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晚期到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极为流行。老庄道家虽具高深哲理，但缺乏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方案，而黄老之学既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又援名、法入道，借用阴阳家之框架，重视儒家的伦理教化，不否定固有的文化传统，着眼于建构现实的价值和秩序，成为一种极具操作性的政治思想。

出土文献催生黄老道家研究热潮

这一历史上曾流行一时、影响甚大的思潮，因为后来儒家成为主流而变得面目不清，其源流、理论、构造、影响等都极为模糊。蒙文通、郭沫若等老一辈学者做过一些开拓性的研究，由于材料过少，只能勾勒出个别的线索。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出现后，这种状况有了改观，相关资料大量涌现，引发了黄老道家研究第一轮热潮。之后，由于缺乏新材料的支持，很多问题难以深入，这门学问又开始走向冷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材料的公布，引发了黄老道家研究的第二轮热潮。如果说出土文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思想史版图的话，黄老道家就是极好的例子。通过出土文献研究，黄老道家的内涵丰满起来，同时也激活了对一些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

过去，这项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除了材料缺乏之外，也与20世纪西学背景下哲学史、思想史的认识偏差有关。学者们倾向于从文献中寻找纯正的、“哲学性”强的内容，道家哲学史多以老庄为主线，黄老道家只占很小的篇幅。其实，黄老道家才是战国秦汉之际具有普遍代表性的道家，目前的道家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描述可以说背离了思想的真实面貌，也和出土文献所见思想的复杂性、多元性有很大距离。

从天道到人道：黄老道家的基本思路

黄老道家的基本思路是从天道到人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一是将天道的作用与原理落实到人间。例如，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中，主要表现为“天道贵弱”的原理。过去的研究过于重视《太一生水》作为一种独特宇宙论的思想意义，结果遮蔽了《太一生水》下半部分“天道贵弱”篇的独特价值。《太一生水》上下两部分其实应该是两篇独立的文章，将两者合在一起讨论是很多误解的源头。其中引发大量争议的“道”和“名”，均需从“天道”的角度去理解。“道”指的是“天道”，“名”指的是“天道”的原理与作用。从天道至人道是此篇基本思路，由特殊地理形势引伸出的“天道贵弱”是原理，政治上的成功与生命的长久，是实际的功效。如果确认《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具有典型的黄老思想特征，那么，和《太一生水》合抄的郭店楚简《老子》的性质就值得再探讨。和“天道贵弱”篇有着密切关系的《老子》第七十七章在郭店楚简中没有出现，这是偶然现象，还是有可能在“天道贵弱”篇基础上形成了《老子》第七十七章，就成为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话题。其实，在《老子》中有很多既讲天道又讲人道的章节，要求人道必须和天道相配合，这是典型的黄老思路。有趣的是，这些内容全在今本《老子》的最后部分，也是郭店楚简《老子》所不见的部分。在道家思想史上，原始的《老子》如何走向具有黄老色彩的《老子》，是一个极富魅力但又很难解决的课题，现在《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天道到人道的第二种论证方式是通过宇宙生成论来导出人间政治哲学，无论是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半部分，还是上博楚简《恒先》上半部分，都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见的、别具特色的宇宙生成论，国内外诸多学者被宇宙生成论所吸引，热衷于讨论物理意义上宇宙生成论的具体细节。这是被现象牵引，未注意本质问题。本质在于，黄老道家所使用的宇宙生成论是不值得过分重视的，早期黄老道家引用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宇宙生成论和天道原理，只是将其作为一个途径、一种工具，最终无不是为了导出某种人间政治的合理性。

以《恒先》的气论为例，为了证明自生自为这种政治理念的合理性，《恒先》描述了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气论，那就是“气是自生”理论。过去我们依据传世文献，只能将万物生成的动力归结为阴阳气化论一种模式，现在通过《恒先》，可以明确提炼出另一种动力因，即自生模式。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找出了另外一种万物生成动力说，而且说明黄老道家为了证明现实政治原理的合理性，可能对当时各种天道论作了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普通生成论中，阴阳气化的生成动力说已经足够，但由于现实政治需要，才有意强调突出了“气是自生”的生成论。因此，楚简为研究早期黄老道家多元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正因为从天道到人道是黄老道家思想展开的必由之路，所以很容易发现，黄老道家的文献中上下篇结构非常多见，即上篇的道论和下篇的政论形成鲜明的对应关系。思维方式往往简单明快，不作复杂的论证。而文章的表达则多以韵文方式出现，便于传播，语言多带有禁忌的色彩，体现出不容置疑的权威和自信。所以，那种易于识别的符号和特征，作者认为是存在的，这对今后的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黄帝和老子为什么会“联姻”

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黄老道家是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黄帝仅仅是一种为了提高学说影响而设置的可有可无的假托，这看来是有问题的。如果说出土文献促进了黄老道家研究，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活生生的、在古人现实生活中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与黄帝相关的资料。因此，黄老道家中，黄帝是半壁江山，具有切实的作用。黄老思想何以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可行性，仅从老子思想的角度展开是不够的，更需从黄帝的侧面加以开掘。天道观在黄老道家中占有相当分量，而黄帝正是天道观的代表。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其理论系统中，使之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具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了解了黄帝在黄老道家天道论中的地位与作用，黄老道家之称谓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黄帝不是为了提高学说的影响而设置的可有可无的假托，依靠了黄帝代表的规则、禁忌系统，从天道到人道才得以真正落实。正是由于黄帝系统的加入，黄老道家思想才变得宏大、富有活力和可操作性。

如果说黄老道家的典型思维是从道论到政论，那么，我们认为在全盛期的黄老道家中存在着“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与“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两者得以有机关联，是因为两者既存在关于世界结构的共同认识，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同的职能与分工。从文献上看，“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与“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未必同时呈现于不同的文本；但从思想看，这两个系统明确存在，相互涵摄，相互补充，交汇而成具有实际政治效应的黄老道家理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来源：2015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