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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学的创立与中国佛学源流——访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常务副院长会闲法师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7年2月10日

 

 

佛教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显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作用和成就。那么,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了探寻中国学人的佛理探究与人生修行之路,记者就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佛典的翻译与诠释、僧伽教育与人生修持等话题采访了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常务副院长会闲法师。

 

 

 

观音文化与普陀山佛学渊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在佛教界具有重要地位,也吸引着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请您简要介绍普陀山佛教文化的历史与近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会闲法师: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采访。普陀山历史非常悠久,但与佛教文化发生交融的年代是在大唐。863年(咸通四年),日本僧人慧锷第三次来中国,参访佛教圣地。这一年,他到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到中台精舍得一尊观音菩萨像,妙相庄严,欲带回国供养,让其国民沾福。道经四明(今宁波)出海,航过昌国(今舟山)马秦山(朱家尖)石牛港莲花海,遇礁不能动,锷及同行人望潮音洞而祷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说完,舟即浮动,慧锷于是以观音像安置于洞侧张氏家,张氏舍宅供奉圣像,称为“不肯去观音院”,是为普陀开山供佛之始。

 

20世纪,普陀山中兴第一人是妙善长老。长老数十年来呕心沥血,规范普陀山坐禅念佛、教观天台之遗风、整肃沙门清净威仪的道风;规范佛事制度、水陆等家务佛事,包括开坛放戒的重要法会;修复了三大寺、二十余座庵院茅蓬,创办了普陀山佛教颐养堂、普陀山佛学院、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及《普陀山佛教》杂志、《正法研究》学术年刊,接办了普陀山文物馆,倡修了《普陀洛迦山志》,创建了南海观音铜像、普济医院、正法明如来铜殿及洛迦山妙湛塔,修建了伴山禅院、圆通禅林、法雨寺大雄宝殿等项目。妙善长老一生爱国爱教,布衣蔬食,自奉甚微,一切供养收入悉数用于建寺育人、赈灾济困、造福地方。从1984年起,他还先后出访美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其在海内外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对弘扬佛教文化、促进祖国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一代宗师。之后,道生长老继承妙善老和尚遗愿,承办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使普陀山为全世界佛教界所瞩目。

 

现在普陀山佛教事业在道慈大和尚的带领下,正由传统香火兴庙向人文教化的文化兴教方面提升,观音信仰正以文化形态为社会大众所认同,时代与社会正呼唤信仰回归、文化繁荣、道德重建。观音信仰契合了人类对和平、进步和发展的要求,普陀山“观音法界”项目的建设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巨变。“观音法界”是以展现观音文化为主题,集朝圣、体验、教化功能于一体,集观音菩萨信仰和观音文化之大成的观音博览园。

 

《中国社会科学报》:普陀山早已成为观音文化重要的符号和象征,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还专门成立国际观音文化研究中心,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观音文化与普陀山的渊源与流变?

 

会闲法师:普陀山作为观音信仰的道场,其文化特色和亮点就是观音文化,如前面所述,其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国际观音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和目标是推进观音文化、观音信仰、观音精神,努力使普陀山成为观音文化、信仰、朝拜的中心。本中心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院长道慈大和尚带领和支持下,由本人以及两位副主任——西北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和本院的湛空法师一起承担了《观音文献集成》这么一个耗时长、费力艰的文化工程,唯所企望者,是为国内外修行观音菩萨法门的人士提供一批便于利用的文献汇集,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繁荣尽一份绵薄之力。

 

创立中国观音学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是国内僧伽教育重镇。请法师介绍一下该学院在学术研究及交流方面有何特色?

 

