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是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一种宗教，因其创始人为摩尼（216-277？）而得名。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该教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诺斯替教和佛教等教义思想而形成自己的信仰，其主要思想是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波斯王瓦拉姆一世（274=277）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传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进入中国，于762/763年再传入回纥。8-9世纪时，在回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久便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一跃成为回纥的国教。在漠北回纥汗国（744-840）的推动下，摩尼教在中原地区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除了伊朗、中亚、中国之外，摩尼教还曾流行于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乃至南亚次大陆等许多地方。摩尼教的经典也曾由叙利亚文先后译成拉丁文、希腊文、亚美尼亚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大夏文、回鹘文、阿拉伯文等十余种文字。

摩尼教由于屡受迫害，加上早已亡绝，本身未留下传世文献。对于摩尼教的研究，本世纪以前，主要依据的是间接资料，即依靠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研究不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这一状况直到本世纪初吐鲁番、敦煌摩尼教文献的相继发现才得以改变。

从1902年开始到1914年，德国先后向新疆派出了4次“吐鲁番探险队”，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地获得了大量的古代写本，分别用24种语言和17种文字写成，大多为宗教内容，其中除为数丰富的佛教文献和景教文献外，还有数千件摩尼教文献残片和一些壁画。[1]这还只是当时吐鲁番等地流行的摩尼教文献的一小部分。据勒柯克报道，他来到高昌故城时，当地农民告诉他，5年前在夷平一座废庙时，曾发现有成车的手抄本，因不详其价值，被悉数抛入河中。根据该农民的描述的写本样式，勒柯克断定其为摩尼教文献。他还在高昌故城的K遗址中发现过一个收藏有摩尼教文献的藏书室，满地都是书稿，足足有两尺厚，惜其都被泥水浸泡过，腐烂不堪，无从复原。[2]可见当时该藏书室入藏的摩尼教书籍还是不少的。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一般都是用回鹘语或用中古伊朗语（包括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写成的，所用文字主要是回鹘文和从福音体文字演化而来的摩尼文[3]书写。

除吐鲁番外，敦煌也有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文献出土，分别用汉文[4]、回鹘文和摩尼文书写。这些文献大多已由斯坦因、伯希和分别携归至伦敦和巴黎。仅有少数见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日本京都大学等收藏单位。

吐鲁番、敦煌发现的这些摩尼教文献，与汗牛充栋的佛教文献相比，数量虽不是很大，但它们却是摩尼教徒自己书写的第一手资料，有很多的内容是其它文献中所不存的，且内容相当详细，故显得特别珍贵。其中最有意义，同时也最受学界重视的当首推敦煌、吐鲁番地区都有发现的《摩尼教徒忏悔词》。

敦煌所出《摩尼教徒忏悔词》是1907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178（旧编号为ch.0015），卷子式，共338行，用摩尼文回鹘语写成，文字娟秀清晰，包括15项具体忏悔的内容，全篇仅缺开首部分，是现存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早在1911年，即已由勒柯克校订刊布。[5]

1908年，俄国探险家迪亚科夫（A.A.D'yakov）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现了另一外件《摩尼教徒忏悔词》，现存圣彼得堡。写本现存160行，用回鹘文写成，由拉德洛夫译释刊布（附有原文模拟、德译文和注解）。[6]继而又对之作了补充。[7]马洛夫随后又对其进行了新的研究。[8]

保存这一文献更多的是柏林。现已发现的写本就已超过20件，有的用回鹘文书写，也有的用摩尼文书写，1911年均由勒柯克刊布。[9]在此之前的1904年，缪勒便发表了其中的二件，但当时未能识别其内容，[10]后经研究、甄别，始被确定为《摩尼教徒忏悔词（Xvāstvānift）》之译本。继其后，邦格[11]和沙德尔[12]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

