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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南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实现宗教社会的融合与创新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1月5日

从上世纪初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开始,基督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来自海外世界的影响,中国基督教已经完全有了自我发展和成长的动力和态势。各地方的教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有意识地实践“三自”原则。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治、自养、自传”应该仅是中国基督教得以发展的起点与现实政治、社会条件,而并非基督教中国化的唯一目标。笔者通过商人基督徒群体这一独特的实证案例,来考察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议题的现实状态和处境。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话语还是现实中,基督教和国家之间都在渐趋形成一种建设性的互构式关系。尤其在婚姻、家庭关系与性道德方面,无神论政府与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有高度的共识,甚至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展了合作。然而,政教关系的深层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讨论。最近一些研究开始探讨国家意识形态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趋同,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和所谓的官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发现,这一原则早在丁光训主教领导下的神学思想建设运动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基督教信仰和爱国主义之间本身也存在着相容性。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发现,在政府所主导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似乎也流露着基督教教义中“爱”的观念。笔者将通过这个案例,考察富裕的耶商如何将西方主导的宗教伦理转化为内生的中国道德观,如何运用灵性和道德语词参与到国家主导的经济现代化与全球化中,进而阐明在基层社会以及跨国界过程中展现出的国家与教会间的积极建设性关系。而这正是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顶层话语在现实地方处境中的一个有益尝试。

 

对于中国信徒而言,在本世纪初的沿海发达地区,基督教即已基本形成完全本土化的中国教会文化观念。城市基督徒基于对近期国家领导下的经济现代化的经验和记忆以及所处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常常积极认同国家的话语范畴。在极左时代,信仰基督教被视为对国家的不忠与背叛,因此早期的教会本土化运动不会与爱国主义、民族情操联系起来。然而如今,改革时期的基督教发展和民族记忆及爱国主义想象有着密切联系。当前鼓励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背景使得中国基督徒能够以感性的爱国主义方式公开表达其宗教热诚,而他们的信仰和宗教视野往往超出了国界。对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现实认识,已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本土教会领袖如何看重中国教会和他们自己在全球基督教运动中所处的地位。

 

“作光作盐”——激活现代基督教公益自觉意识

 

兴办基督教慈善事业是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对构建与时俱进的中国基督教伦理至关重要。它涉及到政府、教会以及商人基督徒三个主体。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置适当的政策环境,鼓励基督教参与社会服务,为政府分忧解难,以及如何调动广大信徒参与公益的积极性,并激发他们的宗教公益自觉。相较于普通的信徒,企业家基督徒无疑更为重视慈善公益事业的投入,这与他们的经济实力与实用理性紧密相连。即使是在消费主义、贪腐与过度商业化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也没有失去这样一个机会来展现中国基督教的道德主张与身份。与此同时,作为新富阶层的基督徒也希望为他们新积累的财富寻找一个国家认可的合理、合法渠道。温州基督徒企业家在2008年注册成立的“浙江华福慈善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现阶段的基督徒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其实与他们广泛的企业管理经验有很大关系。作为企业管理者,基督徒企业家必须拥有对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现实认识。要实现企业的发展,他们也必须有能力和办法去激励劳动者并使其保持较高的生产力。这显然并不是只靠拯救劳动者的灵魂就能做到的。在笔者以前的研究中发现,基督徒企业家竞相用《圣经》的原则去管理员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规训自己的员工,要求他们勤劳诚实地工作。一些还在慕道阶段的温州老板已经为自己厂里的每一位员工买来《圣经》,要求他们必须好好学习。老板们高调地提倡基督教慈善和公益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保持了与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工作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老板们在教会的框架下做慈善是为了讨好政府。如果只是为了发展和政府的关系,那么最保险和最方便做的是以自己企业的名义作慈善。而以基督徒企业家的身份作慈善,其主旨还在于强调基督教所向世人彰显的高尚道德形象和对建设和谐社会所作的贡献。这些在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基本都有从事企业慈善的经历(很多在未受洗前就热衷于公益慈善),其中不少人还是新近皈依基督教的。他们对地方政府赈济捐献上的号召都积极响应,在自己的企业内部也经常设立一些基金,帮助有需要的员工渡过生活上的难关。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企业家不仅以自己工厂的名义从事募捐,同时强调在教会的框架下以信徒的身份进行奉献。这实际上对他们构成了经济上的双重负担。对这种行为的合理解释是:他们越发认识到追求“荣神益人”、道德提升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尤其在温州这样一个被俗称为“文化沙漠”的高度商业化的城市。