会闲法师:首先,我们编纂了《观音文献集成》。观音文献的出版与流通,是我们普陀山和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的特色,也是将来观音法界的软实力和王牌所在,同时还是让国际友人了解我们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观音文献集成》的作品遴选,基于中国观音文化的立场,出于中国观音学的视角。第一,它所关注的是观音菩萨经典,相对来说这更贴近大众心灵,这对推动观音文化的传播功不可没。第二,在致力于搜罗中国优秀的观音研究文献之外,也要搜罗过去200多年来欧洲与北美,以及日本近现代观音研究的标杆性作品,同时也包含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科学与理性是西方佛学研究的基本精神,这就使得《观音文献集成》的作品遴选,具有了与东方世界古来传统迥然有异的现代精神含义。第三,收集观音疏注、宝卷,也兼收碑刻等非文本史料,不仅收录其他观音文化体系中各朝代学者和艺人的观音著作以及说唱作品,还包括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楹联、题匾、绘画、雕刻、梵呗、书法、摄影等,务求文献集成的完整。目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观音研究文集汇编》(大约有300万字),钜细靡遗收集了观音研究复杂且辉煌的各个面向,为研究观音学和观音文化提供了最详细的收集版本。我们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观音慈林集》《观音持验记》《观音戏曲集》;和上海中西书局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心经注》《观世音经笺注》《高王观世音经笺注》《妙法莲华经句解》等书籍。另外,国际观音文化研究中心还在原有藏书的基础上,新收录观音文献典籍100余种(套),涵盖了观音信仰在我国及周边各国的传播史以及相关事迹传说,为下一步编撰《观音文献集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创办《普陀学刊》。我们以“提升普陀山在国内外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继承普陀山深厚的佛学渊源,开拓共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新局面,为学院成长为教学科研综合性高等学府进行探索与研究”为目标,创立了《普陀学刊》佛学期刊。据本人所知,国内还没有一本佛学期刊是国家核心期刊,包括中国佛学院的《中国佛学》(《法源》前身)和广化寺的《佛学研究》等。我们的定位与目标,就是要把《普陀学刊》打造成国内以及国际的核心期刊。

 

再次,出版普陀山佛学丛书。《巴利语—英语词典》《梵英词典》《混合梵语语法与词典》《实用巴利语语法》等佛学工具书陆续问世;梵本、巴利语文献出版,比如《林藜光集:梵文写本诸法集要经校订研究》《巴利语读本》等。注重巴利语佛学的领域,这也是我们学院的一大特色,比如出版了《叶均佛学译著集》。学者叶均居士三本佛学译著,版本众多,常见的有中国佛教协会20世纪80年代内部印行的册子,我们此次重新核校出版,在中国学术界填补了研究南传佛教的空白,也为日后汉语系、巴利语系的佛学交流和学术对话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赴斯里兰卡求学,在凯兰尼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南北传佛教慈悲观的对比研究,这个选题在国内较少得到关注。您为什么对慈悲心、大智慧这样的话题感兴趣?

 

会闲法师:最初的时候,特别是在南传佛教时期,慈悲是形容佛陀的。菩萨因为要随类示现,就讲智慧,用她的智慧去度化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在早期的佛教里面,慈悲是用来形容释迦摩尼佛的,智慧是用来形容菩萨的。到了后来大乘佛教,特别是观音信仰确立以后,所有佛教的精神,慈悲、勇敢、智慧等,慢慢地全部集中在观音菩萨身上。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多介绍观音菩萨,她身上具备哪些能量,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然后学习观音菩萨,礼拜恭敬观音菩萨,最后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观音菩萨,把你身上那种智慧、大慈大悲精神的胸怀,都用到生活中去,这就是我做这篇论文的初衷。

 

可以说,观音菩萨有种种修行法门,但每一个法门都是以慈悲为基础的。她为了度化众生,开了种种方便之门。我想通过这么一个梳理,使得大家对观音菩萨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认知佛教是怎么定义慈悲的。

 

佛教经典的翻译、诠释与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涉及南传佛教经典的诠释研究,这里有一个经典与诠释的关系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

 

会闲法师:佛教有经、律、论三藏。经是佛陀所说的;论是佛教先辈祖师对经的解释。我认为,论就是对佛教原典的一种诠释。在佛教的演变过程中,在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建设中,总是会一代又一代地出现各种论述,每一代祖师对前一代思想的进一步推广、演绎就是一种诠释。从印度佛教到中国的佛教——中国的佛教就是对印度早期佛教的一种诠释。我就是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比如说,《妙法莲华经》有很多注疏,我认为这种注疏就是对原典的一种诠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般而言,我们把来自印度的典籍称为原典或者经典。中国的佛教是一种诠释,同时中国的佛教典籍也因解释而成名,它本来就是解释性的著作,这一点跟中国的传统是类似的。在中国,从六经到后面的十三经都是因解释而成名。

 

会闲法师:的确是这样。在佛祖灭度之后,佛陀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定下了经和律,这两部经书最早把佛陀言教中的教和法制定下来。到了100年以后第二次结集的时候,佛教内部发生分化,到了阿育王的时候开始有了论藏。对这些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形成了部派佛教,对经典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的佛教是建立在翻译的经典之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当然流传的本子不一样,翻译过来肯定也不一样。因为早期的佛教经典在长达200年期间都是口口相传的,到了阿育王时期才有了贝叶经的文字记载,从那时候开始才统一了佛经的文字,流传下来。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随着部派的分裂,因为对经典的理解角度不一样,就形成了各种部派,各有各的经典。

