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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萍:让世界听懂中国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5月3日

 

杨桂萍(中)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调研(杨桂萍供图)

 

48日,由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讲好中国故事专家学者、文化交流使者研讨班学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让世界读懂中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要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各种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交流,更好地把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中国展示给世界。

 

座谈会上,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杨桂萍作为专家学者代表,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发言。

 

杨桂萍现为中央统战部宗教工作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2015年入选中宣部讲好中国故事专家学者团队,多次参加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活动。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前,她应邀参加赴埃及学术访问团。她还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通过多种形式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才能讲好民族宗教领域的好故事?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杨桂萍。

 

讲好中国故事,对谁讲?

 

记者: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对谁讲,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桂萍:对有影响力的学者、官员和宗教人士讲,也对有潜在影响力的青年、学生和大众讲。2009年到2010年,我申请到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的经费支持,到英国牛津大学做了为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在牛津大学,我应邀举办了3场学术讲座,有两场是英文学术报告。对我来说,那3场讲座在为讲好中国故事做准备。

 

2015年,中宣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部分高校,选拔了几十名外语较好、有对外交流经验、在专业领域有一定成绩的专家学者,打造讲好中国故事的专家学者团队。我是民族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代表。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接触最多的还是专家学者。跟国际同行学者交流时,我们注重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无论学术研讨会还是学术讲座,我希望国际学界客观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宗教学研究有机会接触到宗教人士,有些知名的宗教人士在他们国家的社会影响力很大。我们与宗教人士座谈交流,努力消除由于西方媒体不客观的报道所带来的误解,也要消除过去因缺少直接的交往交流而产生的隔膜。

 

记者:今年1月,您应邀访问了埃及,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杨桂萍: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东三国前,我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的学术访问团赴埃及开罗开展学术交流。我在开罗大学参加了和而不同、和中共进:中埃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学术研讨会,还随访问团到埃及的国家翻译中心、最高文化委员会及国家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访问。在交流过程中,埃及学者提出,希望引进中国的资金、技术以及好的管理经验。他们还提出要翻译当代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借鉴中国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经验。当代埃及希望找到一条既保留传统文化精粹,又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我们了解到,埃及一些年轻人正在积极学习汉语,希望毕业以后能进入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工作。因为中企收入好,管理经验丰富,发展空间更大。

 

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受到,当今国际社会有倾听中国故事的需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因此,我们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讲好中国故事,除了走出去请进来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杨桂萍:是的。把国外有影响力的学者请到中国,通过他们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信息,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途径。近些年,我们有机会邀请一些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参会,有时也带他们到相关政府部门和宗教团体访问,使其可以了解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领域的真实情况,回国后客观介绍中国。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项工作。

 

讲好中国故事,讲什么?

 

记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讲什么。出去访学交流,国外的民众问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杨桂萍:访问的机构不同,交流的对象不同,听众的背景不同,提问的问题也不一样。我记得在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一位物理学教授说他对道家的思想与现代量子力学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伊朗的一位大学教授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也有人问及中国研究宗教的学者对待宗教的态度;还有人会问我中国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以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我都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尽可能减少偏见和误解。

 

我们与学界同行探讨穆斯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用中国哲学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中国穆斯林如何协调教法与国法、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用性命说阐释灵魂观等。总之,不同背景的人关心的问题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

 

记者:您出去做讲座时,都会讲什么内容?

 

杨桂萍:针对不同的听众,我一般会设计不同的讲座内容: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有不少华人,伊斯兰教与儒家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重要。我会讲伊斯兰教与儒家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这些经验可以供当地华人与马来人借鉴。欧美学界希望了解中国民族宗教的现状和这一领域的研究及出版等情况,我会结合自己的实证研究,讲述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历代政府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的经验,以及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的研究现状。

 

记者:在讲座之后,您会得到什么反馈?他们会不会认为,您讲的内容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有所不同?

 

杨桂萍: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我讲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穆斯林学者如何用无极、太极、理、气、阴阳五行来阐释伊斯兰的教义、教理,如何用仁、义、礼、智、信诠释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如何用修身、明心、尽性诠释教乘、道乘和真乘时,国外的专家学者对此很感兴趣。再比如谈到女性地位的提升问题,我会介绍中国不仅有女教师、女干部、女企业家、女科学家,中国伊斯兰教还有清真女寺、有女阿訇(女性宗教教职人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地方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古兰经》诵读比赛,获奖者中有女性穆斯林选手。

 

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我本人切身感受到我们国家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为女性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和制度保障。在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方面,中东和南亚需要向中国学习。

 

