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仅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和政局稳定产生不小的影响，而且在世界政局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此外，就其自身来说，它仍在不断发展变化，同时还蕴藏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因此，深入地研究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出现于19世纪后期，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运动的狂飙突起以后，人们才予以足够的重视。

所谓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相对于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言的。既然都以原教旨主义相称，当然会有某些共性：就其价值取向来说，它们都是内在的、历史的；就其对现实来说，它们不是适应思潮而是回应思潮。另外，它们都强调正本清源，回归传统，返朴归真，视伊斯兰初创时期为黄金时代，把“乌玛”（Ummah，信仰者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并以其为标准衡量现实。原教旨主义来源于英文的Fundamentalism一词，原指美国新教徒中严格遵循基督教信仰中原初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的一股潮流；就其名称来说，取自1910年之后的一两年间出版的名为《根本的东西：真理的证明（The Fundamentals：A Testimony to Truth）》小丛书。现在这一概念已被用来指称各种宗教中要求返回初始原典教义的派别和主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其词源来讲来自“沙拉夫”（Salaf），其意为“祖先”。8世纪中叶，“沙拉夫”一词被赋予新的含义，即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几代，尤其是前三代穆斯林的权威。于是，“沙拉夫”一词又衍生为“沙拉菲亚”（Salafiyya），其意为尊奉前三代穆斯林为楷模的一伙，即今天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派别。此外，还引用一条圣训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圣训”称，最好的一代是穆罕默德的一代，接着是第二代，再接着是第三代。这条圣训强调的是伊斯兰教的原始精神。前三代，尤其是第一代穆斯林的思想和行为应被后人坚持和仿效。［1］当前在阿拉伯文书籍中，广泛使用“乌苏利耶”来指称原教旨主义。“乌苏利耶”是“乌苏勒”（Usul）一词的形容词。“乌苏勒”，阿拉伯语，其意为“根源”、“原理”。用“乌苏利耶”作为称谓，表明它坚持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始教义和本来精神。现鉴于“原教旨主义”已广为通用，故本文也暂用此称谓。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比，不仅时间上属于当代，而且就其深度、广度、系统性、所含社会内容以及影响度等都大大超过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一）强调与时代潮流相趋同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强调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同时，还主张与时代潮流相趋同。它虽然坚决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其他非伊斯兰教观念，但还是试图把西方有用的东西结合进伊斯兰教，或者至少根据伊斯兰教精神对它们重新解释。它执着地坚持《古兰经》本义，却反对盲目地追随以往经注家的注释，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地处理和解决问题。它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重点是恢复伊斯兰教法在国家各个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并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予以灵活地解释，而不主张恢复教法某一具体领域里的法规，也不打算回归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的传统。哈桑·班纳（1905－1949年）认为：“这一运动远不是从一种盲目的狂热中得到推动，鼓舞它的是对伊斯兰价值的强烈尊重，它的价值同现代思想所发现的社会上最高尚、完好和经过考验的一切完全吻合。”［2］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1902－1989年）在论及伊斯兰政府时声称，他的设想在伊斯兰教中找不到，但是这是根据伊斯兰精神，按照“伊智提哈德”的原则提出来的。正是由于注意与时代潮流相趋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才出现了如下一些提法：“伊朗政权的形式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形式”、“利用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最先进的经验成果”、“正确地利用报刊、大众媒介和其他手段”，“通过建立研究中心和鼓励研究人员的办法来加强科学、技术、文化和伊斯兰研究”以及“保证男女公民各方面的权利，为人人建立司法安全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3］

（二）具有强烈的夺取政权的政治意识

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重的宗教，而尤为重视现实的人生世界。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大地发展了伊斯兰教重视现实这一层面，极力主张夺取政权，参与政治。不管是“温和派”理论家，还是“激进派”理论家，都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阐述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合法性。他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前者主张以合法的、渐进的方式，实现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化；后者则崇尚暴力，主张武装夺权。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染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20世纪，伊斯兰世界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一为世俗民族主义，二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在反帝反殖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国体、政体及不同派别的政治利益问题上，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随着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的节节胜利，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则处于劣势，甚至有些骨干分子和头面人物惨遭杀害。后来，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共和制民族国家还是君主制民族国家，都盲目照搬西方或苏联模式。虽然经济有较大发展，但随之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社会分配极不合理，贫富不均触目惊心，许多人的收入仅从绝对数字上看是增加，但实际上并无改善。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政府权力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贪污腐化猖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破坏了传统的社会连接关系，产生了疏离感和偏激情绪。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长驱直入，社会道德普遍颓废沦丧。这一切，正好为心怀不满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它归之于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对伊斯兰教的背叛，从这一点出发，自然地会得出推翻现政权的结论。

