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对于此问题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近代基督教来华初期，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具体表现在：由西方传教士管理教会，差会提供经费，传教士担任布道主力。因此，基督教常被认作“洋教”。这种性质使得基督教在华传播步履维艰，加之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冲突，也导致教案频发。故促进作为西方宗教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及文化融合汇通，实现教会的中国化，成为彼时中国基督徒追求的目标。

民国时期，广大基督徒针对如何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纷纷在教会报刊上撰文，建言献策。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前后，教会人士受到强烈刺激，对此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他们的建议大体包括以下方面：在华基督教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与中国社会、文化相融合，实现自治、自传、自养等要求，教会由中国基督徒自治，经费由中国人捐助，不再接受西方差会接济，传教士在布道、管理中处于辅助地位，重在发动中国信徒布道，独自开辟传教区域等。

关于基督教的中国化，彼时基督徒最常用的定义为本色化，并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在报告书中对此问题曾称：“我们所称为本色的基督教会，一方面仍与世界各宗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连续不绝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实在适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王治心在《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一文中认为：“所谓本色教会者，就是改造西洋化的教会成功适合中华民族性的中国教会；这种改造，并不是动摇基督教的真理，不过使中国古文化与基督教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适合于中国民情，而不致发生什么隔阂。”可见，彼时基督徒强调的本色教会是要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以使其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心理。赵紫宸称：“本色的教会，要把基督教和中华古文化所孕涵的一切真理化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底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中国土风，不至于发生不自然的反应。”诚静怡则认为本色教会应注意，如何使基督教在东方适合东方人之需要？如何使基督教事业融洽东方之习俗环境、历史思想与其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之数千年结晶文化？他还称本色教会“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丑号”。对于如何实现本色教会，周风在《本色教会的讨论》一文中提出，本色教会之目的可分为两层：从消极方面来说，是铲除教会中的西洋色彩，以免除外界的疑忌；从积极方面来说，是改良教会的内容，使适合于中国的民族之精神及文化，俾中国民众格外容易进入基督教的门户。但是，彼时基督徒也看到本色教会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并且不能丢掉基督教的本真，仓促应付建设，认为“来一个洋教，勉强戴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的绝对的不是本色教会，也绝对的不是所谓‘本色基督教’”。

民国时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仍存在很多冲突，导致当时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并无好感，故有基督徒对如何增强两种文化的协调进行探讨，以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有基督徒呼吁“利用中国思想、艺术、仪礼、心情，使基督教真理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促其深深潜入中国魂灵中，使其中国基督化”。范皕诲撰写多篇文章比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圣贤的内修功夫与上帝之关系》《中国的伦理文化与基督教》《耶稣圣诞与中国古礼之联想》等，试图从中找到两种文化的沟通对话之路。吴雷川比较基督教经典、儒家经典共同之处，提出：基督教的道理，有一部分用儒书来证明，就可以解除多少遗传的迷信。也有基督徒认为神学与宗教是互相因缘的，故基督教中国化首先应是神学的中国化，而这又要求神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还有基督徒提倡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中国化，须适应中国教徒的阅读习惯，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特别是需要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本色化的著作。对于基督徒阅读最多的《圣经》，张亦镜提出：“圣经及译来之颂主诗歌，于求其恰符原文义外，尤宜字字句句有中国文学上之价值，读之耐人寻味，无不通及强凑的句子，叫外人看见耻笑。”对于有些教徒希望基督教得到中国文化承认，吴雷川在1936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大可不必，称“当此世界一切正在大转变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将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必要同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同有绝大的演进，同存未来的新中国中有新的结合”。

