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说明这一理论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理论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的理论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主线是新时期中国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其历史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宗教，其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其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其理论主体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宗教基本问题上，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规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又有所发展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风貌。

第一，在宗教本质问题上，由“政治论”提升为“历史论”。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批判社会的现实需要，对于宗教本质的揭示侧重于政治角度。他们认为，宗教不仅仅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异己力量。同时，也是国家本质的异化。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多维度审视宗教的本质。毛泽东是最早提出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说：“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1982年，中央1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奠基之作，提出了宗教的四要素，即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文件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也是从历史角度来认识宗教本质，他强调既要看到宗教的意识形态属性，也要看到宗教的文化属性。他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是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总体来看，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更综合、更立体地看待宗教，对宗教本质的认识更趋向于历史角度，超越了简单的宗教意识形态论，也超越了单向的宗教文化本体论。

第二，在宗教根源问题上，由“线性论”发展为“系统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认识宗教根源的方法问题，他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宗教根源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发展全面的过程。初期的认识是一种线性认识方式，如将宗教的自然根源对应原始社会，而宗教的社会根源对应阶级社会。而且，社会根源的核心是指阶级根源。这样的认识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消灭了阶级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宗教还有存在的根据吗？1982年中央19号文件明确地指出，虽然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灭，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宗教存在的其他根源，宗教消亡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存在的必然性问题。宗教的社会根源包括阶级根源，但是并不限于阶级根源。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根源的认识自新时期以来有了新的发展，从简单、线性地认识宗教的根源，拓展为系统地全面地认识宗教的根源。

第三，在宗教价值问题上，由“一点论”改变为“两点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宗教的价值有两重性，但在具体主张上更强调其消极性。1982年19号文件总结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变化，指出：“在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我国各种宗教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坚持了客观全面分析宗教的价值。2001年12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宗教作用的两重性问题。他指出，“由于宗教的这种群众性，宗教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很大破坏作用。关键看能否有效地管理和引导宗教，减少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和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都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遵循从两重性角度认识宗教价值的基本原则，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刻理解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同时，更加重视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200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分析“宗教与文化”问题时指出：“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丰富了传统历史文化宝库；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学，影响着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完备的宗教伦理，强化了某些道德规范的功能；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装点了千姿百态的艺术殿堂；风景秀丽的宗教圣地，积淀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源；内涵丰富的宗教礼仪，演变为民族风情的习俗文化。”

第四，在宗教历史问题上，由“时间论”调整为“形态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宗教所依附的现实基础和人的异化角度分析宗教的历史问题，更多从哲学层面来论述宗教的消亡条件，强调其消亡的必然性。如马克思在《致阿·卢格》中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而中国共产党更多从社会层面来论述宗教的历史，更多地重视其存在的长期性，认为宗教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自然的历史过程。1982年19号文件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自然消亡。”2000年12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由此，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重心不是关注宗教消亡问题，而是宗教的具体历史形态。如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宗教问题，他说：“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

第五，在宗教关系问题上，由“适应论”扩充为“和谐论”。宗教关系的核心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简称“宗教适应论”）和“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简称“宗教和谐论”）。宗教适应论是途径，宗教和谐论是目标；宗教适应论侧重定义关系，宗教和谐论侧重描述状态。这两个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关系理论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和全新发展。1990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人士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相适应”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宗教问题著名的“三句话”：“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相适应理论提升到基本政策的高度，并明确了其理论地位、主要依据和具体内涵。这次会议是宗教适应论提出的标志。宗教和谐论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它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宗教适应论的理论延伸和发展。2006年7月，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五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宗教关系”作为五大关系之一第一次正式提出。2006年，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标志着宗教和谐论的提出。

十八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宗教适应论和宗教和谐论上又有新的理论发展，更加强调由内而外的治理结构，重视发挥宗教的主体作用，深入研究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内生资源和内在机理。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还在具体的引导战略方面，提出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大方向。习总书记认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关于宗教基本问题的理论是对于宗教规律的揭示，是完善宗教政策和引领宗教工作的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宗教基本问题上的理论创新，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运用和卓越创造，是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作出的新的理论回应、重心转移和范式转换，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时，也为分析宗教问题、发展宗教理论提供了范畴工具和理论框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2016年6月14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