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宗教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苏联具体化的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实践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编写应在构建话语体系、坚定理论自信、培养问题意识、关照社会现实和用学术讲政治等方面批判性地借鉴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及其他相关成果，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本原理构建与学科建设。同时，要对苏联宗教学原理教材中的问题与局限进行反思，避免教条式地借鉴。

关键词：苏联宗教学教材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

作者简介：祝杨军，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

在苏联，宗教问题始终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苏联党和政府表明了对待宗教的态度，出台了一系列宗教工作政策，规范宗教发展，在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另一方面，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主要依据，构建了具有苏联特色的宗教学基本原理和学术体系，出版了多部颇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要理论版本，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宗教社会现象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奥库洛夫主编《科学无神论》和乌格里诺维奇撰写的《宗教学引论》，侧重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科别茨基著《宗教信仰的社会学研究和无神论》和亚布洛科夫的《宗教社会学》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苏联极富盛名的宗教学家、莫斯科大学无神论教研室主任М.П.诺维科夫教授主编，联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和苏联科学院部分学者集体编著，经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审定的供综合性大学哲学系和哲学部使用的通用教材或主要参考书的《宗教学教程》。《宗教学教程》一书在时间上相对晚出，内容方面立场鲜明、观点清晰、逻辑严密、材料丰富，充分反映了苏联宗教学界的广阔视野和研究水平，是理解苏联宗教学基本原理和核心观点的重要文本。[1]系统批判、研究，并借鉴、吸收苏联宗教学基本原理教科书，特别是《宗教学教程》中的合理元素，反思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教材编写的正反两方面价值，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建构话语体系：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土化方面的努力

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充分呈现出一套富有苏联特色的宗教学话语体系。在《宗教学教程》中，诺维科夫将苏联宗教学基本原理在逻辑上大致分为宗教总论、现代宗教、宗教哲学和无神论四个部分。其中，宗教总论部分是对宗教本质、起源、结构、作用和相关思想学说的基础性说明。现代宗教部分重在描述具体宗教的史实，宗教哲学部分重在描述宗教教义及其哲学基础，无神论部分则重在苏联特色宗教学基本原理的体系建构。这一逻辑体系既有“破”，即对西方宗教哲学思潮和宗教本身的批判；又有“立”，即对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深入阐述。既有“史”，即对现代宗教、宗教史和无神论史的分析；又有“论”，即对宗教的一般性认知、各种各样宗教观点、教义等的分析与批判。既有“一般”，即对宗教现象、宗教产生的根源等的研究，又有“特殊”，即对历史上的具体宗教、具体宗教哲学思潮的研究。由此可见，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的逻辑体系已经相当成熟。

在观念体系方面，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也给出了很多新理解和新阐释。例如关于宗教的本质，诺维科夫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指“对支配人们的已变成了非人间力量的现实的人间力量的反映”。[2]在他看来，要解决宗教问题，就要从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统一的原则出发，认清宗教意识的虚幻性特征及其形成的社会实践基础。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民族国家诞生，宗教开始扮演神圣化社会政治秩序的角色，新的宗教类型随之出现，最典型的是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现代宗教可以分为宗教意识、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三个基本成分，正是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宗教具体历史形式的多样性。再如关于宗教的社会作用，诺维科夫认为，宗教具有世界观职能、调节职能和整体化职能，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表现有所不同。在心理层面，宗教会对宗教团体和个人生活的精神健康构成危害性，必须高度警惕。在社会层面，要正确理解宗教的作用，留意那些诽谤共产主义的现代思想、现代教权主义和教权反共产主义派带来的负面影响。

