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柯·凯迪
编者按：美刊《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40卷第4期刊登了美国学者尼柯·凯迪题为《新宗教政治运动：“原教旨主义”何地、何时以及为什么出现?》的文章，论述了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定义以及其出现的地点、时间及相应的原因。文章认为，新宗教政治运动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们重新重视传统宗教，认为其能解决现代社会日益严峻的危机，并力图取得政权，其意识形态既非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保守主义。作者认为，新宗教政治运动是1970年之后发展壮大的，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遭受到历史性失败。而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却在全世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不满和失望，于是人们转而回到传统宗教中去寻找认同和解决办法。文章内容如下。
一、有利于宗教政治运动发展的世界趋势
当我们讨论宗教政治运动时，常常会列举一些有利于这些运动在近期产生和发展的世界趋势，下面就列出了在许多地区出现的一些这样的趋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一些趋势，而对于另一些趋势，人们在一些地方却感受的不那么强烈，例如，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发生在东亚的最初两次宗教政治运动。这些趋势如下。
第一，虽然近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这是造成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提高了世界生产的总产量，但是不同的地区、阶级、种族和性别却发展得不平衡。在大部分地区，伴随着工作不稳定和被迫移民现象的出现，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对身份认同的担忧。
第二，出现在发达国家、中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减缓、停滞和不稳定现象，加大了公众的不满情绪，激发了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生，这样使得一些地区的人民趋向于民族主义，而另一些地区的人民则趋向于宗教政治思想(常常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
第三，日益增长的移民现象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标准，但是却造成了一些其他紧张压力。城市化的移民和国际移民都经历了偏见和歧视，这就激发他们产生了反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思想。如同印度锡克教徒在加拿大开展了宗教政治运动一样，有些宗教政治运动最早都聚集发生在国外。对于那些离开家园由农村转入城市的移民来说，“原教旨主义”看上去似乎比世俗的民族主义更加熟悉。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反对移民的宗教政治运动。
第四，妇女在生活方式、工作、婚姻和母亲角色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在减少了男权制所带来的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压力，例如，离婚率的上升、妇女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以及对男性特权提出了具有争议性的挑战。这些现象激发一些人产生了对事情原来样子的怀旧情绪，而近期在家庭结构上出现的一些其他变化也使得年轻人更加独立，更加渴望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第五，世俗国家权力的持续增长在带来了一些社会效益的同时，往往会偏重照顾了一些群体，但却又建立了一些被许多其他群体反对的规章条例。政府常被公众指责应该对国家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负责，而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府都没有成功地解决国家内部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公众就转向去寻找一个新的但又熟悉的思想体系来取代对政府的期望，无论这种思想体系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还是宗教政治思想。
第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得许多人能够更加有效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这一点有利于宗教政治思想体系的产生，因为这些宗教政治思想体系让人们觉得似乎比较熟悉，而且追随这些新的宗教政治思想的人还能够声称自己的观点在道义上占优势，并且还可不受无信誉的国家和政党的控制。
第七，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使人们在基于“认同政治”的基础上对社会作出了一些反应，其中包括更多地拥有民族主义和宗教政治思想，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思想比现行的世俗制度能更好地表达他们的需求，而现行的世俗制度则比较赞赏普世的西方现代价值观。在一些地区(如斯里兰卡和前南斯拉夫)，宗教、民族、语言的分裂几乎同时发生，这更加加大了分裂的程度。许多人还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危机现象，他们认为道德危机是需要用宗教的方法来解决的。
第八，南半球国家人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导致了那里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又带来了新的压力，也使得人口特征呈现出由更多非常年轻的群体构成的趋势，而这些年轻人也正是这一地区宗教政治运动的主要支持者。
在这些运动中，没有一个运动是具有了上述所有的趋势才发生的，可这些趋势因素又都包含在每一个以不可预期的方式积极发展的运动中。为了能够比较这些运动，本文必须强调这些运动所具有的普遍因素而不单独阐述每一个运动所具有的独特特征。
二、为什么宗教政治运动会出现在它们现在所出现的地方?