 

慈善已经演变为企业的一个核心使命,尽管这同时也符合企业家信徒们“用经商去事奉上帝”的理念。现阶段的民间基督教慈善基金会,一般高调宣扬社会公益理念,低调处理其自身宗教色彩,这反映了中国基督教内置的社会服务意识,而这一意识只有在相关制度环境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被激活。

 

在官方话语和民间想象中,宗教从“精神鸦片”转变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道德伦理资源并不是十分久远的事。中国教会还在经历从社会边缘的受迫害者心态向要在社会中“作光作盐”的主流心态与思维定式的转型。在制度建设方面,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教会已经走在最前列,也是最早开始这种心态与自身定位转型的教会组织。一个强调社会精英责任感以及践行“作光作盐”的中国基督教社区已经出现。

 

海外框架下的基督教中国化:连接传统与世界的桥梁

 

谈到中国宗教的文化软实力,很多人本能地会想到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佛教已经被认为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或曰一个成功的宗教中国化案例。人们往往不会设想具有“洋教”身份或面貌的基督教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文化桥梁。然而,随着中国基督徒的全球移民与散布,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因此,也有必要从海外通过观察华人移民基督教的现状,反观国内基督教发展及本土传统与海外世界之间的各种关联。

 

如果把中国化更细化地定义为一个国族认同的框架,我们发现,相比于中国内陆的基督徒将信仰与世俗生活一分为二的看待,海外的基督徒非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保持。对作为海外温州人社会新型“侨领”的温州基督徒领袖而言,就更是如此。他们十分积极地参与祖国的扶贫开发和救灾活动,组织广大华侨华人社团捐钱捐物,并愿与驻外的中国领事机构建立和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相对而言,他们很少在自己的欧洲居留国开展慈善公益活动,这反映了基督徒对祖国的“负担”以及华人传统的“饮水思源”观念。

 

巴黎的温州移民教会牧师希望教会的年轻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因为现在的移民教会已经处于华人社会的主流中,而这些年轻人从小在法国生长,懂法语并且理解法国的文化,可以肩负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使命。正因如此,移民教会也会教他们普通话,甚至温州话,而这种继承也被认为是《圣经》里所提倡的。移民家庭与移民教会的发展常常被与国家传统、国运的昌盛相提并论,这体现了华人移民基督徒们朴素的祖国观念。

 

如何使教会的下一代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持行为的圣洁,这在一个高度世俗化、有高离婚率的社会氛围中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移民教会的策略是通过回归到《圣经》的字面传统中,以及大力提倡在教会内部的结合。这就要求至少夫妻双方要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以使移民教会与移民家庭构成大小两个相互嵌套的同心圆。在温州移民教会中举行婚礼时,牧师和会众都会大声朗读《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几处经句,这些经句强调结婚的重要性和神圣性。而牧师和普通教徒在公开场合和私下谈话中,都表达了对法国社会(包括法国基督徒)自由的性道德的不满,尤其抨击了法国人对离婚、堕胎、同性恋的宽容和过多的个人自由。移民教会的领袖们希望用第一代移民保守的道德观来教化在法国长大的第二代华人,使他们不会同化到“堕落”的法国流行文化中去。

 

毋庸置疑,宗教网络和空间上的联系使得华人移民能够更贴近彼此,不仅在象征意义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无形和有形地都加强了中国的传统家庭模式和价值观。法国社会过于“自由、放纵”的道德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移民教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华人移民教会明文规定在教堂中举行婚礼仪式的双方信徒均不许有婚前性行为。许多教会中的父母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文化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在中国做生意。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上正在增长的经济力量,以及普通话正在成为国际商业用语,许多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周日的主日圣经学校去学习普通话。针对第二代移民青少年的很多教会项目都是以普通话为媒介,无形中传播了老一代移民的传统价值观。

 

另外,基督教之所以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移民教会是一个相对包容开放的华侨组织,教会提供了很多华侨面对面接触和互动的机会,这种信仰实践和聚会活动几乎每天都有,实现了隔代传承包括孝道等家庭伦理在内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可以说,基督教的组织化模式帮助海外华人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移民的特定文化需求与民族认同。

 

通过反思基督教慈善与商业移民的实例,我们看到在社会中践行信仰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实现方式,因此中国化是实现宗教社会融合与创新的一个动态过程。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使其成功嵌入到公共道德与个人伦理领域,并且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搭建中国传统价值与世界商业经济之间的道德桥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来源:2015526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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