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若望二十三世的《世上和平》通谕为引导，讨论了若望二十三世的主要贡献以及该通谕发表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及其对后世天主教会的影响。

[关键词]：若望二十三世；世上和平通谕；天主教会

若望二十三世教宗（1958-1963）本名安杰洛·隆卡里（Angelo Roncali 1881-1963)，以大公会议教宗知名，在意大利，人们又称他为papa buone（好教宗）。美国圣母大学神学家理查德·麦克布莱恩（Richard P. McBrien）1997年说，“除宗徒伯多禄外，没有任何其他教宗可与若望二十三世媲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单打独斗地把教会从教士主义的、君主的和非大公性（unecumenical）的、神学僵化的团体转变成平信徒、修士修女和教士们同样在基督教里极为平等的团体，向其他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团体开放，与非信仰者，与全世界开放对话和合作的团体。”[1]西方世界一般认为，他谦卑、温和、热情、幽默，勇敢智慧地宣布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对此，他曾经表示是要推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隆卡里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贝尔加莫，1904年晋铎。他阅历丰富，视野宏大，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过驻土耳其的宗座代表（当时土耳其未与罗马圣座建交），与当地政府和东正教会建立了良好关系。随后于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担任驻保加利亚、希腊的宗座代表。在德国占领希腊时期（1941-1944），他尽力保护犹太人。在1944年后担任圣座驻法国大使，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现状和教会面临的社会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当时，战后的法国教会陷入混乱，因为在如何看待曾与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傀儡政权合作的巴黎总主教的问题上，教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隆卡里代表罗马教廷，既让巴黎总主教离职又让他得到体面的安排，妥善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1951年至1952年，他还兼任圣座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任观察员，成为担任这一职位的圣座第一任外交官。1953年被任命为威尼斯总主教和枢机，在这座充满拜占庭建筑艺术风格的美丽旅游城市，他取得了治理一方教会的经验，同时又完成了圣卡罗·鲍罗麦欧文集第5卷的编篡。隆卡里的一生，受到进步的、有社会意识的主教、神学家、政治家和公教进行会的活动家们的深刻影响，虽然他自己在灵性和神学方面是传统的，但他所到之处都给人留下了愿意公开对话的好名声。今天看来，隆卡里的丰富经历和见识对他当选教宗后勇于担当，承认教会存在的问题，大胆提出aggionamento（跟上时代），复兴和改革教会有很大的益处。

1958年10月底他当选教宗，选择若望为自己的名号，因为若望是他父亲的名字，是他领洗的堂口的名字，是全世界许多教堂的名字，其中包括罗马主教座堂圣若望·拉特兰。隆卡里还说明，若望是教宗们使用最频繁的名字，而且几乎所有名为若望的教宗任期都较短。他特别指出，他喜欢若望这个名字是因为与耶稣亲近的两个人施洗者和福音书作者都叫若望。他对枢机们说，他取名若望是为了重温宗教徒若望的劝告，要人们彼此相爱。[2]在一些观察家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位已有77岁高龄的“过渡性”教宗。岂料他新招不断。举例来说，在1953年11月4日就职典礼上，他首开讲道先河，坚称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好牧人。后来在若望拉特兰教堂，他再次宣布他不是被外在权力标志包围的亲王，而是“一个司铎，一个神父，一个牧羊人。”同年圣诞节期间，他恢复了自1870年罗马被占领后，教宗中断了的探望囚犯和病人的习惯做法。他频繁地访问罗马教区的各个堂区、医院、养老院、教育和慈善机构。在“圣周四”，他给教堂的人们洗足，在“圣周五”，他与信众一起参加游行。他被认为是自早期教会以来众多教宗中间，最明白自己是罗马主教的牧人。[3]1959年1月，他宣布要召集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进行天主教会的革新。这个重大决定是他长期思索的结果，展示出他非凡的胆识与魄力。

