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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苏林:《共产党宣言》与宗教问题∗   2019年1月21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摘要]把宗教学说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且公然声明这一理论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只有这二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有机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诞生的根本标志。毋庸置疑,《共产党宣言》的公开问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理论基石,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从而使《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史上最光辉的文献。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完整系统的阐述。它以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要用无产阶级崭新的世界观来改造旧世界。它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开端,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真正诞生和它在人类思想史上伟大变革的实现。

 

一、《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理论基石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自从1909年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1]这一论断之后,一百多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问题,并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解答,而这一问题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认真解答的基本问题。[2]

 

笔者认为,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诞生的根本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世界观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的社会生活过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科学概念,并把“物质生活条件”看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策源地,是产生社会意识的根源。“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伟大的科学理论的发现,构筑了整座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是否承认物质生活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理论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在这方面,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是比较典型的。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把宗教解释成一切社会关系和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把宗教的存在与统治当成解释社会现象的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都被宣布为宗教关系;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而具有政治、法律、道德属性的社会人,却被简单地宣称为上帝的创造物。总之,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历史上宗教观念的存在和作用,而没有看到这些观念背后的物质动因。因此,他们对历史时代的描述与阐释,总是把宗教设想为该时期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虽然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做了深入的分析,但他们仍然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被宗教的和政治的原因所决定的观念变迁的结果。“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3]

 

与这种历史观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之后,对唯物史观做出了如下的概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务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务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4]

 

恩格斯曾经多次指出,《宣言》的基本思想,或者说构成《宣言》的核心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1844年至1847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已经陆续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宣言》贯彻并且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新的世界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构成《宣言》核心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以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恩格斯这里所指出的正是《宣言》中最基本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从物质生产、经济基础去了解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发展;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通过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阶级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和剥削,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一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分析阶级社会宗教问题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人们的思想观念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人类思想史证明,人的精神生活是随着物质生产改变而改变的,任何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每一次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因此,“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6]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做的经典表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本质关系。这个原理的提出,对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宗教学说,都具有革命的意义。这个原理为人们认识、研究、把握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宗教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解决宗教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指导原则,指明了研究宗教现象的正确方向和途径。因此恩格斯曾自豪地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7]

 

从唯物史观出发去剖析宗教现象,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科学地解答了宗教领域中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即宗教的本质,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策略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些宗教基本问题的阐述过程中,始终清晰地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主线,脱离了这条主线,离开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宣言》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宗教问题

 

《宣言》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出现所产生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有:资产阶级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创立了现代城市,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消灭了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从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宗教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现象的本质特征。

 

1.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宗教领域内产生的积极影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致使一切与封建腐朽专制相应的传统观念,诸如宗教、神明、王权、教权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冲击。随着科学的昌明和理性的张扬,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范围逐步缩小,宗教昔日巨大的社会作用也日趋衰退。这是历史进步在精神文化领域中的必然反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世界的经济过程愈明显,彼岸世界的宗教幻想也就愈暗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愈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也就愈小。换言之,生产力愈发达,社会形态愈高,宗教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就愈失落,其影响和作用也就愈有限。这是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正如他们在《宣言》中所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8]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它不仅造就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思想革命。资产阶级却用公开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封建的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的剥削。它彻底破坏了封建的宗法制和黑暗的宗教统治,彻底改变了中世纪宗教垄断一切的格局,极大削弱和限制了宗教过度膨胀的权力和作用,对宗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在法律上给予合理的定位,从而把宗教的存在和发展纳入了一条正常、有序的轨道。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宗教已经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这个社会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和小市民的伤感,统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冷水之中。“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9]资本主义社会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变成金钱的雇佣劳动者。它把利己主义作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把金钱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尺度,从而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关系、宗教关系和道德关系。毫无疑问,这相对于中世纪宗教神学一统独大的封建垄断格局,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2.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必然要在思想上冲破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提出,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垄断统治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10]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必然在宗教领域里引起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对国家而言,废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教体制和宗教特权,实现了国家和宗教的分离,使国家从宗教垄断中解放出来,国家和社会不再把某种宗教奉为国教;对教派而言,在宗教内部,宗教(特别是较小的宗教派别)从教派(尤其是被奉为国教的教派)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不承认在宗教信仰和派别上有什么正统派和异端、异教及其异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个人而言,信什么教,用什么样的方式信教,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无论宗教信仰如何,公民在其他方面的权利一律平等。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里,政府不得规定推行某种宗教或压制某种宗教。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思想自由首先表现为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前提。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宗教信仰自由奠定了历史起点和思想基础。“因信称义”“众信徒皆教士”是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理念。路德用信仰的权威否认教会的权威,用信仰自由代替教会和僧侣在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作用,突出信仰的合理性和自主性,体现了德国市民阶级独立的民族意识,表达了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愿望。路德所倡导的“众信徒皆教士”的原则,在思想上既是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平等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观念的反映。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同时也是新兴资产阶级追求政治平等在宗教观念上的折射,其政治意义在于否定封建主义的特权等级制,争取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地位。所以恩格斯客观地指出,创造自由和平等,“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11]。同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直接把加尔文新教作为自己革命的旗帜,“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派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战斗理论”[12]

