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传佛教与南亚东南亚南传佛教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中应充分发挥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独特优势，使南传佛教成为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的“共同话题”，实现南传佛教“地缘优势”与“中国叙事”的良性互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传输中国正能量，真正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交流互鉴。

一、中国南传佛教对外文化交流取得的成绩

十多年来，中国南传佛教界开展了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与国际佛教界，尤其是南亚东南亚佛教界保持友好互访和交流，增进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传统法谊，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颇有建树。举几个实例来说。

一方面是“走出去”：1.中国南传佛教界参与到佛牙舍利海外供奉。2003年，以云南佛协会长刀述仁为团长的中国佛教护侍团护送佛指舍利到泰国供奉。2.中国南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受邀参加各类国际性佛教交流活动。例如刀述仁会长和帕松列龙庄勐、祜巴罕听、祜巴等傣、祜巴提卡达希等在促进南传佛教对外交流中的践行和努力。2016年，以帕松列龙庄勐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泰国出席第十三届“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帕松列龙庄勐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3.走出去开展中缅边境地区讲经交流。比如祜巴等傣、祜巴问地达在缅甸木姐、南坎、腊戌等地开展的讲经交流活动。

另一方面是“请进来”：1.2012年，举行西双版纳总佛寺开光庆典，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国家的三大语系上千位高僧大德参加，标志着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增进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友好交往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2.中国瑞丽连续几年举办“中缅边境地区佛教文化交流会”，促进了中缅边境地区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了中缅佛教界的法谊。3.2016年，“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暨帕松列和帕祜巴升座庆典”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学者和嘉宾500余位，共同探讨开展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合作的可行途径，充分发挥南传佛教所具有的民间外交功能。正如刀述仁会长在致辞中所说：“中国南传佛教起到了沟通大乘佛教和南传佛教的桥梁作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型国际南传佛教盛会，对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意义重大。”2017年，“第二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暨帕祜巴升座庆典法会”在德宏州芒市举行，来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国内外僧侣共500余人参会。论坛围绕南传佛教文化在促进国际和平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展开研讨和交流，为深化澜湄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云南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国际合作环境。2018年3月举行的临沧南传佛教祜巴升座法会，对提高中国南传佛教僧团的对外交往地位，促进中缅佛教文化交流，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二、中国南传佛教对外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近十年来，中国南传佛教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有所作为，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事实上，宗教民间外交与我国公共外交是相辅相成的，南传佛教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良好的平台和通道，南传佛教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展现中国形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前对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缺乏前瞻性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南传佛教在对外交流中正能量的发挥。

第二，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主体和主渠道不够明确。目前，中国南传佛教团体开展民间外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宏观、系统、可持续性的规划，随意性大，进而导致南传佛教对外交流缺乏实质内容、流于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主体和主渠道不够明确，南传佛教民间外交主体未能充分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造成的。

第三，缺乏开展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高层次平台和专业人才。一是缺乏高层次平台。随着首届和第二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相继举办，论坛作为一个高层次的交流平台赢得了高度赞誉和肯定。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论坛的可持续性堪忧。二是缺乏开展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专业人才。当前南亚东南亚国家较有影响的佛教道场和禅修中心均以英文和当地语言作为沟通和交流的语言，而语言问题恰恰是中国南传佛教僧众对外交流的一个难题。

三、南传佛教如何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佛教文化在民间外交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其他公共外交手段难以替代的，新时代中国南传佛教如何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我认为着力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充分认识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在“导”字上下功夫。相关管理部门和佛教团体都应该加深对南传佛教民间外交之独特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努力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使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真正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认为中国南传佛教的民间外交还有很多潜力可挖。一是探讨如何促成南传佛教高峰论坛的常态化机制；二是持续推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南传佛教界的对话交流；三是鼓励和支持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佛教院校的教育合作。

第二，明确开展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主体和主渠道。开展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政府外交部门，而民间外交更多的是依托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团体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等等。一是民间佛教团体可以发挥佛教民间外交的主体作用，成为民众交流的良好通道；二是有影响的高僧大德可以成为“中国叙事”的和平使者；三是中国僧众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弘法、留学、修行，可以发挥民间外交的文化桥梁作用。

第三，搭建开展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高层次平台、培养专业人才。一是呼吁推进南传佛教高峰论坛的规范化和常态化，逐步完善南传佛教高峰论坛的机制建设，搭建开展南传佛教民间外交的高层次长效平台，打造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提高中国南传佛教对外交流的影响力。二是加强中国南传佛教对外交流人才的培养。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则在我国现有的佛学院应当加强当地语言及英语的教学；二则考虑增加选派优秀僧人出国留学深造的名额，提高中国南传佛教僧人的国际交流水平；三则寄望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与南亚东南亚国际佛学院开展实效性的教育交流合作。

如何实现宗教民间外交与国家公共外交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时代话题。我认为，政界、学界、教界应该各归本位，形成政界引导、学界助推、教界践行的格局，合力推动中国南传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则中国南传佛教也将能够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好友好使者的角色，讲好中国故事，全面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和谐发展。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中国宗教》2018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