以上诸本中，伦敦本保存最完好，最不完整且不连贯的是柏林藏本，但每种写本都保存有其他两种所缺的内容，如伦敦本所缺的开首部分，在柏林本的残片中恰好就可以找到。写本所使用的文字不同，而且各抄本每行的字数各异，长短有别，故总行数也就大不一样。但将之结合起来，恰好可得足本。这一工作后由季米特里耶娃完成。[13]在这一足本的基础上，李经纬又对之进行了新转写、 疏证与汉译。[14]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丹麦学者阿斯姆森（J.P.Asmussen）对该文献的研究。1963年，他发表了《摩尼教徒忏悔词：摩尼教研究（Xuāstvanift - Studies in　Manichaeism）》（=《丹麦神学论丛（Acta　Theol.Danica）》第7卷，哥本哈根，1965年）一书，书中通过对有关文献的系统研究，系统阐述了摩尼教徒的忏悔活动，并将之与拜火教、基督教信徒的忏悔仪式进行了比较，深得学界推重。书末还附有1904年至60年代初西方和俄国发表的摩尼教研究论著目录。

除了《摩尼教徒忏悔词》之外，吐鲁番还出土有许多其它的忏悔文书。[15]在一封编号为TII122（Ch/U6854）的回鹘文信函中出现了《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人们习见的询问收信人身体状况的帕提亚语问候语：manāstār hirzā（意为“请赎罪！”）。[16]收信人很可能是某位摩尼教精神领袖。遗憾的是，此信过于残破，难以进行更详尽的研究。通过对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与佛教文献中忏悔文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7]

回鹘语摩尼教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赞美诗，它们中间还发现有诗文的原稿。[18]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贝叶本文献。该文献的首次刊布是由勒柯克完成的，他转写了其中的5叶。[19]他当时猜测该文献应含有摩尼教赞美诗内容。邦格（W.Bang）和葛玛丽通过甄别，将当时所知所有属于摩尼教赞美诗的残片拼合在一起，在《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3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30年，第183-211页）中刊布了178行内容。后来，阿拉特（R.R.Arat）又整理出该文献的完本，在《古代突厥语诗歌（EskiTürk□iiri）》第7 号中，将其以一种标准的正字法和四行诗形式编订出版。1931年，邦格又发表了另外的几叶残片。[20]余下的各叶后由葛玛丽刊布于《吐鲁番突厥文献（Türkische Turfan - Texte）》第9卷（=《柏林德国科学院集刊（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Wissonschaften zu Berlin）》1956年第2号，柏林，1958年）第7号文献中。在同一出版物中，文特（W.Winter）对其中的一首用龟兹语写成的赞美诗进行了整理与研究。美国学者克拉克以上述成果为基础，对赞美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文献的整体结构安排和每首诗的顺序排列得以更趋完善。[21]

现已发表的回鹘文摩尼教头韵诗计有149首，可谓回鹘诗歌的最早证据。耿世民和吐尔逊·阿部介绍了其中的50多首，并译成维吾尔语发表。[22]余下的90首，由卡哈尔·巴拉提全部译为维吾尔语发表。[23]

柏林收藏的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编号为TM276）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而受到学界重视。邦格、葛玛丽于1929年将其刊布于《吐鲁番突厥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2卷中。随后，恰恰台又将其收入自己的著作之中。[24]牛汝极、杨富学进一步研究了这一文献，并以之为据探讨了摩尼教在初传回鹘汗国时与萨满教斗争并最终战胜萨满教从而被确立为回鹘国教的历史情况。[25]

柏林收藏品中描写历史事件的唯一一件摩尼教文献也是用回鹘语写成的，内容列举了所述时间的前因后果。[26]很多摩尼教残卷属二次使用（即利用旧文书的背面书写），这一点在佛教文献中是不常见的。[27]

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还发现有摩尼为启迪波斯王沙卜尔一世而用中古波斯语写成的教义概要——《沙卜拉干（sāpuragān）》的译文残卷。另有7件其它摩尼教经典的译文残卷。[28]还有一些文献讲述的是摩尼教之讲经内容。[29]其中有佛祖前生作为王子时的本生故事节选和一份回鹘语巨人书（？）译文残卷等。