 

这些经典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鸠摩罗什、玄奘等人的翻译,就导致在中国流通的经典也不一样。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翻译错了,而是因为他们参考的原本不一样。以《心经》为例,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早于玄奘翻译的心经300年,但是他翻译的心经一直没有推广,而玄奘大师翻译的心经广为流传,因为他译的心经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他们对观世音菩萨的称呼也不一样。我们考证过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是龟兹版的,而玄奘到了西藏在那边住了17年,他翻译的版本是雪山派版的,这是流传于印度本部的经典。所以说,他们翻译的版本不一样,里面的内容也稍有区别。这也说明在口口相传的流通中会造成对经典的误解。所以现在我们对经典进行翻译整理,包括《俱舍论》《成唯识论》等印度祖师们的著作。我们发现翻译与注释文本中有很多错误,因此我们就重新进行了点校,把对佛教原典引用错误的地方或者字体错误的地方再重新翻译,标点符号都加上去。我想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诠释。我们整个学校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对佛陀的原典重新进行点校,希望方便大家去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您的看法,佛教的经典体系和中国传统学术系统很像,都是三个层次:一个是经,然后是传,传之后又是疏。

 

会闲法师:实际上经典翻译过来以后,我们的祖师因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总是一层一层地去解释。印度佛教为什么能够变成中国的佛教?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的佛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跟我们的文化很接近。中国佛教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和他们的文化传统融合之后,又形成了他们的佛教。佛教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这和国情有关系。有人认为中国是没有佛教的,中国只有翻译。这一点我们不认可。中国祖师们对佛教的演绎,通过不同的方向把佛陀的原典,例如净土类的、禅宗类的、唯识类的、天台类的等等,进行了不同的梳理,就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八大宗派。中国通过对印度佛教进行特有的解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佛教宗派。八大宗派就是对印度早期佛教的一种诠释,也是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贡献。对佛教进行分宗别类之后,就更加明确各个宗派有哪些经典。但是我们在关注经典的同时,不能忽略它的思想传承。

 

现在大家一说到斯里兰卡、缅甸佛教,就认为它们是小乘佛教,我们是大乘佛教。大乘、小乘的出现有其历史因缘,中国人常常喜欢把所有的原始佛教、南传佛教都称为小乘佛教,这是对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一种很不公正的讲法。因为在佛陀时代的教法里面根本就没有大乘、小乘之分。佛陀灭度以后100年之间就是原始佛教时代,也没有这么进行区分。实际上,在原典原意中“小”是指思想境界不够高,只想自己度化自己。大乘佛教认为,我应该自立立他,应该帮助更多的人,好比一艘大船。其实现在反过来看印度、斯里兰卡的民间佛教,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大,比我们所谓的大乘佛教做得好多了。我觉得应该更加公正地评价小乘佛教。

 

反过来说,南传佛教对大乘佛教是怎么理解的呢?在公元前后出现了一个教派,自认为很了不起,就像一艘大船一样,可以度化很多人,一次性地把很多人从此岸运送到彼岸。这个部派把其他所有部派都称为小乘。斯里兰卡的岛史里把这个所谓的大乘佛教称为戏论派,好像游戏人间一样,说得很多,但是做的未必如所说的那样精彩。

 

佛陀在世的时候,诵经的人和持戒的人之间就有矛盾,他就讲,诵经的人和持戒的人都是我所说的相互补益的。如果彼此之间争吵不休,只会导致教派灭亡(正是由于佛教内部之间的相互纷争,最终导致了佛教在印度的灭亡),那么僧团还能建立起来吗?所以大家要互相成就、互相帮助,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争论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隔阂陌生,这后来导致了大乘非佛说,原始佛教和日本佛教都主张大乘佛教非佛说。但是这种论断没有经典支持。大乘佛教老是反过来污蔑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也找理由反抗,这导致了佛教之间的误解和相互排斥。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如何来化解这种理解不同导致的冲突呢?

 

会闲法师: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把三大语系——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如果彼此不能互相去成就、互相去帮助,总是互相攻击,发现别人的缺点,只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的不和谐。佛教内部的精神就是让你去包容,去发现彼此之间的美和长处,然后学习这些长处,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热,充满正能量,这就是佛教要求的本意。

 

佛教制定各种戒律是为了保护自己,比如说不杀生,你不能去杀害别人,也不能伤害动物,反过来这就是在保护自己。因为你不去杀害动物,动物也不会攻击你;你不去偷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会偷你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通过自律来保护自己,会生活得更加安全。我们希望通过对这方面的传达,让更多的人打开心胸,站在更高的层次,为社会的和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等,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髓。

 

个人修养和社会功用的同步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律。我们知道佛家讲人存在很多苦,比如贪、嗔、痴,爱别离、求不得,这可能涉及人性中的一些弱点。您是怎么看的?

