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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宪峰、周秀红: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①   2015年9月10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又要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有益资源并实现其当代价值转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须承担着引领儒家文化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儒家文化,既源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先进性。而儒家文化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引领,一是儒学时代化的需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需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都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坚持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原则,遵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学;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1]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正视民族传统文化,而且还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接纳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充分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这就预示着儒家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领,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

 

一、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引领儒家文化

 

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也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持续不断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工作措施上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2]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系统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以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为依据的、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愿景,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作为科学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以及各门科学紧密联系,为无产阶级提供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及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认清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自觉辨别和抵制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袭,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明辨是非、明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已成为我们思想的灵魂和行动的旗帜。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如一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也是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解决当代中国价值观传承及其变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引领人们辩证地看待传统、客观地看待发展。因此,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运用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儒家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糟粕抛弃掉,将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予以阐扬;通过对其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引领,进而发掘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一过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决定着对儒家文化的引领是责无旁贷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主要根源于其应有的先进性。从时间的维度上讲,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化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认为他们的革命理论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代化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尊重并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超越前人和自己的认识过程。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化的过程,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也必然是一个与时代同步发展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显著的位置,切实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切实解决时代课题。

 

从空间的维度上讲,马克思主义具有本土化的特质。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难免也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其原因就是盲目机械、照搬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断章取义、主观臆断,而不能全面辩证地结合中国国情予以科学转化和创新发展。不能将外来文化本土化、中国化,就不能洋为中用、为我所用。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自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直至现在,始终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间断地积极适应于中国的国情,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尊重、适应与服务中国实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又不断推动自身中国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日益发展、日臻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

 

伴随着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不断时代化、不断中国化,才能真正担负起引领儒家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二、儒家文化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引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处于主流与核心地位,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世原则和治国理念。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儒家文化、引领儒家文化。

 

()儒学时代化的需要

 

儒家文化是一个贯穿和维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中国历史的传承和发展占据着主导作用,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也起到了重要的基因作用。但是,儒家文化面对着伫立在21世纪改革发展潮头的新中国,如果继续释放其本来的势能,显然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已时过境迁。毕竟,儒家文化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精华与糟粕仍然杂糅在一起。因此,儒家文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科学分析和积极扬弃,使之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而成为安顿人们精神世界和提振民族精神的思想资源。这就提出了儒家文化要时代化,即儒学时代化的问题。

 

以往将儒家文化置于当下社会,通常被称作儒学现代化。如笔者在几年前就认同了这种提法,认为“儒学现代化”就是将儒学中的主要思想、核心理念按照时代的发展要求进行适时转化,使其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学现代化,既有一个基于时间视角的线性推移的问题,也有一个本于思想涵义视角的调适与转化问题,是一种外在现代化与内在现代化的统一[3]。现代化是一个有区间、有边界的时间概念,时代化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直线运动。事实上,儒学现代化的时间维度业已突破了现代化的边界,儒学现代化的内涵指向就是无边界的时代化。在此,“儒学时代化”就是将儒家文化置身于当下运动中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场域中,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开放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文化,通过对其思想的发掘、时代的阐释和价值性转化,使其成为当下时代普遍认同的思想归宿、价值资源和精神动力。然而,儒学时代化绝不是一个自觉自为的过程,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施其时代化的过程。即是说,儒学时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同步。儒学时代化就是要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精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同时,着眼当代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大势,进而实现儒学的现实转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包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相结合。在这个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而儒学也因此实现了现代化[4]。这里的儒学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儒学时代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步既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每一步,也是儒学时代化的每一步。在当代中国,儒学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步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认同二者的相互关系,才能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前提保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同步推进儒学的时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5]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承续中国传统、彰显中国风格、呈现中国气派的统一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统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这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支撑,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与指导。因此,儒家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需要。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特别是在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引领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儒家文化予以宏观上、方向上的指导。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方克立提出了“马学为魂”的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7]。即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必须使儒家文化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最根本、最主导的原则。

 

三、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儒家文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其联系、发展的观点,通过寻找自身与儒家文化的会通,并以此为切入点和联结点,引领儒家文化在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域中发挥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会通性,为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都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获得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8]体力是人体所具有的自然能力,智力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包括人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和科学文化知识等。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是“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是“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9]的人。针对人的才能与品质受到抑制与摧残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主张,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10],并预言:“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11],“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2]诚然,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应有的社会条件,因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3]这就揭示了人的发展是在与人的交往中的平等发展,是在群体的互助共进中实现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和谐而全面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的理论命题。对此,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通之处。在道德实践中,儒家的人本思想包含着对人的生命的至高重视。如,一次马厩起火,孔子说:“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一思想恰恰诠释了儒家把人的生命价值置于首位的人本情怀。孔子以他的学说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泛爱众”(《论语·学而》)、“举贤才”(《论语·子路》)等。在此基础上,儒家文化高度关注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对“成人”的界定不单单局限于道德范畴,而是包含了德、智、体、美诸要素的全面发展。所以,“成人”是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在儒家看来,这种全面发展不仅是一种教育各元素的整合与齐备,而且也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对受教育者内在品质的一种质的规定性。从教育内容上说,无论是儒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还是文、行、忠、信等诸德目的教育,乃至后期儒家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教育,都体现了对受教育者全面而和谐发展的高度重视。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都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认真剖析了私有制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被公有制所代替,并着力创造了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构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符合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4]由此可见,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主要特征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矛盾解决的直接成果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人成了“社会的人”,劳动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当活跃的生产力打破了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并建立起新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旧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和谐被新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和谐所代替,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人与人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历史便进入一个新的和谐阶段。