（三）重视现代政治斗争手段

在坚持圣战的同时，要充分地利用现代政治斗争手段，这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家，特别是“温和派”反复强调的。所谓现代政治斗争手段，指的是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议会斗争等。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三条，一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从客观上，加速了世界民主化过程。为了适应世界潮流，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或扩大政治参与，或放弃一党专政，从而为政党参政提供了可能。二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中坚分子，由于组织和领导颠覆现政权的活动而遭到残酷镇压，被迫改变斗争策略。三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核心力量已不是传统的乌里玛阶层，而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政治斗争手段较为熟悉。当前合法斗争趋势愈益突出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现代政治斗争手段的关注。在阿尔及利亚，有影响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组织多达20几个。始建于1989年3月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1991年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的首次多党议会选举中，在选出的211个席位中，获得188席。为阻止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夺取政权，军方宣布取缔“伊斯兰拯救阵线”，凭借铁腕控制了动荡不定的局势。在苏丹，哈桑·图拉比组建“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3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在黎巴嫩，“真主党”在1992年议会选举中取得极大成功。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通过竞选已基本上控制了议会。1992年10月，科威特议会50个选举席位中，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取得了其中的2/3。此外，在中亚，1990年以后，乌兹别克出现“统一意志人民运动”、“正义组织”；哈萨克兴起“九月党”；吉尔吉斯诞生“吉尔吉斯运动”；塔吉克产生“伊斯兰复兴党”。其中，尤以“伊斯兰复兴党”最为活跃，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到近10万人的规模，并与“民主派”联合，以暴力一度推翻以纳比耶夫为总统的塔吉克政府。

（四）基本骨干是非职业性的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

所谓基本骨干，指的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中坚力量。这些人已不是传统的乌里玛阶层，而是一批非职业性的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哈桑·班纳曾就读于师范学校，当过教师；赛义德·库特卜也当过教师，并于1948年至1950年赴美国留学，主修教学管理专业；希克马蒂亚尔是60年代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拉巴尼是喀布尔大学的教授；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显然属于传统的乌里玛阶层，但他的理论富有强烈的现代政治色彩，他的追随者有不少人受过西方教育并担任政府要员；“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阿卜杜拉·阿齐兹·兰蒂西曾获得过博士学位，是加沙伊斯兰大学的教师；在今年近期阿富汗武装冲突中，新崛起的“塔利班”派已为世界瞩目。“塔利班”是波斯语，意为学生，因其领导和骨干是学生，故名。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上述特征向人们昭示，它已和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在形式上是传统的，思想方式上是回归的，但其内容是现实的。它是新时代的产儿，脱胎于现代化母体，并成为现代化政治的组成部分。

二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个人的创造，而是集体成果。它拥有一大批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这些人曾为其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中主要有埃及的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卜、穆斯塔法·西巴伊、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阿卜杜拉·贾瓦德·亚辛；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毛杜迪；伊朗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阿里·沙里亚提；土耳其的内季梅延·埃尔巴坎；苏丹的哈桑·图拉比等人。

尽管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各家各派的学说很不一致，但毕竟在某些根本性问题上是相同的。

（一）彻底否定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鼓吹建立神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强调国家体制伊斯兰化，主张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认为世界一切主权皆属于真主，只有真主才能统治人类，而任何人的统治都是违反伊斯兰的。它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神权国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宣称哈里发是伊斯兰统一的象征，主张建立由哈里发担任首脑的政府。毛杜迪则极力反对以建立世俗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穆斯林联盟”，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库特卜认为，当今世界仍处于伊斯兰教产生前的“贾希利耶”（蒙昧状态）之中，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对真主在世界的主权的侵犯；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是把主权归于真主，而是归于阿拉伯民族，因此是非伊斯兰的；要反对任何形式、种类和方式的人的统治，推毁人的王国，建立真主的王国。霍梅尼声称，穆罕默德·巴列维的宪法中关于政治体制的定义以及把建立君主政体和世袭统治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规定，是从英国和比利时输入的，是从欧洲国家宪法中抄来的，因此要予以彻底否定，代之以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