柏林收藏品中那些没有发表的以摩尼文或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写本残卷，自1965年以来也相继得到研究，已有零星成果发表。[30]茨默著《摩尼教突厥语文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集大成的工作。该书收录了柏林所藏吐鲁番出土回鹘语摩尼教文献131件，每件都有转写、疏证、德译，并附有图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31]

回鹘摩尼教与佛教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历史上很少发生冲突、诋毁乃至互相破坏对方寺庙的事件，唯一的例外可见于德国汉堡大学收藏的一件佛教徒损毁摩尼教寺院的回鹘文文书。[32]

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回鹘文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也引起了学术界特别的关注。该写本用回鹘文书写，共125行，照片已由黄文弼发表于《吐鲁番考古记》中。[33]文书详细记载了高昌、交河和唆里迷摩尼教寺院的经济活动，对中亚摩尼教活动情况的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茨默最先翻译出其中的一些段落，[34]后来耿世民予以全文转写，并译成汉语发表。[35]对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杨富学、牛汝极已撰文予以讨论。[36]森安孝夫则对该文献进行了全新的研究。[37]刘南强广泛利用这一新涌现出来的资料，将其反映出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寺院的社会生活与敦煌出土汉文《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摩尼教寺院积极地卷入了回鹘王国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摩尼教派为了使自己适应空前的特权地位，放松和忽视了该教苦行主义的一些原则。[38]林悟殊则据这一文献撰文指出：高昌回鹘摩尼教会在政治上还保存有漠北时代的传统，是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经济上也加入了封建剥削阶级的行列。[39]孙振玉也研究了这件文书，以探讨高昌回鹘的寺院经济，但文中对回鹘文献本身的解释多有可商榷之处。[40]

京都大学文学部收藏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残片由羽田亨发表。[41]继由森安孝夫作了更详尽的研究。[42]

敦煌发现的回鹘摩尼教文献除前揭摩尼文《摩尼教徒忏悔词》外，尚有6件内容不同的写本。其中4件藏巴黎，一件藏伦敦，均由哈密顿刊布。[43]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件编号为冬61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也于近期得到刊布。[44]

1980年10月，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清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底层多年形成的积沙时，又发现了一批回鹘文文献，[45]其中编号为80.T.B.I.524的文献包含有写本5叶，首叶标题写作?dgü tat?l?□ nom，多鲁坤·阚白尔等维吾尔族学者经研究认为其应为回鹘摩尼教经典——《美味经》。[46]耿世民、克林凯特、劳特则认为应拟题为《摩尼与王子的竞赛》。[47]1981年7月，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又发现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数件，内容涉及摩尼教的“三际”思想，这是过去出土回鹘文文献中所少见的，特别值得重视。[48]三际者，指的是摩尼教的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与二宗（即光明黑暗，即善与恶）相结合，构成了摩尼教的基本教义。[49]

摩尼文作为一种宗教文字，其文献的内容自然都应与宣传宗教有关，一般不涉及世俗内容，例外的情况可见于1902-1903年间德国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于吐鲁番某地发现的一件摩尼文突厥语残片。该文献在宣传摩尼教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富有历史价值的信息，故特受学界重视。弗依（K.Foy）与缪勒率先于1904、1908 年对文书的某些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50]勒柯克对其作了进一步整理研究，正式刊布于他的《高昌出土突厥语摩尼教文献（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的第3 部分。阿拉特对其作了重新转写与翻译，并以该残卷为依据探讨了回鹘君主称号“亦都护”的问题。[51]杨富学、牛汝极则以这一文献为据论述了高昌回鹘王国的几个问题。[52]

上文所述的这些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残卷，不管其大小或内容清楚与否，都从不同的方面为我们认识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传播以及摩尼教与回鹘语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都向我们提供了认识古代回鹘历史文化的有用信息，弥足珍贵。