若望教宗发表过两个社会训导通谕，《慈母与导师》和《地上和平》。前者发表在梵二会议召开之前，后者发表在他去世前的2个月。《地上和平》通谕发表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1962年9月已经发现他患有严重的胃癌，加之1962年10月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冷战因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顶峰，史无前例的核战争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危险，令他焦虑万分。同年10月11日，他在梵二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词里宣布，消除不和谐，促进和谐、和平、团结的最有效手段是到处宣讲“基督完全的仁爱”。他说，“在今天万物的秩序里，天主的启示正在引导我们进入人类关系的新秩序——通过我们人类自身的努力，甚至超越我们的期待——是朝向天主至上的、不可超越的设计的完满。”1962年10月25日在古巴危机高峰期，他通过梵蒂冈电台向世界各国领袖发表讲话，呼吁双方克制。翌日，苏联《真理报》把他说过的话——“我们请求所有统治者不要对人类的呼声充耳不闻”在显著的位置作为文章题目刊登出来。有评论认为，“若望二十三世的呼吁让赫鲁晓夫后退而又不失颜面。”古巴导弹危机从而有惊无险地平静化解。这一事件激励他在1963年4月11日发表了《地上和平》通谕。1962年苏联授予他“和平奖”，1963年美国授予他“总统自由奖”。[4]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天主教在近代的变迁，比如存在被围困心态导致《邪说提要》出版，尝试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基督教开始尝试通过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全面讨论世界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基督徒民主党派的成立，东西方阵营的国家对人的自由的定义，联合国的成立和《人权宣言》的通过，新的第三世界的出现等一连串的宗教和政治发展，都对《地上和平》通谕的发表产生了影响。

《地上和平》通谕，中文又译《世上和平》或《和平于世》通谕[5]，发表于1963年4月11日，正值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刚刚结束近6个月之际，曾经在导弹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在苏美两国领导人之间进行劝说的若望二十三世发表这一通谕[6]，及时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这一通谕是罗马教宗发表的第一个致“所有善意人士”的通谕，受到广泛的赞扬和欣赏。当时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通谕全文，并且同时刊登了几篇社论介绍这一通谕。苏联的媒体也给予它积极的评价。在纽约和日内瓦两大国际大都市，这一通谕引起外交官和神学家们的广泛讨论和肯定，它不仅得到天主教徒也获得基督新教徒的赞誉，而且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资本家和共产党人都对该通谕予以正面评价。令人意外的是，它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谱曲配乐的教宗通谕。[7]

《地上和平》通谕，中文译本22000多汉字，共计172小节，被认为是自《慈母与导师》通谕开始，“若望教宗自由地严肃对待和正面赞扬现代世界”过程的延续。[8]在“引言”里，该通谕从基督信仰的角度表明“和平”与“秩序”的关系。通谕的开头语说，“只有尽心尽责地遵循天主安排的秩序，才可能牢固地缔造地上和平”（第1节）。但“目前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混乱，却与宇宙的完美秩序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第4节）。接着，若望二十三世从天主教自然律传统出发，指出“造物主已经把一种秩序铭刻在人的内心，人的良知不仅向人们显示而且命令人们遵守这一秩序”（第5节）。因此，分析论述人与人之间，国民与政府之间，国与国之间，人民、国家与世界组织之间的关系，希望他们各自在享有和运用自己权利的同时尽到应尽的义务，为缔造和平而努力，是这一通谕的主要内容。《地上和平》通谕除引言外共有5部分：第一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国民与公共当局的关系；第三章，国家间的关系；第四章，人、政治团体与世界共同体的关系；第五章，对平信徒的劝谕。