（二）反对法制世俗化，实行法制伊斯兰化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当代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本原因是以世俗法制代替宗教法制，使真主的法制徒具虚名，所以必须逐步恢复伊斯兰法制。对于一个名符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来说，其基本特征就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和社会根本大法。毛杜迪主张，没有实施真主统治，没有按教法治理的社会，都是处于“贾希利耶”之中。霍梅尼强调，伊斯兰政府是法治的政府，只有真主才是统治者和立法者；伊斯兰政府意味着服从法律，并依法判断；伊斯兰政府和立宪政府（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区别，在于后者的代表是人民的代表或国王的代表，而前者的立法权限属于万能的真主，旁人无权立法；在第12代伊玛目“隐遁”期间，只有具有伊斯兰教法全面知识的教法学家才有资格承担领导穆斯林社团的责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当伊玛目马赫迪不在时，伊朗由公正、虔诚、明于时势、勇敢、机智、有组织能力、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毛拉管理和领导，如果不具备有多数人拥护的毛拉领袖，就由一些具备上述条件的毛拉组成的领导委员会承担这些责任。”［4］

（三）宣扬进行“圣战”，主张诉诸“行动”

在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词典中，“圣战”与“行动”是两个重要概念。“圣战”，阿拉伯语为“吉哈德”，意思为“尽力而为”，原指穆罕默德与麦加多神教徒的战争，后来泛指为弘扬主道而进行的战争。“行动”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提法，来源于穆罕默德从麦加向麦地那的“迁徙”，与“圣战”同义。因此，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又有“行动主义”（Activism）之称。关于“圣战”的理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三个方面加以发展：1．提高“圣战”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认为近代伊斯兰世界的衰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离了伊斯兰教“圣战”精神，要建立伊斯兰政府，就必须进行“圣战”。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宣称，一般说教和虔诚不可能建立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要靠对抗和流血。2．主张“圣战”具有进攻性和防御性。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学家把“圣战”仅仅作为一种防御手段是不可取的，“圣战”本来就具有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层面，今天尤应突出“圣战”的进攻性层面。毛杜迪认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要积极投身于“扬善除恶”的集体行动之中；库特卜主张，要脱离当代“贾希利耶”，不仅仅是改变和变革，而是要彻底摧毁现存的非伊斯兰秩序。3．强调“圣战”是个人义务。认为“圣战”不仅仅是集体责任，而且也同样是个人义务，每个穆斯林都应随时随地为伊斯兰而战。经过“改造”的“圣战”理论，更加具有战斗性，其影响也很广泛，现已成为诉诸暴力手段的合法依据。

（四）否定现存国际体系，建立伊斯兰世界体系

伊斯兰教具有普世性特征，它既内在于国家与民族之中，又超越于民族与国家之上，这是它经久不衰或衰而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一步发挥了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和超国家、超民族性，它成了一种国际性政治思潮。众所周知，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两条著名的原则，一是全世界穆斯林皆为兄弟，二是输出伊斯兰革命。前者被哈桑·班纳所坚持，后者为霍梅尼所推崇。关于兄弟之说，是来自《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经文。哈桑·班纳缔造的组织也取名“穆斯林兄弟会”。他认为，伊斯兰是信仰和崇拜，是祖国和民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已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苏丹等国皆有其分会。霍梅尼一直坚持输出伊斯兰革命。他指出，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不合理的，应该用伊斯兰世界体系取而代之，而伊朗则负有领导实现全球伊斯兰化的神圣使命，我们要抛开不输出革命的想法，应努力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因为伊斯兰是不分国界的。苏丹的哈桑·图拉比也步霍梅尼后尘，主张向邻国输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世界体系的理论的激励下，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震撼了全世界。

诚然，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是颇为丰富的，现已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说，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论述，但以上四条在当前影响极广泛，颇为世人重视。

三

伊斯兰世界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一样，处在社会变动之中。在伊斯兰世界表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是这一地区现代化总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考虑和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必须与现代化联系。从理论上讲，它自成体系，而且包含有许多新鲜内容，尽管当前还不完善，除含有真理成份外，尚有不少谬误，但它仍不失为人类思维的一个花朵。

（一）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现代化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当代的主旋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为人们提供了某些成功的模式，如欧洲大陆型模式、英国型模式和美国型模式等。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民族主义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世俗型现代化模式，但不完善，突出的问题是照搬别国的经验，忽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换句话说，忽视伊斯兰教。它不懂得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而且也是穆斯林民族的主体文化。另外，对现代化初期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未能及时地和妥善地予以解决。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是同世俗领导人未能降低贫困率和失业率有密切关系，同世俗政权腐败、专制独裁和脱离本国人民也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勾画出一种伊斯兰现代化模式的蓝图，即形式是伊斯兰的，内容是现代化的。当然，目前这还处在探索阶段。