出于满足传教活动的需要，教主摩尼及其信徒，在学习其他宗教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独具风格的摩尼教艺术。其中大部分都发现于吐鲁番，为高昌回鹘文化的珍贵遗产。勒柯克在《中亚近古的佛教艺术（Die Buddhistische Sp?tanike in Mittelasien）》的第2卷《摩尼教细密画（Die manich?schen Ministuren）》（柏林，1923年；1973年格拉茨重版）中发表了不少珍贵的摩尼教艺术品。土耳其学者伊辛则以之为据，探讨了吐鲁番发现的这些高昌回鹘摩尼教艺术的成就与价值。[53]对于这些艺术品的系统研究，是由德国学者克林凯特进行的。他撰文对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5窟（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最新编号第38窟）中代表摩尼教生命之树的三竿矮树进行了精辟论述。[54]又以吐鲁番回鹘壁画为依据，探讨了摩尼教艺术中的印度教神祇。[55]继之，他又出版了研究摩尼教艺术的专著，从绘画到书法，对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相关艺术品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书中还附有精制图版数十幅，对全面了解摩尼教艺术颇有意义。[56]我国学者周菁葆也于近年撰成《西域摩尼教文明》一文，专题探讨了摩尼教的音乐、歌舞戏、历法、服饰及其绘画特色，颇有新意。[57]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晁华山对吐鲁番摩尼教石窟艺术的新研究。在过去已辨识出的吐鲁番摩尼教遗迹的基础上，他又从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和胜金口等石窟中找到了大量的摩尼教洞窟，认为其中39个大体上可以被论证确认，另有30多个需再考察取证。[58]这是近期回鹘摩尼教艺术研究的重大收获。当然，对这一结论，学界尚存在着不同意见，从贾应逸发表的论文看，其中的一些被定为“摩尼教绘画”的作品实际上应是佛画。[59]

对回鹘摩尼教历史、文化的研究，最早是由法国学者沙畹和伯希和进行的。[60]其后，西方摩尼教研究专家大都把精力放在对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上，而忽略了对回鹘摩尼教史的研究。这个被忽略的课题恰恰成了中国摩尼教研究的重点，陈垣[61]、许地山[62]等学者的研究早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其后，又出现了许多的专题研究论文，举其要者有苏北海《中古维族与摩尼教的关系》[63]、李符桐《回鹘宗教演变考》[64]、刘义堂《维吾尔宗教信仰研究》[65]、艾尚连《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66]、林悟殊《摩尼教在回鹘中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67]、《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68]、杨圣敏《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69]、陈俊谋《试论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70]、杨富学、牛汝极《牟羽可汗与摩尼教》[71]、孙振玉《从古文书看高昌回鹘摩尼教——对〈摩尼教寺院文书〉再研究》[72]等，这些成果已由刘戈进行了系统的综述，此不复赘。[73]在该综述发表后，又出现了不少新成果，如：钟进文《甘州回鹘和摩尼教的关系——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74]、王见川《摩尼教与回纥》[75]、刘萍《摩尼教的传播对回鹘书面语的影响》[76]、李旭东《从出土文献看沙州回鹘之摩尼教》[77]、杨富学《“日月光金”钱与回鹘摩尼教》、《回鹘摩尼诗狼鹰崇拜小笺》[78]、《［回鹘］佛教与摩尼教互相渗透》[79]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森安孝夫积多年之功撰写的《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一书。[80]书中研究了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语摩尼教文献和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鹘摩尼教寺院的特点、地位、回鹘摩尼教的影响及与佛教的关系等均提出了新的观点。全书共分序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的摩尼教寺院、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寺院文书、西回鹘王国摩尼教的兴衰和结语共五部分，并附有补注、东回鹘可汗及西回鹘王国可汗世系表、京都大学所藏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徒祈愿文断简、北图所藏敦煌出土摩尼教书信断简等，引起了学界的好评。[81]

注释：

[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页；管平、辛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四次新疆之行》，《新疆文物》1991年第4期，第119-128页。

[2]勒柯克（A.von Le　Coq）《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伦敦，1928年，第58、59、61页。郑宝善译为《新疆之文化宝库》（蒙藏委员会，1934年），第43、46页；陈海涛译为《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50页。

[3]参见牛汝极《摩尼文及摩尼文突厥语文献》，《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9年第11期，第22-23页；《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1-86页。

[4]敦煌发现的汉文摩尼教残卷有三种，分别为《波斯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最新的研究与录文，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所收《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产生》、《〈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残卷的缀合》、《〈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及《附录》。