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些最能表现“新宗教政治”思想的运动，我们会发现这类重大的运动主要都发生在美国、南亚、穆斯林世界和以色列。在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运动发生在中东，而到目前为止，发生在东南亚、非洲和中亚的运动还不那么突出。在拉丁美洲最盛行的解放神学与那一地区的国教及国教教义相比是不同的，它在思想意识上不那么传统，而是表现出更加(不是更少)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运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都与“新宗教政治”运动强调保守主义和遵循具有不变的一致性的宗教教义的理念不吻合，所以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那些接受现存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党派与温和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界限并不严格，可我们仍不把这些党派包括在“新宗教政治”思想或运动中。
基于对原教旨主义概念的不同定义，有一些学者把这一概念限定后特指那些只信奉一个圣典经文的一神教宗教，所以他们把印度教和佛教复兴主义运动都归入另一类别。鉴于我所强调的不是一神教的圣典经文至上主义，而是宗教政治、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理念，所以我把信奉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印度锡克教徒和佛教徒都包括在原教旨主义概念中了。在南亚地区发现了一些信奉种族集团主义或宗教民族主义的人，他们和那些最近为夺取政权和国土而斗争的国家中的一神教教徒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人包括以色列的犹太人，以及东南亚、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穆斯林。尽管没有规定说什么是可比较的，但是因为印度教教徒、南亚佛教徒和部分信奉圣典经文的锡克教徒所参加的宗教政治运动符合“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定义，所以把这些人和他们所参加的运动都包括在“新宗教政治”思想和运动中是十分有用的。如果省掉了南亚国家就意味着不能全面理解新宗教政治运动，因为我们可以从研究南亚地区的宗教民族主义(种族集团主义)而获得对新宗教政治运动更多的理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思想家——毛拉毛杜迪(赛义德·阿布·阿拉·毛杜迪)就来自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种族宗教复杂的环境和背景(而早期出现的埃及穆斯林教友会并没有产生出如此全面系统的思想学说)。毛杜迪是第一个把如像“伊斯兰国家”这样的主要概念理论化的人，他极大地影响了埃及和阿拉伯宗教政治运动的主要理论活动家——赛义德·库特卜。
看一下美国、南亚、以色列和穆斯林世界，人们会对这些地区所存在的主要差异感到非常震惊，而且这种震惊远远大于对这些地区的相同之处的震惊。正像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历史都非常不同一样，这些地区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宗教。美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超级大国并控制着其他地区；以色列经济发达，有着一个受迫害与处于统治地位两者混杂的历史经历；南亚和大多数穆斯林世界的国家更加贫困而且也更加欠发达，并且都经历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尽管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宗教政治运动反映出了这些差异，但是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化，并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看作是新殖民主义侵略的文化武器，这些地区的宗教政治运动也呈现出了一些主要的相似处。在这些非常不一样的地区都发现了新宗教政治运动，特别是这些运动的出现似乎都不是因为某一个原教旨主义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直接影响而造成的，所以人们会问，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还是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呢?或是我们没有在恰当的地方寻找可比性的特点呢?