由于基督教来华初期坚持一神论，反对基督徒祭祀祖先，导致出现很多矛盾。此时期基督徒提出在尊重中国文化基础上，对此仪式进行调适。例如，诚静怡在《本色教会之商榷》一文中提出：“近年教会领袖乃议定基督教之敬祖方法，于指定时期，合全体教友前诸茔地，举行纪念礼拜。此种折衷办法，既不与基督教义有何抵触，而一方面适合国人心理。”周风则认为，对于中国自古有之的这种祭祖孝敬的原则，自然应当采取，而且基督徒可取别的仪式来替代。他提出：清明节时，教会于此日，可以鼓励教友修理坟墓，或在坟场举行植树等礼，以代替银锭酒食等祭祀的虚礼。七月十五中元节时，教会于此日，可以举行父母子女同乐会，以促进恩慈孝敬之义。这种在祭祖上的变通方法，既可使民众不再误会基督教不重视孝道，也把中国文化和思想加入基督教本身之中。

因彼时民众视基督教为“洋教”，对其并未认同，故有基督徒建议基督教中国化应刷净教会中的西方性质，摆脱在华基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例如，周风认为要铲除西洋色彩，需要使各教会机关一律取消外国的国名，一律不用外国国旗，教会不承受领事裁判权及任何外国的保护；应当使教会公认教会的财产是教会的，不是属于任何国家的，从而务使民众不把基督教与外国联想在一处。

对于如何改革和建设中国化的教会，沈亚伦在《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一文中曾指出，有基督徒主张建造礼拜堂，要改为中国古式；基督徒唱诵的诗歌也要改用中国调；在礼拜时则模仿佛教，可以供香案，燃点香烛，跪读经文。还有基督徒提出在教堂中悬挂中国书画，对于丧葬礼节，鼓吹顺从普通俗尚，恢复祭礼。也有基督徒提出中国化教会改革必须注意两方面：一方面要不妨碍基督教的真理和精神，一方面要研究民众的文化习尚。但对于基督徒违背一神信仰、一夫一妻规定，进行赌博、吸食鸦片、买婢置奴等活动，坚决不能允许。

当时基督徒对于教会自立特别重视，认为这是解决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关键，大体包括自理、自养、自传、自修等。贾玉铭在《中国教会之自立问题》一文中强调：“是以我国教会，一日不自立，则一日不能完全奋发，一日不将洋教之意味，从人心理中泯除，则一日不克完全推广而发达，故就外人心理而论，此自立教会一端，亦迫不及待也。”当时很多基督徒对如何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因中国教会极为缺乏经费与人才，自治尤难实现。因此，彼时基督徒特别提倡培养中国本土的教会人才，有基督徒建议：“教中之牧师与各职员，亦当熟视会中之教友，有堪任教会之责者，留意栽培训练，俾以服役教会为荣为乐。”还有基督徒提倡自治应当培养教友之责任心，栽培高等之教会领袖及增高教友之道心程度等。

因中国基督徒本身捐献有限，教会经费多靠西方提供，故如何实现教会自养也是基督徒关心的问题。有的基督徒建议教会中的牧师应鼓励基督徒多加捐献，说明自养的重要性，养成捐献习惯。还有基督徒建议教会宜实行什一之捐输；各堂通力协助；预筹自立基金；兴办实业等。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经费大为减少，中国基督徒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0年发动的“五年奋进布道运动”中特别提倡“受托主义”，意图使基督徒有强烈的奉献意识，愿意将生命、财产、光阴以及一切为教会所使用。此外，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初期是布道的主力，中国布道员只起辅助作用，而一般基督徒甚少有主动布道的意识，但此时期仍有不少基督徒呼吁发动所有中国基督徒进行布道，实现教会的自传。

然而，受财力、人力等种种条件限制，民国时期大部分中国基督徒虽然呼吁中国化，也看到了基督教在华传播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将他们的呼吁完全落实到教会改革实践中的基督教派却不多。当时在华大部分教派始终存在对西方差会的依赖，真正的本土教派还是少数，这也是基督教未在民国时期实现中国化的关键原因，这一目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才得以完全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年运动与1930年代基督教中国化研究”（17CZJ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2019年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