[5]勒柯克（A. von Le Cop）《斯坦因博士与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Dr. Stein's s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Being　a　Confession-Prayer　of　the　 Manichaean Auditores）》，《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1年号，第277-314页。

[6]拉德洛夫（W.Radloff）《摩尼教徒忏悔词研究（Chuastuanift.　Das Bussgebet der Manich?er）》（=《帝国科学院通报（Bulletin de I'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1909年第6号），圣彼得堡，1909年。

[7]拉德洛夫《摩尼教徒忏悔词研究补正（Nachtr?ge　zum chuastuanift（chuastuanvt），dem Bussgebete der Manich?e（H?rer））》，《帝国科学院通报》，圣彼得堡，1911年，第867-869页。

[8]马洛夫（C.E.MIIOB）《古代突厥语文献（Пα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нисбменност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第108-130页。

[9]勒柯克《摩尼教徒忏悔词（Chuastuanift, ein　S ündenbekenntnisder　manich?ischen　Auditores）》，《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10年号，柏林，1911年。

[10]缪勒（F.W.K.Müller）《摩尼教福音体文字写本残卷（Handschriften - Reste　in　Estranglo - 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 - Türkistan）》，《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柏林，1904，第241-268页。

[11]邦格（W.Bang）《摩尼教徒忏悔词（Maniche　Laien - Beichtspiegel）》，《博物馆（Le Museon）》第35卷，1923年，第137-242页。

[12]沙德尔（H.H.Schaeder）《摩尼教文献的新发现与研究（Der　Manich?ismus　nach　neuen Funden　undForschungen）》，《东方（Morgenland）》第28卷，莱比锡，1936年，第80-109页。

[13]季米特里耶娃（Л.B.Дмитриева）《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Х уастнифт.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 ова-ния）》，《突厥学研究（Тюрколог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 年，第214-232页。

[14]李经纬《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徒忏悔司〉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57-78页。

[15]指TID615（U5464）、TII894（U5501）和TIID93（U5571）诸残卷，分别刊载于茨默（P.Zieme）《摩尼教突厥语文献（Manich?isch-türkische　Texte）》（=《柏林藏突厥语文献（Berliner Turfatexte）》第6种），柏林，1975年，第23-25、19-21页。

[16]茨默《摩尼教突厥语文献》，第68-69页。TM197（U5281）号残卷也为具有同样特点的文书。同上书，第65-66页。

[17]克林凯特（H.-J.Klimkeit）《吐鲁番摩尼教和佛教的忏悔文——关于诺斯替教和大乘佛教之考察（Manich?ischeund buddhistische Beichtformeln aus Turfan.　Beobachtungen zurBeziehung zweischen Gnosis und Mahāyāna - Buddhismus）》，《宗教神学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第29卷，1977年，第193-228页。

[18]葛玛丽（A.von　Gabain）《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Turcicae Fundamenta）》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第232-233页；阿拉特（R.R.Arat）《古代突厥语诗歌（Eski Türk Siiri）》，安卡拉，1965年，第1-7号文献。

[19]勒柯克《高昌出土突厥语摩尼教文献（TürkischeManich?ica aus Chotscho）》第3部分（=《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22年第3号），柏林，1922年，第39号文献。

[20]邦格（W.Bang）《摩尼教讲师（Manich?ische Erz?hler）》，《博物馆（LeMuseon）》第44卷，1931年，第24-35页。

[21]克拉克（L.V.Clark）《摩尼教突厥语贝叶书（The Manichean　Turkic　Pothi- Book）》，《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9卷，1982年，第145-218 页。杨富学、黄建华摘译其绪论部分发表于《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46-53页。标题原译作《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不妥。此改。

[22]耿世民、吐尔逊《回鹘摩尼教颂诗》，《源泉》第2期，1981年。

[23]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摩尼教诗歌》，《源泉》第10期，1983年，第1-35页。

