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14日，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中华日本哲学会共同主办的“东方的宗教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2018学术年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东亚的宗教世界、日本哲学与宗教、日本儒释道、中日文化交流、中古佛教史、日本四书学、日本政治思想史、日本社会与文化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学者的发言内容反映了该领域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在日本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等知名人物是学界研究日本哲学与宗教的主要切入点。通过比较同时代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与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蔡元培的思想，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青发现，蔡元培早期曾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学术，在关于哲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深受井上圆了的启发。但井上是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逻辑来论证“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意义和价值，而蔡元培无论是主张“佛教护国”论还是“科学救国”论，都是以把中国建设为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这一政治诉求作为出发点。蔡元培与井上圆了的宗教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折射与反映。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们围绕宗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种意见之间也不乏激烈的碰撞，这反映出他们在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付出的思想上的努力和探索。

同样是时代造就了哲学家独特的思考。20世纪著名日本哲学家西谷启治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吴光辉认为，作为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西谷启治是一位见证了整个20世纪“历史”的哲学家。20世纪的历史，为西谷启治展示出了一幅波澜万丈的生动画卷，也赋予了其一个哲学思想与时代密切结合在一起、且随之发生转变的性格。就此而言，西谷启治的历史哲学的变迁，不仅是对日本自身历史事实的认识或者解读的一个变迁，同时也是其作为个体的人物一贯致力于寻求自身的价值所在或者精神归宿的一个变迁。尽管前期与后期存在着从哲学到政治、从政治到哲学的立场转换，但是其根本的思想主题，即以“世界”为场域，突出“超越”的理念始终保持不变。

古代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即受到不同时代的日本思想家的青睐，也反映出日本儒学发展的时代特点。日本江户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学派纷呈，朱子学、阳明学、古义学、古文辞学、国学、兰学等各派学者著书立说，蔚然成风。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陈化北介绍说，活跃于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思想家富永仲基有着不同流于任何宗派、不拘泥于任何学说，而采取超然旁观态度，并以自己独特的方法对各学派的言行进行检点论说的明确意识和原则立场。富永仲基在对儒家、佛教、神道教的弊端及日本当时崇古媚外的学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的主张。“诚之道”内容庞杂，大到君臣、父子等伦理道德，小到待人接物、饮食起居等行为规范，面面俱到，无所不包。但其核心是抑恶行善。“诚之道”着眼于客观现实，注重践行，重视结果，趋利避害，表现为行为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诚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事实上是儒家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安分守己，顺从现存的习俗，遵守现行的制度，表现出极为保守的伦理观和社会观。“诚之道”可以说是富裕的商人阶级重视现实、讲究效用、追求功利、满足现状的思想意识的集中反映，这可以说是“诚之道”的精神实质。“诚之道”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凡是以“树善”“为善”为目标的学说、派别都是符合“诚之道”的，因而都是可以共存的。这反映出了富永仲基既具批判性又富包容性的多元主义价值观。

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牛建科对江户时代后期的国学家、神道思想家平田笃胤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分析。他提出，被誉为“国学四大人”之一的平田笃胤除了对古道关注以外，还对历、易、医、神仙幽冥界等进行了研究。尤其在以下问题上，展示了“平田学”的思想特征：无论是平田笃胤的主宰神观念、“祸津日神”观，还是其天地生成论，都是在日本传统神道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的超越，显示了平田笃胤思想的独特性。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时代。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晓风介绍说，在这一时代，日本大量吸收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形成了学习引进中国儒学的第二个高潮，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日本特色的儒学，即日本儒学。儒学也开始从文人骚客研读习诵的对象登堂入室，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变为幕府驾驭驯服广大民众的工具。研究德川幕府儒学意识形态，“孝”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孝”在日本历史上曾经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并且以法律手段推行“孝”。在“孝”的问题上，日本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用“孝”实现自己的统治，以“忠”为主的日本统治阶级的道德实践是通过“孝”来凝聚国民，“孝”是“忠”的辅助手段。

中国学界对日本哲学思想的研究积累了深厚的学术成果。如朱谦之先生即是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研究著作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刘岳兵介绍说，民国时期，朱谦之以自己的历史哲学为基础，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还是在理论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他都进行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在奠基时代领先于日本研究的其他领域，要归功于朱谦之和刘及辰这两位卓越的先行者的努力。而且，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起初主要是以日本哲学思想为内容和对象，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仅对整理学术史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推进现在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对于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展对日本哲学思想的研究。刘岳兵建议，我们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接着朱谦之讲：1.坚持资料“搜集狂”精神，这当然是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就个人而言或许容易做到，但是要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翻译出版而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个世纪之前以朱谦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写的《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的“古代之部”和“德川时代之部”，就亟待有人能够进行校订、增补和扩展。2.重视理论修养。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还是对西方近代哲学思想，朱谦之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认识，这是他研究日本儒学乃至整个日本哲学史的基础，是他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根本。而且，在强调建构新的世界史的今天，对某一国思想文化的理解不能仅仅以该国一国的视域为限，已经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广域的世界知识背景下研究日本的范例。3.史料与理论结合、“无征不信”的历史主义的实证方法，有待我们继续发扬。（作者：张清俐）

与会者合影。（山东大学 供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