导致新宗教政治运动产生的特点包括上文列出的那些特点，例如，在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时，人们试图寻求一种安全的认同感；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妇女地位、家庭和性道德标准的变化；世俗的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加大可又常常不受国民的欢迎，以及这些政府未能满足他们国家国民的经济和文化需求。我们是在讨论新宗教政治运动时强调了上述特点，可是其中的许多现象就如同它们存在于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强大的国家中一样，也存在于那些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不强大的国家中。因此，这些特点因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些运动会出现在它们现在所出现的地方这一问题。所以，尽管这些特点因素很重要，我们也不再重述它们，而是把它们假设成是许多出现了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和没有出现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国家所共有的背景。
我先提出一个解释性的假设：到目前为止，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在最近几十年中仅发生在那些大部分人口都信仰和强烈认同超自然的一神教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近期还必须具有下述其一或者两者都有的现象。第一，该地区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认同他们宗教传统中有关神或众神的基本教义以及其他经文文本内容等。唯一一个适合描述这一现象的词就是“笃信宗教”，这个词通常的用法与在这里的用法不同但还是可知道其意的。其次，还会有另一种现象，即起码有两个强大的宗教团体同时存在，人们对自己的宗教团体具有广泛的类似于民族主义式的认同，但都反对其他宗教团体。我们将把这第二种现象称为“宗教民族主义”或“种族集团主义”，这一称谓就像“原教旨主义”一词一样，至今仍被大家(甚至包括许多不喜欢它的人)所使用，因为这一词汇是在提到原教旨主义时唯一的一个恰当的词。
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因素常常是区分某些地区有没有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例如，是否存在着上述笃信宗教现象将美国和西欧、穆斯林国家和佛教国家区分开来。除了在讨论一神论的经文至上主义是否是产生原教旨主义所必需的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很少讨论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这两个因素的，而讨论第一个问题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西欧在原教旨主义的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差异这一现象，美国人信仰宗教的程度比较高而且教会成员多，而西欧则与之相反。尽管在讨论关于宗教信仰和认同的程度会受到时间和地区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这一问题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在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的现阶段，人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这些差异程度，因此也就可以对这些宗教信仰和认同的差异程度进行归纳概括。
种族宗教群体和原教旨主义群体的形成都是由世俗化的政府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精英们逐步刺激而造成的。政府和精英们总是提出一些让这些群体中的许多人感到厌恶的议案措施，这些包括自1962年以来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发生在美国和印度的积极行动计划、穆斯林世界以及其他地区在法律、教育、性别和家庭事务上的改革变化。另外，在许多世俗政府刚开始上台掌权的地区，不管这些政府是倾向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们都还不能解决当地的一些主要问题，所以公众对政府普遍感到失望。
无论是近期所发生的快速而且常常不受欢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还是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似乎都是原教旨主义运动变得更加强大所必需的条件。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两个因素强烈影响到一个强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是否会在某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都非常适合的地区发展起来，但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似乎又是解释新宗教政治运动什么时候会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主要的宗教政治运动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一时期，在那些已经出现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现象的地区，都已经发生一些具有近几十年典型特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
拉丁美洲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可能是未来将出现新宗教政治运动的一个地区，因为这一地区既有笃信宗教现象，又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这一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者大多是还没有打算要推翻旧的权力中心的新教教徒。而至今为止，甚至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地区，除了产生了一些政治上不那么重要的“整体论主义”的传统主义运动外，罗马天主教徒一直都在抵制原教旨主义。一个具有成熟的思想体系的运动很有可能会挑战罗马天主教会，所以对于那些具有传统主义思想而且只关注于教皇所强调的问题的天主教徒来说，他们可以支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政策纲领而不加入这个运动。罗马天主教是仅有的一个具有一个教义领导人的主要宗教，这是一种能抑制产生地方原教旨主义运动所需的灵活性的力量。这些抑制因素也许也存在于其他地区，所以如果一些强大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出现的话，那么之前所提到的那些因素似乎就是必需的，但是即便那些因索已经存在了，也并不保证一个强大的运动就已经出现了。
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美国)和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第三世界)都发现了新宗教政治运动。截止到1998年为止，一些地区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得非常迅猛，与这些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得相对比较弱，这既反映了这一地区人们的笃信宗教程度较低，也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也比较平衡的特点。笃信宗教现象使得大多数新宗教政治运动都带有保守主义的性别思想理念，这种理念认为男权主义对人们具有宗教和经文教义上的约束力。
