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神学思想建设”倡议提出20周年。20年前的1998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会议上，丁光训主教首次提出要加强“神学思想建设”，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此后，中国基督教把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作一项工作任务全面推进，20年来经过不断的努力，结出不少果实。

一、 基督教神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谈论中国基督教的所有问题，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中国基督教的神学问题。神学对于基督教来说，尤如高科技中的核心技术，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中国基督教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在国际基督教界拥有一席之地，必须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那就是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神学思想的导向决定了基督教向自己的信徒传播教义的导向。神学思想能否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直接影响到基督教的信徒能否与现时代相契合、相适应、相协调。纵观历史，任何一种神学思想的产生都是顺应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顺应时代精神的神学也会被大多数信徒所接受、所理解，成为其信仰的力量源泉和社会行为的指南。

众所周知，在几种外来宗教当中，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最短的。在1949年之前，它是外国差会的子会，不仅在组织上、经济上受外国差会控制，传教工作也多由外国传教士担任。这些外国传教士大多抱着强烈的西方民族优越感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正如吴耀宗先生在《中国基督教的时代悲剧》（1948年）所指出的，“中国基督教的信仰与思想几乎就是美国式基督教的翻版，”它是“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的，奋兴式的宗教。”中国教会被称为“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并没有中国化。这样的教会大都是移植外国的或者确切地说是西方神学，神学思想的解释权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中国人只是学习和观摩，领会而跟随，被动甚至被强迫接受西方神学思想与观念，根本谈不上中国神学。虽然有几位中国基督教的有识之士或高层人士提出过一些论述，做出过一些探索，但那只能说是他个人的神学思考和学习心得，还谈不上能够代表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的基督教大多时间挣扎在如何向中国人传教或者说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神学思想的努力上，当时神学在中国的现实可以预见中国基督教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实现了“三自”，最大的成就就是甩掉了“洋教”的帽子，改变了“洋教”的形象。吴耀宗先生曾经希望应该“发扬耶稣福音的宝藏，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后来丁光训主教进一步提出“自传要传好，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但是从“三自”到“三好”依然存在一个“自传”传什么的问题，传中国自己的神学思想？还是传外国的神学思想？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近70年，在中国传播的神学依然可以见到新中国成立前神学思想影响的烙印。这种状况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内的异质性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出现冲突的现象。比如，在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仍然会听到关于“听神的上天堂，不听神的下地狱”之类的“天谴论”。再比如，有些传道人、信徒喜欢讲的一个话题是，现在社会上的罪恶好像挪亚时代的罪恶一样，说明主马上就要再来了等等之类的“末世论”。还有些传道人、基督徒只注重信仰与信心，却忽视了诚实、正义、爱心等社会公德与伦理的构建。再就是时不时地能够听到“听神的不听人”的宣扬，不强调“顺从在世掌权者”，制造教会与政权的对立，混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致使信徒在“好信徒”与“好公民”立场的选择上出现困惑甚至精神分裂。这些过时的或者是不适当的神学观点，不仅影响了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健康发展，还会破坏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与社会其他大众的和谐相处。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教会领导人果断地提出了神学思想建设的举措。目的就是为了以引导的方式来清除这些消极的神学思想，建立积极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圣经整体信息的神学思想。20年来，中国基督教努力探索，不断推动神学思想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神学思想建设的内涵与目标还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空间，建设成什么样的神学还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这就像体育比赛，提出了进行“足球比赛”的概念，但还需要讲清楚是“世界杯赛”还是“欧洲杯赛”，或者是其他什么赛。你可以说“世界杯赛”也是足球比赛，但是“世界杯赛”这个名称明确标识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比赛，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拿世界杯！更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一个“中国梦”，而不是“美国梦”，“中国梦”明确标识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追求富强的宏伟目标！由此推论，神学思想建设也需要一个明确的标识来涵盖建设的目标，来凝聚各方面努力的力量。神学思想建设要结出一个让大家喜爱、有中国特色的果子。

