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价值问题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又根据中国国情发展和创新，形成了蕴含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宗教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价值观的基本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鲜明的历史使命是其宗教价值观的重要背景。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价值观，应既有一般的理论抽象视角，也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从马克思主义整体的角度加以理解。
首先，宗教价值就其抽象层面而言，具有两重性，既有消极性，也有积极性。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宗教价值观简单归结为“宗教鸦片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宗教的批判毫不留情，但同时，也指出过宗教有其独特的社会作用。他们对于宗教的批判，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宗教的社会作用表现为，它既可能是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也可能蕴含对现实的强烈反抗和批判意识。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中，明确指出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实质。他说：“德国市民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由于时代精神的缘故，这个革命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宗教改革。”他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分析了宗教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民起义精神武器的原因：“吹鼓手小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他在布道时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以后不应该再有皇帝，也不应该再有诸侯、教皇以及其他教会或世俗的权贵；人人都应该是兄弟，人人都应该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任何人都不应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关税、赋税以及其他杂捐和劳役都应该永远废止；各处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该自由使用。”
其次，宗教价值从其历史层面来看，具有变化性，主要由世俗利益的格局所左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宗教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其价值的具体呈现也是由具体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所决定。恩格斯深刻地指出：“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在《致燕·龙格》中，他指出了宗教改革的现实目的：“如果抛开教义上的种种争吵和注解的话，全部新教改革是一个广泛筹谋好了的没收地产的计划。”不论是宗教战争还是宗教改革，其历史价值由其代言的阶级力量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
第三，宗教价值回到具体层面上讲，具有辩护性，重点为现实政治制度服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宗教，不只是为了批判宗教背后的现实，也直接批判了宗教的欺骗性、麻醉性，以及为旧制度的帮凶作用。即便是谈及宗教改革，马克思也指出其异化的性质：“他（马丁·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他（马丁·路德）尽管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勇敢，却没有摆脱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像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和地主们拥有践踏人民的神圣权利。”恩格斯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中，论述了神学和宗教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充分说明了宗教和世俗利益、权力的实质性关联。他写道：“（欧洲世界）这种神学上的联合不只是观念上的。它不仅实际体现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现在按封建和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教会中。教会在每个国家大约占有1/3的土地，它在封建组织内部拥有巨大的权势。”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价值的论述既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有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诉求，对宗教价值的分析侧重于其政治功能。既不能将其批判性作为评判宗教价值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也不应忽略或淡化其对宗教的批判。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关于宗教价值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创新拓展。
第一，宗教的价值具有重要性，既影响宗教，也影响全局。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之所以具有特殊重要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就是因为宗教价值影响的普遍性和重大性。1990年12月，江泽民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说：“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四个关系”新论断的理论基础就是宗教正反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力。
第二，宗教的价值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毛泽东指出，宗教“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但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和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邓小平既肯定宗教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也提醒“宗教方面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2001年12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均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理解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宗教价值的两重性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
第三，宗教的价值具有同根性，既需扬其所长，又需抑其所短。宗教的两重性往往一体两面、同根共生，如剑之双刃、币之两面，两种价值可能性同时并存，根植于同一特征，作用于同一领域。从群众性看，宗教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坏，对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重大。从民族性看，宗教既可以成为民族的统治工具，也可能成为民族的反抗武器。从国际性来看，信仰同一宗教的信徒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跨民族、跨国界的力量，对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指出“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另一方面，也肯定宗教交往是国家关系的一种助力。他在会见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时说，“基里尔大牧首这次访华是两国宗教交往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中俄两国高水平和特殊友好关系，有助于加深相互了解。希望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基里尔大牧首为促进中俄友好发挥更大作用。”宗教工作之所以难度大、尺度不好把握，常常需要“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就在于宗教正反价值的紧密关联性。
第四，宗教的价值具有变化性，既要应势而变，又应与时俱进。宗教的价值是变化的，这是发挥其积极性、抑制其消极性的前提条件。如何扬长避短？一要随应大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二要相时而动，适应中国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宗教的价值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宗教的价值随着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1979年6月，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肯定了宗教界人士的进步性。他说：“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论断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宗教价值变化的根源是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宗教相关领域反映出的剥削关系和侵略关系，还是当前宗教相关领域反映出的资本关系和网络关系，均映射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应地，也只有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釜底抽薪地解决宗教领域的问题。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
第五，宗教的价值具有多面性，发挥宗教的正面价值，既要重“软实力”，又要练“硬功夫”。2001年12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在国家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可以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活动。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宗教道德中的弃恶扬善等内容，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同样有积极作用。宗教通过对信教群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的情绪、调节信教群众的心理也有积极作用。当然，肯定宗教中的积极因素，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宗教，而是要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祖国统一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发挥宗教的正面价值有多种途径，宗教负面价值的发生领域和途径也是多样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就是“硬功夫”，打铁还需自身硬，练好内功，才具备发挥正面作用的坚实基础；发挥宗教在各领域的社会作用，就是提升“软实力”，围绕中心，敲好边鼓，才能助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以上5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宗教价值、发挥其积极性并抑制其消极性的重要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在方法论上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脉相承：都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价值观上也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前后贯通，都始终坚持了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这些主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为做好宗教工作、处理好宗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民族宗教教研室教授、副主任）
（来源：2018年5月29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