上面列出的大多数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都存在于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强大的国家中(这不包括一些国家状况和发展都不稳固的非洲国家，也不包括部分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明显加大的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截止到现在，强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出现既需要一系列具有近几十年全球化特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因素，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的背景因素。
许多参加宗教政治运动的人也许主要具有宗教思想和动机，或是主要具有政治思想和动机，而他们所参加的运动则是两者兼备。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所有运动都在持续发展壮大，因为各种原因，使得其中的一些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或是变弱了，这些原因包括一些政府行为、已经改善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状况、人们对极端行动的反感，以及这些运动内部出现的政治错误等。
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共性与差异
至此为止，我们的讨论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为宗教政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第二，给新宗教政治运动下了一个定义，这一定义并不仅仅是基于经文至上主义的一神论基础上的定义，而且它既解释了民族主义运动，也解释了那些更加基于人们笃信宗教基础上的运动。第三，认为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现象是区分新宗教政治运动将会在哪些地区出现的两个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评论这些运动之间的差异。
尽管这些宗教政治运动之间存在着一些主要差异，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运动中的许多运动都同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迅速发展。下列这些事件与这些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73－1975年，因德拉·甘地颁布的“紧急事件条例”，这些条例推动了锡克教和印度教政治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穆斯林运动出现在克什米尔地区；1979年伊朗革命的出现以及这次革命所造成的影响；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伊斯兰教领导的爱国武装力量的反击；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推行实施伊斯兰教法律并支持伊斯兰教团体；以及1979年杰丽·福尔韦尔在美国建立了道德多数派。
造成这些事件同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各国公众对该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和混乱局势的加剧造成的。尽管东亚和欧洲各国的收入分配已经更加平均，并建立了社会安全网，而且近期出现的一些受人们欢迎的经济变化也帮助减少了一些公众的对抗情绪，但是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区能不受到发展迅速且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在某些国家，一些特殊的原因促进了强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出现，例如，发生在南半球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中东地区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确定其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出现，例如妇女及妇女同盟向男权制提出挑战等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既出现在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国家，也出现在没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国家，所以很显然这些因素是不能单独解释新宗教政治运动出现的原因的。但是有一个因素似乎在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国家中显得更加突出，那就是无论是在被称作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或是其他国家中，人们对其世俗政府的近期政策都感到失望。在许多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国家，到处都能感受到人们对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而且还时常发生反对政府对宗教采取明显的敌视态度的反抗活动。
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号召力。在穆斯林世界和其他一些地方，不仅原教旨主义者通常都来自原来常会产生共产主义者的人群(如学生和专业人士)，而且许多前左翼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新宗教政治运动中，他们的人数也显得十分突出。
从历史角度看，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是个发展和变化的现象，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它们近几十年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遭受了一些挫折，但现在仍呈上升趋势。如同许多可被称作原因的因素一样，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同样既是其他原因作用的结果，也是许多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在一些仅有少数宗教政治运动发生的地区也有宗教民族主义和笃信宗教现象，如发生在前南斯拉夫、中亚、爱尔兰和非洲穆斯林国家的民族宗教斗争，或是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宗教政治趋势。
在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出现了更多的宗教政治运动这一问题时，我们可以先从回答为什么无论是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基督徒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中，只有美国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这一问题开始，尽管上述许多国家可能也具有构成产生这些运动的要素，例如基督教民主、天主教整体论主义、解放神学和非政治性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对于为什么美国比其他基督徒占多数人口的国家有更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这一问题，最具有说服力的回答是，这样的基督教宗教政治运动似乎只可能发生在像美国那样多宗教派别同时存在的环境中，特别是公众在信仰上帝、相信圣经文字的真实性和宇宙万物是由上帝特别创造等信仰的程度上远比任何其他基督徒占多数人口的工业化国家高得多。这里仅引用众多民调数据中的几个数据为例，72％的美国人表示《圣经》是上帝说的话，其中39％的人指出《圣经》应该被逐字逐句地理解接受，还有44％的人声称他们相信上帝在一万年前创造了几乎跟现在一样的世界。在大批去教堂的人中，许多人都属于相信《圣经》是准确无误的福音教派。自从19世纪晚期宗教现代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兴起之后，这些人就成为了美国原教旨主义运动产生的巨大的群众基础。而在欧洲，人们对上帝、《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信仰程度远没有美国那么广泛，欧洲人不像美国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在《圣经》中看到了大量反对达尔文学说、堕胎、节育等内容。