二、 神学的性质与重要性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国外的神学思想流派很多。但从历史断代来看，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神学已经从神秘的玄学走向公开的现实。比如古代教会的基督教神学家往往都是主教，中世纪的神学家则往往是修会人士。当时神学被视为一种思辨性的、理论性的科学。后来的宗教改革家则更强调神学的实践性，比如马丁·路德。之后，神学体系建设也越来越以信仰实践为导向，也就是说强调现实的实践。

神学的重要性在于：一是为真理作演绎或归纳的定论。比如基督教中被视为真理的内容，大都是靠推演与演绎两种方法得出的。归纳法就是从一大堆的真理中找出其中的细节，将之分门别类成为定论，比如“神是爱”论等，再用“演绎法”回到细节中去，为信徒的实践起指导作用。二是为真理作定准化或正典化的定论。基督教中被视为真理的内容经过系统化成为多种定论，这些定论需要加以定准，以便给信徒使用，成为信徒生活与信仰的准则。三是为真理作伦理化的定论。以便使信仰与信徒的生活不能脱节。基督教中那些被视为真理的内容并不是空谈式的说教，而是信徒处世与待人的伦理准则。神学就是把这些内容伦理化，作为信徒生活的导引。

由此可见，神学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对信徒在信仰上的引导和生活实践上的指引，以及处世伦理上的教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神学会对信徒的信仰和生活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

结合本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提出不同神学思想在国际社会并不少见。在此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韩国的民众神学。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当时韩国的时代背景：一是日本人的占领和统治，二是出现了一个亲日本的政府。许多人民的人权被剥夺。为获得民族独立和反对军人独裁政府，韩国的基督教会带领民众，把耶稣当成被压制、贫穷困苦者的弥赛亚，在许多教会会议中发出的宣言，一方面批评军人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为社会正义申言。所以韩国的民众神学是一种从本身处境中建构出来的神学。它包括了韩国近几百年的历史和独有的文化，因此能够针对韩国社会的实际和切合民众的需要。

韩国民众神学的诠释方法也值得我们思考，这就是从圣经中寻找根据并对之加以符合时代要求的阐释。例如：一是它选择适合的经文，尤其是那些关于耶稣、使徒、先知与群众在一起的经文；二是解放的因素。不只是注重灵魂的解放，并且注重人在社会中如何得着解放，主要是针对当时受日本人压迫的现状；三是代入式的解经，按着本身的处境（政治、经济、文化等）中来诠释经文，把经文应用在当时的处境中；四是要求民众的参与和行动，向民众说明经文的时代意义，并要求民众跟随信息来行动。

再看看拉美的解放神学。它的产生也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拉美产生的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是拉美大陆革命形势高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背景中的产物。它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未来的社会要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社会主义才是拉美的出路。这种神学思潮，既引起了美国五角大楼的关注，也引起罗马教廷的批判。当时任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的拉辛格（即前任教皇本笃十六）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宣称，拉美的“解放神学”具有“异端”思想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如撤换一些主教等，使解放神学运动一度走向低潮。后来双方各自做出了妥协，解放神学在教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解放神学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结合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神学的一些核心理念，比如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思想去类比“原罪”，甚至认为发放圣餐、实行财产共有以及与上帝相结合的宗教共同体，类似于共产主义，而争取社会正义的解放运动就是“救赎”的过程；二是区分了“非正义的暴力”和“正义的暴力”，建立上帝之国与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是一致的；三是主张“教会不是中心”“没有与人建立起恰当的关系，就不可能与上帝之间有恰当的关系”，因此，应建立“走向人民的教会”，首先是追随耶稣走向穷人，高扬“穷人优先”的旗帜。

应该指出，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性的差异，解放神学的倡导者古铁雷斯就明确提出，他们认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而且，解放神学从“穷人优先”到“穷人的教会”，并非是朝着“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而是去增强穷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核心目标是“赋权”，即权力再分配。

以上两种神学思想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有共同的特点：一是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二是都对圣经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解释；三是都具有贴近大众的特点。

三、 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对于基督教如何在中国实现中国化，基督教界和很多专家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建议，比如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单谓祥牧师曾经提出“华夏神学”，香港的梁燕城博士提出“彩虹神学”等等。笔者个人觉得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是对基督教神学中国的积极探索。