[24]恰哈台（S.Cagatay）《突厥方言例证（Türk Lehζeleri?rnekleri）》，安卡拉，1963 年。

[25]牛汝极《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释译》，《语言与翻译》1987年第2期，第43-45页；杨富学、牛汝极《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86-93 页（在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时增补了文献研究内容，即回鹘文转写与疏证）。

[26]茨默《高昌出土的一件摩尼教书籍残卷（Ein manich?isches Buchfragment aus Chotscho）》，《汤姆森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V.Thomsen）》，莱比锡，1912年，第145-154页。

[27]葛玛丽《古代突厥的纪年方式（Alttürkische Datierungsformen）》，《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第27卷，1953年，第191-203页；《古突厥人生活的草原与城市（Steppe und　Stadtim　Leben der altesten Türken）》，《伊斯兰教（Der Islam）》第29卷，1949年，第30-62页。

[28]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 ürkische　Literatur）》，《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第234 页。

[29]邦格《摩尼教讲师（Manich?ische Erz?hler）》，《博物馆（Le Museon）》第44卷，1931年，第1-36页。参见阿斯姆森《作为文化遗产中介者的摩尼教（Der Manich?ismus　als　Vemittler　Literarischen Gutes）》，《Temenos》第2卷，1966年，第5-21页。

[30]茨默《用摩尼文书写的突厥语摩尼教残卷（Ein　manich?isch-türkisches Fragment in manich?ischer Schrift）》，《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23卷，1970年，第157-165页；《关于突厥摩尼教的一个问题（ZueingenProblemen des Manich?isums bei den Türken）》，《阿尔泰人的传统宗教与半宗教（Traditions　religieuses　et　para-religieuses des peuples altaques）》，斯特拉斯堡，1972年，173-179页。

[31]茨默《摩尼教突厥语文书（Manich?isch - türkische Texte）》（=《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第5种），柏林，1975年。

[32]耿世民、克林凯特《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寺院被毁文书研究（Zerst?rung manich?ischer　　　 Kl?ster in Turfan）》，《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18卷，1985年，第7-11页。

[33]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五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图版89-94。

[34]茨默《一份关于高昌回鹘王国摩尼教寺院经济的回鹘文文书（Ein uigurischer　Text　über die Wirtschaft　manich?ischerKl?ster im uigurischen Reich von Qo □o）》，《阿尔泰语言研究（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布达佩斯，1975年，第321-338页。

[35]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 期，第497-516页。在该文被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9-548页）一书时，作者又作了校订。该文后被译为英文发表于《中亚杂志（CentralAsiatic　Journal）》第35卷第3-4期，1991年，第209-230页。

[36]杨富学、牛汝极《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第40-46页。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15-227页。

[37]森安孝夫《ウィズルニ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35-83页。

[38]刘南强（S.N.C.Lieu）《摩尼教寺院的戒律与实践（Precept and Practice in Manichaean Monasticism）》，《神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新辑第31卷，1981年，第153-173页。林悟殊译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第24-37页。

[39]林悟殊《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第9-16页。收入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110页。

[40]孙振玉《从古文书看高昌回鹘摩尼教——对〈摩尼教寺院文书〉再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第21-28页。

[41]羽田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京都：弘文堂，1931年，第1345-1368页。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57年325-347页。

[42]前揭森安孝夫《ウイズルニマニ教史の研究》，第186-199页。

[43]哈密顿（J.Hamilton）《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集成（Manuscrits ou?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另见杨富学《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敦煌学》16辑，台北，1990年，第41-45页（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09-214页）；牛汝极、杨富学《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109-115页。

[44]哈密顿（J.Hamilton）《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集成（Manuscrits ou?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第200-204页。另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26-227页。

[45]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文物》1985年第8期，第49-65页。收入柳洪亮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6-241页。

[46]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维文版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1985年第1期，第64-88页；汉文版载《内陆ァヅァ言语の研究》第4号，神户，1988年，第81-85页；又载《语言与翻译》1988年第1期，第42-43页。