我们现在还没有比较好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宗教信仰的民调数据，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不能够调查人们的信仰问题的，但是毫无疑问，当代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是强烈信仰伊斯兰教并坚信圣典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尽管国家的创始人都是世俗主义者，而且世俗主义思想仍旧非常强大，可是仍然有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推动力，使得人们对犹太教的认同成为对以色列国家认同中一个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股强大的推动力是由于宗教信仰更加强烈的东方犹太教徒的大量移入所形成的。南亚地区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对种族或民族主义的强烈认同主要集中在对宗教传统的关注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如同信仰所起到的一样的作用。
在穆斯林世界，尽管一些产生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和反世俗的背景和其他地方的相似，但是许多受此影响的人群却和美国的不同。在那里，伊斯兰运动与其说是由拘泥于教义的东正教的保护者发起的，不如说是由一些早几十年可能会转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信仰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学生发起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是埃及民族主义的象征，人们对于他没能打败以色列，也没能解决国内的许多问题感到失望，也对于他既没有使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也没有使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的做法感到失望，这使得人们转向去寻求一个昔日理想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认为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比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更能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性。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当一些国家的政府被认为太世俗、太倾向西方，以及在处理以色列问题方面太妥协时，人们就会普遍认为，伊斯兰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
在大多数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势头强大的国家中，尽管存在着一些背景上的差异，但我们却可以找出这些政府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采取实施的一些主要世俗法案，这些法案的实施导致大量宗教政治运动的产生。在美国，政府的那些受到自由主义者无条件热情欢迎的法案同样遭受到了忠实于《圣经》教义者的鄙视。这其中有《平等权利修正案》和一些重要的最高法院法案，特别是1962年颁布的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法案和1973年颁布的准许堕胎权利的法案。这些都是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就是赋予最高法院比各州更多更大的权力。尽管追溯到两个多世纪之前，让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想法还是一种理想，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理想就得到了实现，因为最高法院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案，这些法案扩宽了《人权法案》所包含的内容，并在各州加以实施。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认为，《圣经》是禁止堕胎的，而且国家禁止在学校里祈祷也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反对教授进化论，他们在战后还发明了被他们自己称为神创说的理论，他们还试图把《圣经》中有关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内容包含在公立学校的正式课程中。在当时他们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实际上，通过他们不断的努力，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学校都禁止教授进化论。特别是在南部的许多地方，尽管最高法院早已宣布禁止在学校祈祷，可这一现象仍然继续存在。最高法院权力的加大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可最高法院所具有的非代表性特征(不像议会那样)使得它很容易成为平民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在穆斯林国家，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政府所颁布的多项法案上，这些法案改变了被公众普遍认为是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传统法律和习俗。许多非穆斯林国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增大，而且公众认为政府权力的增大是以损害宗教和传统的方式进行的。伊斯兰教的组织机构和乌力马控制了大多数教育、法院和社会服务机构，所有这些领域对于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一旦国家要夺走这些权力时，冲突就必然会发生。传统的对待性别、家庭和社会习俗问题的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式的方式，而一些新的方式则被认为不是伊斯兰教式的方式，这些新的方式包括政府不断地扩大控制教育和法律领域，特别是政府在家庭和妇女角色方面所进行的法律上的改革。印度不但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国家世俗化和政府支持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而且也经历了国家把一些教育机会和工作岗位留给社会等级较低人群的过程。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政府以现代化的名义干预社会习俗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在穆斯林世界，公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政府对婚姻家庭法的改革上，鼓励妇女平常不带面纱去工作和上学，以及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轻视传统的着装和行为方式。
殖民地时期之后，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没能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这就造成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穆斯林世界，政府常常发现很难把一些伊斯兰运动压制下去，这是因为这些运动具有许多优势，例如它们有分权制的组织机构，使用清真寺和宗教广播电视网络系统进行相互联系，而且因为它们给社会，特别是穷人提供了许多社会服务，所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
