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至9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宗教史论坛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国遗产文化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历史上的宗教”进行了论文发表与交流讨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着眼宗教史揭示的宗教生存发展规律，方能客观认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必然性。宗教史学对于历史上宗教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研究对今天各宗教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和进行具体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宗教史上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总结。这次会议是专家学者总结之前宗教史研究的成就，开拓新的领域，切磋与交流的好机会。

专家学者研讨了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祆教、摩尼教、无为教、黑煞神信仰等宗教信仰的历史遗存，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艺术的影响等问题；对道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在史学、经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王丁在《摩尼教与霞浦文书、屏南文书的新发现》一文中指出，摩尼教研究是 20 世纪中外关系史、宗教史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摩尼教在进入中国后的曲折经历与顽强的生命力。摩尼教是起初被唐朝官方规定只允许由胡人信奉的外来宗教，甚至经历过多次禁教的命运，但它从西域天山到东南海隅，在数世纪中逐渐编织出一个覆盖中国多个地区的传播路网，其形态在“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这个基本教义纲领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华文化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嬗变。他进一步指出，近年发现的霞浦文书和屏南文书表明，随着中亚摩尼教团的呼禄法师入闽传教，当地社会依凭自身既有的信仰习俗，对这种外来宗教采取了接纳的态度，设置了分部的神职人员，制作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包涵摩尼教因素的新型科仪本，标志着摩尼教最终以其自身传统与中国东南社会兼容并包的形式走向了民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胡卫清在《近代中国教会自立的意义与限度：以岭东长老会为个案》中指出，近代中国教会自立是基督教宣教运动中本土化的一种典型样式。岭东长老会自立运动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教分离，在避免政治对宗教进行干预、教会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和自传，建立起真正的本土化教会。本土化取向是岭东长老会实现自立的基本特征，实现由本地教会人士完全自主管理教会是教会自立的基本目标。他认为，分析近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也许最重要的不是追问自立运动本身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所谓自立目标，而是要分析在自立战略指导下近代教会究竟如何发展，分析基督教在华整体上成功和失败的不同方面，并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西南交通大学的赵川研究了道教正一派龙虎山天师府和天师所掌管和使用的重要法器——阳平治都功印，他指出，阳平治都功印不仅是重要法器，也是教权的重要象征，宗教地位突出。目前发现的阳平治都功印实物及有关拓本较多，结合文献记载，可对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不同样式的阳平治都功印进行断代研究。其中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实物、《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著录的印面、四川成都都江堰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中道符以及清末道士张涌泉奏职文书所钤之印的制作时间早晚有别，年代最早者乃北宋神宗时期下诏制作的玉印，徽宗时期赐予张继先，其后成为历代天师传续的祖印，明清时期出现多种仿制品。玉印的传续过程受到来自世俗政权的干扰较多，是宋元明时期道教政策的变化以及天师政治地位的变迁的具体反映。

印顺法师对现代汉语佛学研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佛教学界对他的佛学观念和思想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也引发了一些争论。中山大学的龚隽在《经史之间:印顺佛教经史研究与近代知识的转型》中指出，对印顺佛教思想的解读不仅要从佛教思想的内部义理与行修等方面开展，更需要把他的佛学思想和观念放置在近代佛教思想学术史，甚至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照察，才可能获得较有高度的体认。他认为，印顺的佛学研究经常游移于经、史之间，他的思想观念也抉择于传统与现代、理性与信仰、教与证之间，丰富而又紧张地展开，这些都可以成为近现代佛教思想学术史中宝贵的精神遗产。印顺的佛学思想是与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的发展密切关联的。为此，应在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特别是经史之学的复杂演化结构中，去论究和评议印顺法师的佛教经史学。（记者吴艳）

（来源：2018年9月1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