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既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去世，给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敦煌吐鲁番研究》带来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团结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季先生积极参与策划、组织学会的创建工作。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正式成立，季先生当选为第一届会长。直至2009年去世，季先生一直担任该学会的会长一职。这期间的26年正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诸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时期。

在组织协调国内研究力量方面，学会一向支持把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组成研究实体，形成合力，进行学术攻坚。现在，除敦煌研究院以外，兰州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吐鲁番地区都设有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季先生还对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有过很多具体的指导。学会组织、协调国内研究力量进行学术攻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编纂了《敦煌学大辞典》，这几乎动员了国内有关敦煌学各领域、各方面的研究者参与。这部大辞典总结了百年来国内外研究敦煌学的相关成果，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显然，如果没有季先生这面旗帜，没有学会出面协调，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很难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

在人才培养上，季先生一直亲力亲为。他不但长时间招收和指导研究生，桃李满天下，在扶持国内外中青年学者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我个人就曾多次得到季先生的帮助和支持。1990年，我第一次申报国家教委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因为当时是讲师，需要两位教授的推荐。当我找到季先生请他作推荐人时，季先生欣然答应。这个项目对我以后顺利走上学术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0年，我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列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是国家首批面向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也是敦煌学唯一的一项国家重大项目。我经常想，如果没有1990年获得国家教委项目的积累，20年后我也许不会获得国家重大项目；如果没有季先生的扶持和提携，我的学术道路肯定不会如此顺利。

在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学会组织或参与组织了十多次大中型国际、国内的敦煌吐鲁番学学术研讨会。此外，学会还参与策划和组织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从这个委员会的策划到最后组成，季先生都给予了及时和重要的指导。只要有可能，凡是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季先生都会到场讲话并参加学术研讨。后来因为年事高、行动不便，不能亲临，但也会发来贺信或视频讲话。现在，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学术交流通道顺畅、交往频繁，与学会成立之初的状况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与季先生和学会的推动不无关系。

在资料建设方面，学会资助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兰州大学建立了敦煌学资料中心，资助新疆考古所建立了吐鲁番学阅览室。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著作出版还很困难的时期，学会还资助出版了一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专著和重要的译著。受到资助的著者和译者后来都成为著名敦煌吐鲁番学专家。在季先生的带领下，学会形成了运转和运作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将对学会以后的运转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季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敦煌吐鲁番学的理论建设。他多次强调，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种，而中国古代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正是四种文化交流汇聚之地，这实际上是把敦煌和吐鲁番学的研究置于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之下，极大地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针对一些学者认为敦煌学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看法，季先生撰写了《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明确提出敦煌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后来经过修改，此文成为《敦煌学大辞典》中“敦煌学”一词的词条。现在，敦煌学是一门学科的看法已为多数敦煌学研究者接受。季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是对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准确概括，同时，也充分显示中国学者应有的宽广胸怀，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者的一致赞赏。季先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理论贡献，对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的创办，亦是季先生鼎力支持的结果。1995年，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在季羡林、周一良和饶宗颐诸位先生的支持下，和北京的一些朋友创办了《敦煌吐鲁番研究》，以书代刊。该刊于1996年正式出版，季羡林、周一良和饶宗颐任主编，荣新江主持编辑部工作。季先生和饶先生还亲自为创刊号撰写宏文。自2004年始，由我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15年来，《敦煌吐鲁番研究》已出版了11卷，发表论文和书评400多篇，很多在敦煌吐鲁番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论文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用稿以论文质量为准，并陆续向学术界推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

2010年4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杭州举行了换届选举，新一届理事会推举我接替季先生担任新一届会长。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无论在学识、胸襟还是眼界上，我们对季先生等老一辈都只能是“高山仰止”。但我们和老一辈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对敦煌吐鲁番学都有一颗赤诚之心。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季先生对敦煌吐鲁番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我深知，只有把敦煌吐鲁番学不断推向前进，才是对季先生最好的纪念。所以，我们将继承季先生等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续做好与国内外敦煌学学者和爱好者的联络和协调工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办得更好，以出色的业绩来告慰季先生的在天之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引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