 

在儒家看来,个人的发展始终观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或适应、或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儒家着眼于崇高的社会理想,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大同”就是公平正义、公共占有、公而忘私的理想的社会图景,是儒家在“小康”理想的基础上勾画的更高层次的社会蓝图。它力主公有、消灭私有,使得人们的劳动“不必为己”之需,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为了实现这些社会理想,儒家首先从伦理层面规定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又规定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实、友信”的“十义”,通过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竭力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其次,儒家从政治层面极力倡导“为政以德”、实行仁政,以促进“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的和谐社会的发展。为此,儒家还提出“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这又从制度、风俗、行政、法制等方面明确了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可见,儒家的社会和谐是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总的奋斗目标,将人伦关系、礼乐政刑作为具体的实施策略,是一种系统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范式。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都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不协调性,马克思予以全面的揭露,他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5]即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与破坏基础之上的畸形发展,其结果是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过于凸显工具理性而忽略了对价值理性的张扬,使整个大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和谐状态。针对人与自然的种种不和谐,马克思用人与自然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人本来就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人是自然存在物,它不能离开它的对象即自然界而生活,人的一切都和自然界联系着,并且“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7]在此,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社会实践中要切实做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与观念上,儒家提倡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将“天人合一”作为基本的世界观和终极关切,并主张人的行为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有所作为。从孔子的“钓而不网,弋而不射”(《论语·述而》)、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到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都充分体现了儒家对大自然的自觉自为的仁爱情怀,而且对其后各代儒家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影响。宋儒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乾称》),视万物为人类的友伴,朱熹的“于物则爱之而已,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身翦,不暴殄”(《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1),对自然万物的博爱友善,都充分彰显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儒家对大自然的取之有制、取之以时的思想,本身就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具体践行,充分体现了儒家对人和自然和谐共荣关系的理想诉求。

 

四、马克思主义如何引领儒家文化

 

马克思主义如何引领儒家文化,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的具体策略问题。从引领的原则上,我们必须做到观念上的文化认同和行动上的文化自觉;从引领的方法上,我们必须坚持对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原则

 

文化认同就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期积淀并逐步营造的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进而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衍生共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在此语境下,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各族人民,只有从内心深处高度认同自身的文化渊源、高度认同其共有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才能树立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首先从观念上或是从情感深处对儒家文化有一种普遍的认同,认同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认同儒家文化的精髓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认同儒家文化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蕴藏“中国特色”的思想源头。这种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其实质就是认同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并将其置于当下社会的现实境域,激活其应有的精神生命,彰显其新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只有对儒家文化心存敬仰、高度认同,才能以其科学的理论和宏阔的视野引领儒家文化。因此,文化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的思想前提。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实行动。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绝不是停留于心理上或口头上的价值判断,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行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必须要诉诸文化自觉的行动。“文化自觉”归根到底是人的自觉。因此,“文化自觉的主体是拥有这种文化的人们,而不是文化本体。”[18]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上,要自觉自为、有所作为。儒家文化不是博物馆里收藏的展品、不是学界妙笔宏论的作品,它应该是灵动的思想、鲜活的资源。对儒家文化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就是在认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将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中,使儒家文化真正成为一种不竭的动力之源。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9]这些思想,不仅体现了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思维,而且还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要求,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体而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的根本方法。

 

创造性转化就是所说的古为今用,“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20)比如,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一度成为封建社会“建国君民”的指导思想。如果对其兼收并蓄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三纲”,其本真的含义可谓一无是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者显然是受制于前者的没有独立、没有尊严的附属品。但如果按照“创造性转化”的原则和方法,对“纲”进行新的改造,将渔网上这个粗大绳索的“纲”诠释为“带动力”或“行动样板”,那么,“三纲”就可以理解为领导者要做下属的样板、父亲要做孩子的样板、丈夫要做妻子的样板。如此一来,举国上下就会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和谐社会也就指日可待了。这种对儒家文化的改造就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即当代的价值转化。

 

创新性发展不是静态地诠释儒家经典,而是动态地创新和发展儒家文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1]比如,儒家的“中庸之道”,民间多将其误读为无原则、无立场的骑墙主义。事实上,中庸首先是一种“至德”,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其次,中庸也是一种处世“良方”。中庸的人不仅不走极端,而且为人处世始终能够秉持全面的、辩证的观点,它要求我们看待事物、处理问题从宏观上要有整体观,从微观上要有辩证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的中庸之道,与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又有着不谋而合的会通之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不拘泥于俗套,甚至不拘泥于权威,对儒家文化要不断丰富其新的内涵、拓展其合理的外延,使儒家文化也能够“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并行,也是儒家文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亟需儒家文化精华的滋养和丰富,儒家文化必须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并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当代引领的双重效应。

 

注释:

 

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ZH217);天津市高校创新团队培养计划支持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2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2][6]《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8-21(1)

[3]孔宪峰:《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儒家“和”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15

[4]周桂钿:《儒学新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220

[5][20][2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4101

[7]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6-19

[8]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15][16]易培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思想探析》[A].《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8

[18]邱柏生:《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12(1)14-19

[1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2-18(1)

 

作者:孔宪峰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周秀红系辽宁工业大学教授)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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