（二）政教合一的现代国家的尝试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而来的世俗化浪潮席卷了伊斯兰世界，科学和理性向人们郑重宣告，伊斯兰教已悄然隐退。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吃惊地发现，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已呈燎原之势。按照传统观念，现代国家必须具有政教分离和权威理性化的属性。然而，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仅提出了政教合一的现代国家模式的构想，而且还使其在伊朗、苏丹等国变为现实，这又不能不使人惊叹不已。诚然，宗教和理性的关系，犹如水与火的关系，是彼此不相容的，世俗化政体与神权政体也是尖锐对立的。但是，人们是否可以持反传统的看法，把伊斯兰教不仅视为宗教，而且更视为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宗教来说，当然是反理性的；但作为文化来讲，自然包含有大量的理性因素，如在《古兰经》中，世俗的东西、人间的东西比比皆是。如果从这一立场出发，或许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走出一条新路子。

（三）民族复兴的执著追求

通过信仰的复兴来达到民族复兴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最具魅力之处。众所周知，伊斯兰世界各国获得独立后，大多以西方为模式，开始了以工业化、世俗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到了70年代，人们发现，伊斯兰世界各国作为发达国家政治和经济附庸的地位并未改变，而且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是债台高筑，西方文化也潮水般地涌来，传统的伊斯兰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是那些因出售资源而富裕起来的产油国，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地位，特别在经济上依附性更强。在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世俗民族主义和世俗国家政府。回顾伊斯兰初创时期的美好历史，反思满目衰败的现实，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希冀另辟蹊径。于是，“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民主”、“伊斯兰意识形态”等等，都成了组成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内容，以此表达穆斯林民族执著地追求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

从上述可知，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映了人民群众追求现代化，渴望民族复兴，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迫切要求，这是其具有活力的深层原因，并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时含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内容，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强化社会分离功能

伊斯兰教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分离功能，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大地强化了这种社会功能。当前，各种合法、非法的宗教政党、组织不断涌现。在许多国家中，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已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对现政权和执政党构成巨大威胁，造成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危及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安定，这一切，都与伊斯兰教的社会分离功能密切相关。

（二）提倡恐怖活动

尽管恐怖活动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方面，且热衷于搞恐怖活动的也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但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他们在大众传媒，特别在西方传媒中形象极坏，被描绘为“穆斯林暴乱分子”、“极端派”和“恐怖分子”，等等。其中虽说有夸张成份，但也有事实依据。以阿尔及利亚为例，1994年暗杀致残6388人，暗杀致伤2289人，纵火、爆炸和破坏事件2775起，都与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有关。

（三）对外政策严重失误

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坚持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奉行这一政策的某些国家积极支持国际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例如，他们支持阿富汗、塔吉克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并与“真主党”、“哈马斯”关系密切。据统计，在中东和北非，受他们资助和支持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多达20几个。对外输出革命的理论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违反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隔阂，践踏了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到头来，很可能使自己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甚至招来经济制裁。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和世俗民族主义一样，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产生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并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今后必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开展而发展变化。它和世俗民族主义虽然针锋相对，但将长期共存，因为两者在伊斯兰世界都找到了自身发展的肥沃土壤。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点，诸如捍卫民族利益，保卫国家主权以及致力于现代化等。它们概括出的现代化模式，是伊斯兰世界的两种主要模式。当前，以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引人注目。今年3月30日，第三届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在尼罗河畔的喀土穆开幕，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复兴组织、波斯尼亚、伊朗和阿富汗的各种派别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认为，摆脱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文化控制的途径在于建立一个伊斯兰联合国，发行一种统一的伊斯兰货币，以及其他一些办法。与此同时，合法斗争以及暴力、恐怖活动也已成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基本形态和主要趋向。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前途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深度；（2）现政权解决危机的能力；（3）世俗的、左翼的和民主团体等传统反对派的群众代表性程度；（4）减少恐怖活动的措施和效果；（5）调整对外政策的努力情况。随着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会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其内容也会不断丰富多彩。

注释：

[1]M. S. Agwani,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West Asia,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92,P.42－43。

[2]凯马尔·Ｈ·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3]同上书，第628－632页。

[4]《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631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来源：《西亚非洲》，引自毕业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