[47]耿世民、克林凯特（H.-J.Klimkeit）、劳特（J.P. Laut）《摩尼与王子的竞赛--吐鲁番新出土的摩尼教突厥语文献残片（Manis Wettampf mit dem Prinzen. Ein neues manich?isch　 -Türkishes　Fragment aus　Turfan）》，《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第137卷，1987年，第44-58页。

[48]耿世民、克林凯特、劳特《吐鲁番出土突厥语摩尼教三际论新片（Die Geschichte　der drei Prinzen　Weitere neue manich?isch-TürkisheFragmente aus Turfan）》，《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9卷，1989年，第328-345页。

[49]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燕京学报》第3卷，1928年，第383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2页。

[50]缪勒《回鹘文献（Uigurica）》，《普鲁士国家科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sften）》，1908年，第3号，第57页。

[51]阿拉特《君主称号“亦教护”（Der Herrschertitel　Iduq-qut）》，《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第35卷，1964年，第150-157页。

[52]杨富学、牛汝极《从一份摩尼文文献谈高昌回鹘的几个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46-52页，31页。

[53]伊辛（E.Esin）《佛教和摩尼教的突厥艺术在新疆和甘肃的经历与发展（Antecedents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and Manichaean Turkish Art in Eastern Turkestan and Kansu）》，伊斯坦布尔，1967年；《新疆摩尼教绘画考（Notes　on　Manichaean Paintings of Eastern Turkestan）》，《第六届国际伊朗艺术讨论文集（The Memorial Volume of the VIth Int Congress of　lranian Art）》，德黑兰，1976年。

[54]克林凯特《三干矮树--摩尼教艺术和象征手法的考察（Der dreist?mmige Baum. Beobachtungen　zur manich?ischenKunst　und　Symbolik）》，《文化知识--庆祝威廉·佩尔佩特六十五岁诞辰（Kultur-wissenschaften.Festgabe für Wilhelm Perpeetzum　65.Geburtstag）》，波恩，1980年，第245-262页。

[55]克林凯特《摩尼教艺术中的印度教神（Hindu Deities in　ManchaeanArt）》，《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 Studien）》第14卷第2期，1980年，第179-199页。

[56]克林凯特《摩尼教艺术与书法（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莱登，1982年。林悟殊汉译作《古代摩尼教艺术》，于1989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57]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第69-88页。

[58]晁华山《初寻高昌摩尼教的踪迹》，《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第84-93页。另可参见晁华山《火焰山下无名的摩尼古寺》，《文物天地》1992年第5期，第26-29页及王玉东《被遗忘与被发现的历史古迹：谈摩尼教和吐鲁番摩尼教考古新发现》，《文史知识》1994年第11期，第65-66，96页。

[59]贾应逸《新疆吐峪沟石窟佛教壁画散论》，《佛学研究》第4期，1995年，第240-249页。

[60]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摩尼教流行中国考（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18卷，1911年，第499-617 页；新1卷，1913年，第99-392页。冯承均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3-104页。

[61]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第203-239页。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9-374页。

[62]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燕京学报》第3卷，1928年，第383-402页。

[63]载《新疆日报》1949年2月25日。

[64]载《国立政治大学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1957年，第299-314页。

[65]载《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433-516页；1997年修订本第435-518页。

[66]载《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第34-40页。

[67]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第136-143页。收入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7-109页。

[68]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第9-16页。收入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00-110页。

[69]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第73-79页。

[70]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第37-42页。

[71]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86-93页。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1-30页。

[72]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第21-28页。

[73]刘戈《回鹘摩尼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第96-104页。

[74]载《西北史地》1992年第1 期，第13-15页。

[75]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第4章，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155-182页。

[76]载《新疆社科论坛》1995年第2期，第49-53页。

[77]载《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第75-78页。

[78]载《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3期（庆祝刘义棠教授七秩华诞暨荣退特刊），台北，1998年，第49-54页。收入《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第56-63页。

[79]杨富学《回鹘之佛教》第1章第5节第5部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5页。

[80]森安孝夫《ズイクルニ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大阪，1991年。

[81]参见荣新江《森安孝夫〈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评介》，《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第99-103页。

【作者】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部，甘肃　兰州　730000

（来源：《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02期，引自CSSCI学术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