《地上和平》的第一章详细论述了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首先断言，每个人都是人，富有理智和自由意志的本性，拥有源于人性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它们是普遍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第9节）。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利、受人尊重权利、追求真理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知晓公共事件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信仰宗教的权利、选择生活状态的权利（指建立家庭或过独身宗教生活）、工作的权利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集会结社的权利、移居权利、移民权利和参政权利（第11节至第27节）。若望二十三世表示，根据自然法则，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也有许多应尽的义务。他主张人的义务包括，尊重他人权利、相互合作、自动负责地行动、以真理、正义、仁爱、自由建设社会的义务（第28至37节）。他分析指出，目前的形势有三个特点，工人阶级在经济和公共事务中已经逐渐赢得地位，要求在社会的每个领域体现自己作为人的参与权利；妇女人性尊严的意识日渐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与参与权利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改进；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国家不久都将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全世界人民基于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或政治地位的自卑感和优越感将逐渐消失。人人尊严平等的观念已为人广泛接受，种族歧视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失去正当理由。这些特点对人们表达自己的权利、克尽自己的义务至关重要（第39至44节）。

《地上和平》在论述了公民与公共当局即合法政府的关系时，首先重申了天主教的传统信条，即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合法的政府，世俗当局的权力——而非履行权力的个人——均来自天主，但又肯定这一权力也来自道德秩序，而道德秩序的源头和目的则是天主。权力依赖于道德力量，意味着国家当局必须激发公民的良知，使之合作为公共利益服务（第46至48节）。但是，如果世俗当局违反道德秩序和天主旨意，公民则有选择执政者、选择政府形式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权利。通谕提出的这些观点是与真正的民主制度相吻合的（第51、52节）。《地上和平》通谕提出，致力于公民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世俗当局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因此，承认、尊重、协调、保障和促进公共利益和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世俗政府的责任（第53、60节）。

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地上和平》通谕提出，应该本着“真理、正义、仁爱和自由”的原则予以调解（第80节）。通谕提出各国要杜绝种族歧视，尊重少数民族，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应该受到尊重（第86、91、96、100节）。该通谕还对军备竞赛表示深切关注，指出军备竞赛占用了大量人民和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物质力量，使人民生活在核战争、核试验、核废料的恐惧当中。该通谕提出，正义、理智、人的尊严均迫切要求停止军备竞赛，要求有关各国同时减少同等数量的核武器，全面禁止核武器，将和平建立在彼此信任上（第109至112节）。

在讨论个人、国家与世界性组织的关系时，《地上和平》通谕指出，每个国家、政治团体都要保障自己的公共利益，这些公共利益虽然超越个人利益，但不能脱离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实现国家之间、全世界、全人类的公共利益需要国际组织的合作，以便个人、政治团体、国家的利益得到保障（第131至137节）。若望二十三世在通谕里特别提到联合国宗旨、作用，对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宣言》予以较高评价。

最后，若望二十三世号召天主教平信徒全面参与世俗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贯彻教会的社会训导，和“与宗座分离的基督徒”“与无基督信仰而有良知的人士”多方合作，循序渐进地改进世界。任延黎教授认为，通谕最后一章中论述“教友与非教友在经济、社会、政治场合上的关系”一段论述到的两个区分为天主教与他者对话奠定了基础。这两个区分，一是“错误与犯错误者应有所区分而不混淆，才得称为公允，纵然他们所犯的是有关真理的错误，或有关对于宗教或伦理认识不清的错误。因为失于错误者仍不失其为人的尊严，亦未失去其人性的尊严，故亦应据此尊严而受看待。再者，失于错误者并未失去脱离错误、探求真理之路的能力：并且天主上智的帮助亦永不缺乏。很可能一人今日缺乏信德而陷于错误，他日蒙天主之光的启迪而皈依真理。因为在世俗工作的场合上，天主教教友如与困陷于错误而不认识基督或认识不清者，有工作上的接触和联系，则此接触与联系可成为引导彼等获得真理的机会和鼓励。”另一个区分是“凡论世界和人类的性质、起源、归宿等的错误哲学理论，不得与历史演变（historical movements）——以经济、社会、文化或政治为目的的历史演变——混为一谈，纵然此种历史演变始源于上述的错误理论，且亦仍受此种理论的激励。因为，一种学说，既经确定而形成定式，则一成不变，至于历史演变（historical movements）则随世事的现实情况和生活条件的影响而不断地演变。况且，如果上述演变而能合乎正确的理性原则，并适应人性的合理要求，谁能否认其中有积极性的，且值得嘉许的因素？”