 

由此可见,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首创,也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基本策略。在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提出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原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问题上反对封建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必然产物。实践证明,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历史的今天,宗教信仰自由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人权,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由资产阶级提出并最早实践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人类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主主义的口号,而是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继承和肯定,实际上是对人类的进步理想与先进文明的继承和肯定。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无产阶级自创的口号,并没有给它涂上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标记,并不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工人政党首创的纲领。相反,他们却明确指出,在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13]。工人政党要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就必须不断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一切社会根源,为人们的信仰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创造有益的条件和环境。

 

3.资本主义时期的宗教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对宗教解放的意义,但同时也认识到,这种解放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还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资产阶级不再硬性规定某一宗教为国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在实际上被废除,更不是说人们已经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资产阶级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废除国教,从而使国家的事务不受宗教势力的控制和干涉。然而,这只不过是国家把宗教从公法的范围转变到私法的范围,使信奉宗教成为人们自己的私事。宗教在政治、法律和人们的观念上仍然是必要的、合理合法的存在,只不过是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仅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而且必然在精神上占统治地位,并且在总体上控制和支配着这个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被当成一种道德约束力、一种美好的幻想、一种对不公正命运的安慰和一种为不平等现象辩护的道德上的标准和信仰上的根据。因此,他们在《宣言》中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丧失了任何民族性的无产阶级来说,“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指无产者——引者注)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14]

 

三、《宣言》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崭新世界观的同时,也明确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

 

1.无产阶级要建立新世界,必须同一切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宣言》向无产阶级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对社会进行根本的变革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预言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著名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16]

 

《宣言》中关于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它要求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但要实现这两个决裂,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才可能为彻底消除私有制及其与之相应的各种陈旧观念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那种离开社会发展水平而强制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办法,那种靠行政命令强行消灭宗教、取消宗教信仰自由、强迫人们接受所谓科学的世界观和无神论的做法,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相反,还会造成社会混乱,给人民带来灾难,破坏无产阶级的既定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改造旧的社会体制和破除一切陈旧的传统观念固然需要先进的思想,但没有现代化大生产创造的物质条件,是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的,更不可能实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归根结底,一切由物质条件派生的观念,最终还必须在新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能改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在改造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过程中丧失了积极的意义。相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在克服各种迷信、旧观念之前,是不可能彻底解放全人类和自身的。科学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在改造旧世界、破除旧观念中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而要真正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破除旧观念的思想路障。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宣言》中并没有放弃对各种宗教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2.无产阶级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必须肃清各种错误思潮

 

为了使宗教迷雾不妨碍无产阶级意识的觉悟和提高,为了使工人运动在长时期内不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社会主义错误思潮的干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把反对各种宗教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作为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把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同在一起,利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宣扬各种宗教说教和神秘主义,是当时在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比较盛行的一种错误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例。

 