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以色列的存在。在穆斯林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眼中，以色列是一个殖民主义者的移植物，以色列人是在西方政府的保护之下进入到穆斯林世界的。作为反抗西方占领穆斯林国家运动的最后一步，穆斯林国家的人们似乎一时没有理由不认为，就像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被赶走一样，他们也能使用武力把以色列人赶走。可是仅在几次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许多穆斯林就开始认为，他们无法倒转那股支持以色列继续存在的势力。而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则是那些拒绝接受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的伊斯兰教徒，他们认为以色列占领了原本由穆斯林控制和居住的土地，而且也正是这些人在穆斯林中推动了宗教政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一些穆斯林国家和南亚国家(也不仅仅只局限于这些国家)所特有的另一现象是被我称为“两种文化”的现象，也可被称为文化二元论。尽管当今常把文化与民族种群的概念联在一起，但也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区分方式。在1979年以前的伊朗和现在的中东及南亚地区，我们大体上发现了两种群体。一种群体的人具有西化或现代化的(常常也是世俗化的)教育背景和文化习俗及志向，以及西方式的衣着打扮和行为方式。另一种群体的人则遵循被认为是传统的文化方式(尽管“传统的”一词具有误导性，可是它仍表明它主要是包含了“地方的”和“现代化之前的”两种因素的意思)。在“两种文化”这一现象中，双方之间的差距显得特别明显和突出。现代化的文化包括西方式的着装和消费，大量依赖西方文化资源，并掌握(常常是每天都使用)一门西方语言并将其作为日常交谈的方式。这种文化的追随者往往是世俗化的(不信宗教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和倾向西方思想观念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常认为遵循传统的文化方式是落后的、迷信的、狂热和非理性的。而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人遵循的则是更加接近现代化之前时期的那些性别关系模式，例如，特别典型的是在社交场合男女分开，给予男人更多的权力去控制他们的姊妹和妻子，坚持严格限制妇女的两性关系。尽管最先提出对这两种文化的划分是为了描述伊斯兰国家的情形，可现在南亚地区也存在着许多这类情形，甚至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存在。在美国，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常为当代的道德习俗感到愤慨，他们把那些按照当代道德习俗行事的人看作是有害的罪人，而世俗主义者则把原教旨主义者看作是非理性和愚昧无知的。
这两种文化的分裂现象发生在新宗教政治运动兴起之前，同时也为这些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沃土。那些遵循传统方式的人常常憎恨现代的模式，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南半球的人，他们把这种现代模式与他们所厌恶的西方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现代化，这些人的存在为那些有着良好教育和思想观念的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广泛的大众基础。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通常都来自农村、小城镇或城市的传统家庭，他们感到夹在西方和传统方式中左右为难，所以他们非常看好可以同时促进技术和传统主义发展的运动，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这些运动的追随者。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并选择“传统的”、原教旨主义和平民主义身份认同的人，常常会发现一个比他们本可以在现代化时期发现的还要更加庞大和热情的大众基础。
宗教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运动对世俗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日益增长的现象都持有敌对的态度。人们很少给予原教旨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以应有的重视。在埃及，人们指责和反对纳赛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由中央统一调控经济，并控制乌力马和穆斯林的最高学府，人们也指责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实行的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他们的外交政策。在巴列维国王统治的革命前的伊朗，他提出并实施了许多反对宗教的措施，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给予妇女选举权以及与美国和以色列建立合作关系。处于后殖民地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常常比殖民者还要更多地干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殖民者在干预个人和家庭事务上却比较谨慎小心。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徒的反抗行动主要指向那些被人们认为是带有专制性和反伊斯兰教的政府行为上。在印度、以色列和美国，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干预行为在战后时期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无论这些国家的保守主义者是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国家的这些干预行为都已成为保守主义者不满的原因。
原教旨主义学者比其他学者更经常地强调社会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这些变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紧张压力、收入差距和混乱，其中的一些变化还削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进程所具有的先进性的信任，造成了人际间的疏远感，增加了人们对寻求相同群体的需求。对于一些人来说，参加宗教政治运动就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情感和需求，而另一些人，特别是处在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意识比较弱的国家中的那些人，则转向寻求民族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认同政治了。
使得宗教政治运动传播扩大的另一原因是榜样的力量。正如共产主义革命在19世纪和1917年之后迅速传播扩大一样，宗教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榜样力量的影响得到了人们更加广泛的支持。早期的埃及穆斯林同胞会就刺激其他地区也产生了类似的团体组织，而伊朗革命则激励产生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政治运动。自1967年以色列打败埃及之后，宗教政治运动在阿拉伯世界中迅速传播，这一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以色列对宗教的认同而形成了一种力量所造成的。在南亚出现的宗教政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能发现这类模仿另一宗教团体的现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南亚所发生的这些模仿行为都是在模仿先前发生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在英国出现的如反堕胎运动和其他运动也是受到美国类似运动的强烈影响才产生的。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引自乌有之乡网，文章推荐：黄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