美国学者奥布赖恩和香农在评价《地上和平》通谕和若望二十三世对当代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时说，《地上和平》通谕是若望二十三世教宗任期高峰的杰作。在若望二十三世和他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影响下，“天主教生活的标准已不再简单地是教会的权力和力量，因为现在教会本身也要接受教宗若望提出的真理、正义、仁爱和自由原则的判断。”[9]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对该通谕予以高度赞扬，表示该通谕不仅仅是指向天主教会成员的，也是说给全世界人听的，是与联合国提出的主张和目标一致的。[10]

从天主教会传统看，若望教宗的和平主张是自教会建立以来耶稣在圣经里的教导、教父们的论述和历代教宗论述的延续。若望教宗之后的历任教宗发扬了教会致力于和平的传统，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丰富了和平的主张。比如教宗保禄六世在1967年发表的《民族发展》通谕，把经济的公正发展与缔造和平联系起来，指出，“今天，发展就意味着和平。”“经济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暴力，贫穷民族的经济的公正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如果你们要和平，就要为正义而努力。”若望保禄二世则用“团结”一词来概括与“邻人”的正确关系，断言“和平是团结的结果”。[11]教宗保禄六世还开创了新年第一天向全世界发表元旦和平文告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已经广为人知，得到世人的赞扬。

在和平训导的影响下，1967年罗马教廷成立“宗座和平与正义委员会”，各国天主教会甚至教区也纷纷成立各层次的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或正义与和平小组，在全球和各个地方推动正义与和平的实现。

2012年4月30日，本笃十六世致函宗座社会科学院出席全体大会的人士，表示若望二十三世的“和平于世”通谕在当时成了写给世界的一封公开信，是他身为牧人在走完生命旅程之前发出的沉痛呼吁，好让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在人类社会各领域得到强有力的推动。拉辛格强调，50年前的那道通谕在今日全球化的世界面前仍屹立不摇。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提出的观点为冷战后和武器军备继续扩散的今天，为推动和平与正义所面临的新挑战，仍使世人受益良多。若望二十三的那道通谕为教会与世界、有信仰和无信仰的人之间进行有创造性的对话，一直是项强烈的邀请。从它公布的1963年起，一些看起来触到暗礁无法解决的冲突，却载入了史册。教宗本笃十六世最后表示，应一起努力，为促进今日世界的和平及正义而奋斗，“相信我们在共同寻求天主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一个每个人都能获享应得的尊严的世界秩序，一定会结出果实”。[12]

注释：

[1]Richard P. McBrien，Lives of the Popes：The Pontiffs from St. Peter to John Paul II. San Francisco：Harper San Francisco，1997，p.367.

[2][3][4]Richard P. McBrien，Lives of the Popes：The Pontiffs from St. Peter to John Paul II.p.371、p.371、p.374.

[5]有兴趣阅读此通谕者，可从中文天主教网站下载。

[6]Peter Hebblethwaite，John XXIII，Pope of the Century，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2nd Revised edition，2000，pp.241-249.

[7]J. A，Dwyer ed.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ocial Thought，Michael Glazier Books，1994，p.696.

[8]Peter Hebblethwaite，John XXIII，Pope of the Century，2000，p.249.

[9]David J. O'Brien， Thomas A. Shannon，Catholic Social Thought：The Documentary Heritage，Orbis Books，1992，p.130.

[10]Marco Tosatti，“‘Pacem in Terris’was an open letter to the world”，La Stampa， Italy，4，Oct.2013.

[11]Marvin L. Hrier Mich，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Movement，Mystic，CT：Twenty-third Publications，3rd printing，2001，pp.279-281.

[12]梵蒂冈电台电讯稿，2012年5月2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