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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泉:探寻直觉——评《现代新儒家直觉观考察》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8月25日

 

《现代新儒家直觉观考察——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为中心》

陈永杰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现代新儒家迅速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显学以来,已有二十余年的时光。学术界提供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以专著形式出现的,既有人物研究(尤其是对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专论),也有专题研究(譬如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心学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政治哲学等问题)。陈永杰副教授当初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以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人为中心,研究这一哲学派别在直觉问题上的理论探寻及其意义。在完成博士论文数年并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后,日前交出版社出版。我既了解直觉问题之困难、深入研究直觉问题有其必要性;也深知当初陈永杰在选择此题撰写博士论文时的执着:他尝试通过对上述四位儒家所持之直觉观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直觉的多重复杂性表现及其意蕴,着力厘清直觉与理智之间的边界和各自的有效范围,并考察直觉与理智的融通是否可能。

 

具体说来,作者考察了现代新儒诸家直觉观的内在理路,认为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他们逐渐在拆解直觉与理智之间的藩篱,且越来越关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从梁漱溟的直觉与理智的对峙,到冯友兰的理智为主直觉为辅,再到熊十力的性智见体量智呈用,然后贺麟尝试直觉与理智的融通而成后理智直觉。对于每位新儒家的致思理路作了较为深入的辨析,揭橥各自之所见与所蔽。透过历史的描述,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观作了总体反思。作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渐揭开笼罩在直觉上面的神秘面纱。直觉的本质规定性与理智——这种人的认知的逻辑化表达不同。理智是对必然法则的揭示,呈现出的是确定性;而直觉以理智为前提,还涵盖了情感、意志、信仰等因素,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呈现,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偶然性。直觉是非形式逻辑的,从本体论维度来说,直觉不应被理智方式所建构,因而直觉同时是对形式逻辑的突破;其所得——“体”,依然由人建构而成。因此,直觉更多地依赖人之“诚”,而与人真实的存在相通。

 

作者的上述思考,无疑都是颇有意义的。当然,部分地囿于作者专门讨论的范围,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观念及其历史的复杂面相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勘明。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直觉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与智慧相关联的直觉有两个向度:我们把那些具有特别强健明锐的直觉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等等人物称为“天才”,因为他们通常会具备常人缺乏的某些“灵感”;这种直觉更多的属于实践智慧。哲学家讨论的“直觉”,则更多地存在于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论域,存在于解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说”(首先当然是“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得”),即如何证成这个世界的第一义,或者如何“转识成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属于心理学的范畴“直觉”,在哲学家的眼里自然是哲学的范畴。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家就比较强调直觉的作用。宋明理学家同样强调直觉,无论是主张“先立乎其大”的陆王心学,还是认为需要通过不断“格物”,才能到达“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境界的朱熹,都是如此。只是其学理用“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作主旨有所不同。但是现代新儒家重视直觉,有着与先贤不同的语境:从梁漱溟开始,他们之所以强调直觉,很大程度上是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了批评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证明中国哲学不仅有其独特性,而且可以超胜西学。

 

其实,西人也未必不讲直觉,梁漱溟、熊十力和贺麟都了解柏格森的直觉论——当初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正是十分流行的学问。新儒诸家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包括传统信仰具有最大威胁的,是西方哲学的重逻辑分析的传统。换言之,新儒诸家的直觉论的一个侧重点是在直觉与理智的关系中展开的。他们并不认为没有任何知性训练的人,可以直接成为圣人,只是由于儒家“仁智统一”的强大传统,他们对如何为客观知识奠定基础的西方哲学所关注的知识论问题缺乏更多兴趣。换言之,新儒诸家是在某种偏至的理论形式中发展其直觉论的,而且就对直觉观念作概念分析的向度而言,也有一个未臻完善的过程。它后面隐蔽着新儒诸家需要证成的信仰,而信仰是无法完全诉诸理智的。这一点,港台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同样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余英时先生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的那样:“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种特制的哲学语言来宣传一种特殊的信仰。”唐徐牟的后学并不讳言这一点,而以“儒学的精神性”来指代其宗教向度,或者用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内在而超越”。

 

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与现代新儒诸家不同的另一种直觉论。以广义认识论的“智慧说”为其哲学创造的冯契先生,固然继承了金岳霖先生的哲学分析传统,但在讨论如何“转识成智”的时候,也提示我们需要依靠直觉,不过他会强调“理性直觉”。更重要的,直觉不是单独成就“转识成智”的功夫,而是“辩证的综合”、“德性的亲证”和“理性直觉”三者一起,共同促成我们获得形上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虽然非知识所能限定,但却非非知识;智慧虽非仅用逻辑分析所能达成,但亦可以说非非逻辑,被许多人忽略的辩证逻辑是一项重要的工具。当然,我们对冯契先生的直觉理论同样研究不够。也许永杰将来在继续自己对直觉理论的研究中,把现代哲学家对直觉的讨论综合起来探索,会获得更多的进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2016314日《文汇报》)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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