、吐火罗文律藏的荻原裕敏博士朝夕相处，相得益彰。因此，她能够熟练运用各种语文研究龟兹佛教社会的最重要资料，可以借助汉文典制、文献，解决了一些吐火罗语世俗文书的关键词语和年代问题；同时也把吐火罗语的律藏和汉传律藏相对照，结合当地出土的寺院行政和经济文书，阐明古代龟兹王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深入探讨龟兹佛教寺院的运行情况和发达的寺院经济。

本书就是昭蓉这些年来陆续完成的研究成果。不论在宁静的朗润园研究室里，还是在荒凉的龟兹石窟考察道路上，我时常听她讲解相关的问题，为她的发现和成果感到振奋。我也知道昭蓉异常刻苦用功，这些年中，她走遍了巴黎、柏林、圣彼得堡、京都、东京收藏吐火罗语文献的单位，也在龟兹地区大小石窟留下了足迹。在这部著作之外，她还贡献给学界许多有关龟兹历史，以及有关佉卢文、据史德语文书的研究成果，还是我们三方合作的龟兹石窟题记和出土木简整理研究报告的主要执笔者。我忝为她的合作者，对她的研究没有做深入的参与，现在书稿即成，欣喜若狂。走笔至此，聊作序言。

（附记：本书2017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列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未名中国史丛刊”第9种）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为《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2017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