对外交流时,我也向国际社会宣讲中国政府处理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成功经验,宣讲中国文化温和宽容、中国宗教和谐共生的传统,宣讲中国各界精英以和平手段化解冲突、缔造民族宗教和谐关系的智慧,介绍中国1亿多宗教信徒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这些为国际社会化解民族对抗和宗教冲突提供中国经验,为中东国家处理宗教与现代化关系提供借鉴。

 

记者: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强对话,化解分歧。武力和零和思维不是解决之道,而东方智慧能化解冲突。您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东方智慧,您认为,东方智慧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桂萍: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现象背后,有其统一性。中国各大宗教,无论信仰多神,还是崇拜一神,劝善戒恶是宗教的一项重要功能。神道设教,宗教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发挥积极的社会教化功能。宗教界爱国守法,政府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平等对待各大宗教。明清时期很多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寺院的万岁牌,都是宗教界爱国爱教的体现,也是政府保护宗教的明证。

 

当前,中国政府引导宗教界发挥积极功能,引导外来宗教坚持本土化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应当充满自信地对外宣讲中国政府治理宗教问题的成功经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宗教现状的了解和理解。

 

我们说的东方智慧,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的互补关系,倡导中道、理性、宽容,鼓励多元、合作、和平,反对排他、极端、狂热,禁止分裂、对抗、暴力。它为国际和平与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需要弘扬中华文化中有利于和谐、有利于凝聚人心的正能量和积极的价值观。

 

这几年,我和学生一直在做伊斯兰教文本思想的研究。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伊斯兰学者在把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文献翻译成汉文的时候,不仅引用了中国哲学的概念、术语、思想,还做了一些取舍,让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更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这是伊斯兰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经验,也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鲜明的地域及民族特征。

 

讲好中国故事,怎么讲?

 

 

杨桂萍(右二)在2014中国·马来西亚伊斯兰文化交流会现场(杨桂萍供图)

 

记者:现在,很多人呼吁,我们不仅要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而且要让世界听清中国声音。在民族宗教领域,您认为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清中国声音?

 

杨桂萍:对专家学者来说,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有深厚的学术修养。学术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所在,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学者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其次要了解国际学术话语。东西方对少数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宗教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西方制度化的宗教与中国非制度性的宗教存在差异,西方的宗教自由与中国的信仰自由亦有不同,用西方宗教的概念和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我们在掌握话语差异、有针对性地讲故事的同时,需要建构一套具有自身特点、反映自身内涵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当然,这项工程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记者:您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杨桂萍:讲好中国故事,要客观理性,要实事求是;不夸大成就,不回避问题;要直面现实,真实客观地讲述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承认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承认诸多复杂因素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发展程度尚有较大差距。但同时也要强调,中国政府尊重文化差异,也正在努力缩小发展差距。

 

记者:对外传播时,需要讲究方法。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

 

杨桂萍:2012年,我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中国伊斯兰艺术》。这本书通过宗教艺术的视角,介绍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伊斯兰艺术,阐明中国伊斯兰艺术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教派的、性别的多样化表现形式,以及中国穆斯林审美取向的主体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这本书反响不错,欧洲有教授专门撰写过评论文章。

 

讲好中国故事,要打动人心,艺术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它可以跨越民族、地域和信仰的界限。印度的泰姬陵和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它们外在的艺术风格差异很大,但在对人们情感、心灵的陶冶和感化方面,其作用和效果是一致的。

 

记者:语言是一个桥梁。很多学者由于语言的限制而不能游刃有余地讲好中国故事。您是怎么学好英文的?

 

杨桂萍:以前,我英文不是很好,尽管阅读、听力没有问题,但口语和写作是短板。十几年前,我在美国访问期间,做学术报告只能请人翻译,深感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回来后,我就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业余学习英语。在牛津大学访学时,我听了几十场学术报告。这些年,我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要用英文撰写发言稿,英语水平在实践运用中有了提高,但还需要继续努力。

 

记者:中国传统研究注重考据、历史梳理,但您近年来花了很大力气来做文本研究,为什么要这么做?

 

杨桂萍:我们学院的老师重视实证研究和文本研究,与国际学者交流时,我们也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文本研究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种细致、深入、系统的研究让我们受益良多。在我看来,文本研究、思想研究、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及理论研究都很重要。

 

记者:您对未来讲好中国故事,还有哪些期待?

 

杨桂萍:我对讲好中国故事有三点期待:一是加大培养力度,建好用好五支队伍;二是发挥专家优势,建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是创新保障机制,拓宽信息渠道,助力专家学者讲好中国故事,报国圆梦。(《中国民族报》记者王珍)

 

(来源:2016422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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