19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有两个历史根源。其一,它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伴随现象。随着封建主义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一些封建主义的宗教思想开始非常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并采用宗教的方式援助穷人,怜悯无产者。但是,只要触犯到封建贵族的利益,他们马上就会宣称这是对上帝最大的不敬。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深刻地揭示道: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基督教不是也曾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所以,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实质上,“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17]。其二,它是早期工人共产主义运动自发的伴随现象。无产阶级在其运动的初期阶段,在理论上的“空想”色彩和实践上的“自发”倾向还比较明显。“空想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最初的简单形式,从实质上看,它的“空想”同宗教的“幻想”并没有原则的区别,因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幻想的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说明他们头脑中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往往求助于上帝的意志,并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代言人,认为永恒的真理一经被发现,人们就会免遭剥削和不平,世界就会重见光明,犹如耶稣基督的再度降世。正如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所说:“现代无产阶级在其解放斗争初期喜欢回忆早期基督教,同卡贝和魏特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形式,都带有宗教色彩。”[18]《宣言》中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为了建造空想的空中楼阁,不得不更加系统地卖弄宗教幻想来宣称对共产主义的奇功异效,这种企图只不过是一种“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19]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斗争的过程。早在1846年《反克利盖的通告》一文中,他们对“真正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克利盖“宗教共产主义”的批判,就很具代表性。

 

“真正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的派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把共产主义宗教化和庸俗化的一种错误思潮。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莫·赫斯(1812-1875)、卡·格律恩(1817-1887)、海·克利盖(1820-1850)等人。这些人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糅合在一起,把抽象的“人”和“爱”当作出发点,用“人的本质”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他们宣扬抽象的人性,提倡人道主义,主张用“爱”来实现人类解放,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使爱的宗教变为真理”。他们以此宣称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谛,提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真理。

 

针对这种错误的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其展开坚决的斗争。1845年,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中,首次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此后几年间,他们先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德国制宪问题》,直至《宣言》等著作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抽象的人性论,相继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对他们在宗教问题上错误论点的剖析,则主要体现在《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一文中。

 

18465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讨论和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的决议,指出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完全违背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他所鼓吹的“爱的宗教”和“爱的呓语”,极大损害了共产主义学说在欧美的声誉,毒害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信仰上的纯洁性,反对把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混淆,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思潮或以各种宗教虚幻花朵对无产阶级意识的侵害和浸透。克利盖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宗教幻想,用一些神话和《圣经》中的形象来谈论无产阶级,用宗教臆想来取代无产阶级现实的奋斗目标,这只能使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变成“爱的呓语”。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揭露了克利盖把爱的宗教作为共产主义斗争目的的谬论,指出,这些爱的呓语,只不过是用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歪曲共产主义的性质,使实际运动变成空洞的、爱的说教。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对‘共同圣灵’的信念,这正是共产主义为求本身现实时最不需要的东西。”[20]“如果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解答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形象,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21]

 

毫无疑问,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宗教,实质上是把共产主义混同于神学人道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这种泛爱的说教,不仅在理论上抹杀了共产主义学说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神学的根本区别,而且在实践上也起到了麻痹工人阶级意识的恶劣作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克利盖的批判,不仅在理论上、思想上划清了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各种宗教神学的界限,捍卫了共产主义思想原则的纯洁性,而且在实践上防止了各种宗教唯心主义思潮对工人阶级的渗透和腐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信仰自由”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一方面,“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人们有信仰宗教的权利,无产阶级政党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坚持的主张。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建立新世界,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包括宗教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在克服各种旧迷信、旧观念之前,是不可能彻底解放全人类和自身的。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不代表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信仰上认同宗教,始终保持思想信仰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反对不同宗教观念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成员的影响和侵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基本的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坚持的主张。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22]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他们更进一步。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无神论立场并不是要把宗教问题提到首要位置,对宗教的批判必须同消除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他们反对到处炫耀无神论,更反对向宗教宣战,认为公开向宗教宣战或用行政命令取缔宗教信仰的做法都是十分愚蠢和有害的。1874年,恩格斯在反对布朗基派用行政命令取缔宗教信仰的“左”倾错误时指出: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条,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23]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24]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25]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曾精辟论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总之,《宣言》的问世,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和无产阶级运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在理论上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实践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宗教领域的基本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诠释,无产阶级政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时,有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无疑是人类思想历程在宗教认识领域中的一次伟大变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史研究”(07BKS005)。

 

注释:

 

[1][22][25]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607610607页。

[2]笔者认为,把“鸦片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误读。参见拙文:《从“鸦片论”、“幻想论”到“掌握论”——辨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544页。

[5][6][7][8][9][10][14][15][16][17][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159934-35345142535255-566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12][13][23][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1448362448页。

[18][]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第124页。

[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699页。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州学刊》20187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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