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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静洁:东西方佛学研究之差:本土观照与他者视域    2017年4月24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基于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的东西方佛学研究在各自的着眼点、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东方佛学研究者立足于本土观照,西方佛学研究者则处于他者立场。

 

研究目的不同

 

东西方开始致力于佛学研究的历史年代差距较大。西方开始佛学研究的时间远远迟于其接触佛教的时间。欧洲人了解佛教最早可追溯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河流域时期(前327年)。其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希腊属地传教(前259年)。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通过中亚学者的引介,对佛陀本生故事颇为熟悉。虽然佛教西传也曾到达小亚细亚,但由于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逐渐被欧洲接受,佛教西传遂终止于此,西方人对于佛教信仰的兴趣显然也随之湮灭。而西方佛学研究始于19世纪初期,至今约有200年的历史。

 

东方佛学研究则可谓既古老又年轻,传统的东方佛学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公元前6世纪佛教诞生及外传开始,两千多年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东方佛教高僧硕学皆注重对于佛教义理的推演。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东方佛学研究则晚于西方,始于19世纪末期,以脱离东方传统佛学研究范式并效法西方为特点。

 

东西方佛学研究者在身份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种身份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其研究目的的不同。东方佛学研究者的身份大抵有两种:信众或学者,故而存在信仰与非信仰双重角度,信仰者注重对佛教义理做出解析和阐释,旨在弘法;非信仰者站在求知的立场,旨在探索真理。但无论是出于自身的信仰或探求真知之需求,东方传统佛学研究者的目的都较为单纯,且大多站在学术、文化的人本主义立场。西方佛学研究者则既包括最初的探险家、传教士、政客、商人,也有后来的学者,情况颇为复杂。起初的研究者多是从非信仰者的角度出发进行“他者的研究”:探险家多半出于好奇,西方传教士将佛教徒视为“异教徒”并试图对其进行改变,商人和政客则出于利益需求等。后来西方列强突然关注东方文化,尤其是在他们眼中尚属于“异教”的佛教,显然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出于发展殖民地的目的,服务于不得不面对的来自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诸方面的需求,其动机显然不纯。

 

研究方法有别

 

此外,东西方佛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侧重点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不同于东方学者多从传统的史学、社会科学、考古学等层面进行佛学研究,西方佛学研究在理论上出现过多次转型,从二战之前的“古典英德学派”(Older Anglo-German school)、“列宁格勒学派”(Leningrad school)、“法比学派”(Franco-Belgian School)三大学派,到二战后德国学者对佛学研究领域“哲学与文献学双轨并重”方法的探索,再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的“佛教解释学”,西方佛学研究一直在进行方法论方面的探索。而这些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对于东方佛学研究也产生了影响,日本佛学研究者首先接受西方理论和方法,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东西方佛学研究的内容也有所差别。传统东方佛学研究偏重于佛教义理,内容较为单一,属于佛教哲学的范畴。这正是基于“本土观照”的结果。西方佛学研究内容则更为丰富、视野颇为宽泛,重视对于佛教史实的探究。对于语言、文学、美术、建筑、音乐、舞蹈、史学、哲学、地理、医药、天文、历法等方面皆有所涉猎。

 

而西方佛学研究的侧重点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正是“他者视域”的具体反映。最初,西方传统观念中所谓“纯粹佛教”的印度佛教研究是西方佛学研究的侧重点,但也仅仅作为“印度学”的附庸地位而存在。二战之后,大量梵文、巴利文经典得以校勘出版,加上中亚佛教文献的出土,以及汉译佛典受到空前的重视,使得西方佛学研究得以摆脱“印度学”附庸的地位,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佛教学”。从以语言技能为核心的佛教文献学的传统佛学研究领域,逐渐向佛教哲学、佛教文化史等领域扩展,辅之以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除了对印度佛教进行研究之外,也重视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等佛教系统的研究,这使得西方佛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研究中心转移

 

随着佛教的东渐以及印度佛教的衰落,东方佛学研究中心转向东亚,中国、日本、韩国逐渐成为东方佛学研究中心。而自西方开展佛学研究以来,欧洲曾长期占据西方佛学研究中心的地位,并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佛学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由于学科体系发生变化以及研究人员流动等原因,欧洲失去了西方佛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与欧洲传统佛学单一性研究方式相比,佛学研究在美国日渐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横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超越了欧洲传统佛学研究范式。美国佛学研究出现新的增长点、新的转机,吸引众多优秀的东西方学者加入其中,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佛学研究者,单是语言方面的优势就足以为美国佛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增添无限助力。美国遂逐渐取代欧洲,成为西方佛学研究中心。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信奉佛教的亚洲移民、侨民及其后裔推动了佛教在欧美的传播,比如:移居法国的东南亚人促进了佛教在法国的传播,移居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地的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等促进了佛教在美洲的推广。但是,佛教进入欧美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在戒律和仪式方面均有所变化。据近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在美国的各种宗教中佛教信众数量增长最为迅速,全美佛教徒或与佛教有所关联的人数已达约400万,规模不等的各种佛教社团组织将近2000个。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加上移民人口、移民地区的不断扩大,东方佛教向西方传播的几率日渐增加。曾经在19世纪末被西方视为“异教”的佛教,如今已然成为“克服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宝贵思想资源;而那些西方人眼中曾经的所谓“异教徒”、“愚众”,如今却活跃在欧美各地的众多佛教团体,日渐成为当代西方佛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他者视域”之于“本土观照”的差别,在于同一个世界中的不同观察者,通过不同的视角进行探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东西方佛学研究者若能互为对方的“镜子”,或更有利于佛学研究的开展。双重“镜像”较之单一“镜像”,具有明显优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照见各种不同的“面相”。东方传统佛学研究与西方佛学研究有机结合,相互印证,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将能推动佛学研究走向更加完善的境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20161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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