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大一统社会的崩溃，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给传入已久的佛教创造了重大历史机遇，佛教从此走出了传统禁锢（如汉人不得出家）状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局面。首先，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并传播开来，人们对佛教教义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扭转了过去视佛教为外来神仙方术的局面；其次，出家为僧的汉人数量增加。然而，也恰在佛教迅速发展之时，中国社会对佛教的态度出现了分歧，夷夏之辨因此而起，成为困扰佛教发展的一个问题。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丰富了先秦以来我国最基本的民族观，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得到了一次真正的检验和体现。为佛教与中国文化实现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春秋战国以来，夷夏之辨向有二说，一为种族之辨，二为文化之辨。前者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民族观。文化夷夏之辨之所以具有开放性，是因为其对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包容态度。其实，这种关于夷夏之辨包容性的议论，即认为“‘化内’和‘化外’可以互相转换”，并不适合于先秦乃至秦汉时期。因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佛教传入并被中国人理解之前，与周边部族文明相比，中原华夏文明在发展程度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故而才有所谓的夷夏之辨，显示出对自身文化的很大优越感：华夏与夷狄之间在文化上只能是一种单向的授受，反之，则是不可以接受的。此外还有一种包容，即夷狄如果接受了华夏礼仪文化，则夷狄也可以视为华夏，晋为中原诸夏之一员。显然，此种包容性，其实也是建立在自身文化优越感之上的。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的文化之辨，虽有容纳异族的胸怀，但是对异族文化则采取排斥态度。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的扩大，当遇到同样优秀的文化时，中国传统的文化优越感便会面临冲击，文化夷夏之辨的主张亦将面临考验。这样的冲击和考验，首次即因为佛教的传入而来临了。历史最终证明中国没有陷入自我封闭的狭隘之中，而是经受住了考验。

在汉代，由于佛教教义不显，混迹于神仙信仰和方术之中，未在社会中引起较大的纷争，只是汉朝政府有禁汉人出家之令。但自汉末魏晋以来，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分子选择接受佛教、信仰佛教。如汉末的牟子，即是当时南方士人中较早服膺佛教的重要代表，他在《牟子理惑论》中为了应对“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之非议，大量引用孔、老之书，以说明佛教与儒道思想不相违背。牟子之后，崇信佛教的汉族士人大批涌现。他们之中，如果不以出家之人言之，仅凭那些在家之信众，在以后的历次夷夏之争中，皆是佛教最有力的护教者。

自魏晋以来，虽然历史上历次夷夏之争皆因代表传统力量排斥佛教而发起，似乎表明当时社会对异族文化的拒斥态度。但实际上却正是通过此种斗争，以及在斗争中不断涌现出的大批护教者，反映（检验）出了社会对异族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以及借鉴、吸收其他优秀文化的宽广胸怀。夷夏之辨思想中的狭隘性日渐泯除，而开放性愈显。

当然，这种在夷夏之辨中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对异族文化的包容和开放，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和取舍的过程。妥协对于佛教来说，似乎并不困难，因为佛教自身即主张方便弘法；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妥协即意味着彻底打破了传统以来的文化优越感，这是需要勇气的。相较于妥协，取舍则体现着智慧。如佛教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与态度，让生活在尘世中的中国士大夫们找到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隐逸世界，并将其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宋明理学正是这种内向超越的硕果之一。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编辑部博士）

（来源：2016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