 

会闲法师:佛陀讲苦的本意是让你了解这就是生活,生活中就是有这些方方面面的矛盾。比如说,求不得苦,当你想要一个东西却得不到的时候就是很苦的。求得到的时候就求,求不到的时候就放一放,但不是说就彻底放下了。世界上存在着这些苦,认识了这些苦之后,可以想办法完结这些苦,之后就不会觉得苦了。认识到了就会心甘情愿去做。佛陀告诉人世界的真相,就是让你可以判断。遇到这种做不到的时候,可以退一步。用正确的方法去应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当下解决不了的困境,可以分两年、三年、四年去做,这样最终总是可以解决的。做人一定要坚持,就像佛陀当年在修行的时候,一开始修的是苦行,但是修苦行最终得不到解脱,他就改变修行方法,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佛陀鼓励大家都成佛,不要老是听我怎么讲,而是说,我讲的一些理论就像一艘船一样,帮你渡到彼岸。比如说开车从上海到舟山,到了以后,汽车就没有用了,可以放下了,不要一直背着,一直背着就成负担了。佛法也是一样,道理明白了之后,可以继续朝前走,把佛陀讲过的东西放一边去。这就是佛教关于做人的一些基本的态度。我想这也是对人生的一种诠释。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金刚经》这么讲就是教我们不要执着,过去的就把它放下,然后专心于眼前的,一直向前看,坚持你要做的,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就坚持去做。自己想要达到某种高峰,就继续去追求,不能说菩萨会给我的,自己就不用去努力了。人生的路就是要靠每一个人自己去走,但是走出什么样的精彩就看你自己付出了多少。我相信有付出才会得到,没有付出就得不到。所以精彩的人生是走出来的,不是求菩萨求来的。很多人只能看到别人风光的表面,但是人家付出了多少是看不到的,所以对人家的评价往往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观念中,人生应当秉承何种态度来处理个人修养和社会功用的关系?

 

会闲法师:儒家说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可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在今天的社会,“仕”可以替换成其他各行各业。这里的“学”即是提升自我修养,“仕”即是贡献社会,自我修养的提升与贡献社会,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佛教也是这个观点,比如佛教常说的“解行并重”、“悲智等运”等等都含有这个意思。所以,佛教不是消极避世的,而是以出世之心积极入世。

 

《中国社会科学报》: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在不少人的观念中,觉得“儒家是入世,佛教是出世”。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会闲法师:确实,“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在这片热土上,这三家文化对我们的先辈,在思想、精神和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且至今影响着我们。比如,经常有长辈告诉我们,做人要厚道,要尊老爱幼,这是受儒家文化影响;遇到挫折要想开一点,顺其自然,这是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为人要慈悲为怀,多帮助别人,这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三家文化已经融入到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去了。但是,不可否认,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对于这三家文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比如这里提到的“儒家是入世,佛教是出世”这样的观念便是。我想就三个层次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观念有它的合理性。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其社会政治理想。又比如,有学生问孔子的志向,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也能显出儒家的入世情怀。所以你看,他确实是入世的。而佛教呢?住于山林,参禅悟道,识心达本,不问世事,所以也确实是出世的。因此,有人有这样的观念,你不能说它不对。但是,只是这样理解的话,未免过于浅显了。

 

其次,儒家讲的“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什么?是修身。而修身即是:当普通人认为的世间“宝物”(如富贵、身命等)与儒家的修身理念发生矛盾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扬弃它。如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这种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谓是具有出世精神的。所以,不能简单说儒家是入世的。再来看佛教。佛教的教义分为五乘,即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和佛乘,其中人天乘是入世的,声闻、缘觉乘是出世的,而菩萨乘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佛乘则是出入世间圆满成就的。所以,也不能简单说佛教是出世的。

 

再次,这个观念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从菩萨乘的角度来说,它是既出世又入世的,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正如六祖慧能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儒家和佛教是可以调和起来的:以佛教教义修出世之心,再以此出世心做儒家入世之事。所以,当我们越上一个层次来看,会发现这个观念又有一番新的意境。(《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莫斌/匡钊)

 

(来源:2017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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