笔者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主要基于如下几个考虑：一是要符合时代的鲜明特征，中国当今社会的鲜明时代特征就是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各宗教信徒在内，都要做出自己的贡献。二是党和政府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宗教，都在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进步的阐释。三是宗教关系的和谐成为处理五大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明确把宗教关系和谐做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关系之一。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构建积极健康的5个方面的宗教关系，即宗教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顺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符合时代的要求，是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突破点。四是必须符合圣经的基本要义和中国的传统特征。

那么，构建“和谐神学”有什么圣经根据呢？可以看看圣经的有关论述：

在圣经中“和谐”又常被称作“和好、和睦或和平”，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常被称为是“和平的福音”（徒10：36，弗2：17）或是“和好的道理”。（林后5：18－20）和睦是人类社会的远象。

圣经存在着大量的伦理道德教训，比如：耶稣主张宗教上的敬虔应首先做到的是“与他人和好”“爱人如己”“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诗篇的作者更把这种和睦关系上升到信仰的美德之中，“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133：1）

圣经强调“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箴：20）基督教有一个很好的信仰要求，叫做“做光做盐”，马可曾解释盐的作用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可9：50）保罗也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西4：6）使徒保罗提出“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的主张，并提出“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12：18，14：19）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主张“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来12：14）

基督教不仅可以通过圣经的教导和伦理道德给人们带来帮助，它更是人们心灵的慰藉，通过爱心、信心、关怀、忍耐和希望，给人的心灵以向上的力量。

丁光训主教指出：圣经以“和好与立约”为中心信息。他还说：基督福音之所以是福音，不在于它承认有一位上帝，不在于它肯定一个彼岸世界，不在于它指出人是有罪的，是无能的。这些还不是基督教，还不是福音。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是在于它宣告：这位神是爱，这位神要人同他和好，也要人与人和好，为此，这位神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开启了和好的门。“和谐、和睦”“和好”是十字架的主旋律。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是万有之主，他用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他是和好的源头，他正在把和好的种子撒向世界。他要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他又说：基督福音和基督教神学主题，只能是上帝和人类在基督里得以和好，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林后5：18－20）所以说，神人和好、人与人和好是圣经的主题，也是基督教神学的主题。以上是丁光训主教的论述。

从全部圣经的要旨看，人类间的和平，民族间的和睦共处，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人当努力达到的远象。由此可见，基督教是一个十分注重“和谐”的宗教。要深入挖掘圣经等基督教经典中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积极内容。

进而，加上“中国特色”有什么考虑呢？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宗教的影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为贵”，讲宽容宽厚，讲和谐和平，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特性。比如《礼记·礼运》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用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和谐社会理想的经典表达。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讲“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他所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等等。这种讲究“和谐”的民族特性也渗透到我国各宗教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在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树立了我国各宗教崇尚和谐、褒扬和平的形象。

而在当今中国，最大最突出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其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及浸润中国基督教。

因此，结合圣经的基本要义、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和当下时代特征，倡导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对于完成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促进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于基督教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的重要意义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是我国国情、当今时代的需要。中国教会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现在又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国家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国情也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基督教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神学思想。中国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教会也要建立与国情、时代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能够充分弘扬基督教教义中和谐、友爱的丰富内涵。这些内涵的挖掘和发扬，能够促进基督教内部的和谐、促进基督教与其他宗教间的和谐，促进基督教与全社会的和谐，最终促进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好地相适应。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更重要的目的是有利于正确地引导广大基督教信徒的信仰和生活操守。中国特色和谐神学，能够引领一种为我国社会增加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发挥他们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能够明确地标识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特征。中国特色和谐神学可以此为神学思想建设树立明确的建设目标，标识其鲜明的中国特征。同时也有利于在国际上开展交流，并在国际神学界树立中国神学的一席之地。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进行文明交流互鉴。

总之，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是基督教实现中国化的突破口。中国的基督教界，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和社会氛围，凝聚共识，攻艰克难，破除禁锢，开拓创新，推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成果，培养出一大批神学思想大家，把神学思想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一个更高的水平，抓紧完成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神学。

（作者刘金光系《中国宗教》杂志社社长）

（来源：《中国宗教》2018年第12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