苏联宗教学话语体系中最为独特的概念莫过于“科学无神论”。鉴于在一个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绝大多数群众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国情，苏联宗教学话语体系中将科学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相等同。尽管早在1873年发表的《宗教学导论》中，麦克斯·缪勒就已经使用“宗教学”一词，但在苏联，出于学术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考量，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学基本内容都用“科学无神论”这一名词进行概括。甚至，宗教学仅仅被视为科学无神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诺维科夫花费了大量精力从历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和无神论教育等四个方面对科学无神论的体系进行构建。在他看来，无神论的发展是精神进步的规律之一，“无神论思想正是注重对社会实行进步变革的先进社会阶层的思想家们表达出来的”。[3]苏联宗教学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视作无神论的最高形式，认为它是人类经历的全部历史时期内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总结，是无神论思想发生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无神论第一次在历史上成为彻底科学的无神论”。[4]诺维科夫指出，科学无神论是建立在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是总结现代自然科学材料的结果。现代对宇宙无限性和非创造性思想的科学论证，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等驳斥了作为宗教观念重要基础的目的论的荒谬性，也揭穿了某些神学家企图调和自然科学和宗教之间关系的企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无神论者要看到宗教对人的认识及其社会根源，批判宗教关于灵魂的观念、对个人和社会相关关系的认识，批驳宗教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和某些宗教现代化观点。科学无神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科学理解道德的本质，深入剖析宗教对道德的影响，揭露宗教道德的阶级意义、反人道性质，明确无神论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立场。

教材是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呈现载体。与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相比，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中国特色宗教学话语体系构建与呈现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学科逻辑体系把握、关键概念阐释、原创性观点论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在这个意义上，教材编写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反映新中国以来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包括逻辑安排、政策经验等，还要把重点放在党的重大原创性观点的阐释方面，比如“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观点来源于党的百年宗教工作实践，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政治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中国化的结晶，是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坚定理论自信：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思潮的态度

苏联宗教学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旧的宗教思潮及其理论基础进行批判，建构了苏联特色的科学无神论体系，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科学性，展示了高度的理论自信。

诺维科夫指出，宗教哲学是唯心主义的特殊形式，与神学既有共同点，又有显著差异。从共同点上说，二者都为了努力保护宗教不受无神论的侵犯；从区别上说，宗教哲学强调通过人的理性达到启示真理，神学则是直接给出最高真理，宗教哲学只能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存在。在他看来，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宗教价值观下的宗教哲学影响仍在扩大，需要提高警惕。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哲学神学的复活，二是新哲学神学的产生，三是出现了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化的现象。诺维科夫花费了大量精力对包括新托马斯主义、新奥古斯丁主义和泰亚尔主义在内的天主教哲学，包括正统新教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危机神学、激进神学或“新”神学在内的新教哲学和神学，包括“学院哲学”“一切统一的玄学”“新宗教意识”哲学等在内的东正教哲学，佛教哲学和现代伊斯兰神哲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批判。难能可贵的是，诺维科夫对待宗教哲学流派的观点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斗争态度，而是熟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细致分析，既指出了其进步性的方面，又揭示了其内部矛盾和落后、错误的方面。苏联宗教学者重视从思想逻辑、历史材料出发研究基础性问题，强调理论研究的彻底性。他们以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直接回应宗教哲学研究各个流派的挑战，没有理论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编写过程中，“由于我国各级教育体系中宗教学教育的缺位，我国知识界普遍不大了解宗教，因而从事专业宗教研究的学者都是从哲学、史学、外语等专业背景‘改行’过来的，带有‘先天性’的不足。‘马哲’背景的学者理论水平较高而普遍缺乏宗教专业知识，而熟悉各大宗教历史知识的学者一般又都不大关注宗教基础理论研究，这种两难困境如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很难达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高水平目标和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编写很难实现高度的理论自信，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者，必须加强学习，“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努力吸收中外宗教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世界各种宗教尤其是中国宗教发展演变的历史与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逻辑，提练与型塑富有自身独特性的宗教学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6]

三、培养问题意识：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批判

苏联宗教学原理的构建既没有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学思想，也没有抛开已有的宗教思想资源而另起炉灶，更没有将西方宗教学思想改头换面之后承袭下来，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把批判的靶点指向资产阶级宗教学说。在《宗教学教程》中，诺维科夫以敏感的问题意识，对资产阶级宗教学进行了深刻批判。

诺维科夫认为，资产阶级宗教史学家的方法论大都渗透着信仰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神学；资产阶级宗教哲学虽然是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轨道上发展起来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却转向了非理性主义和公开的信仰主义；资产阶级宗教社会学宣称自己没有“形而上学前提”，是严格的经验科学，实际上却从唯心主义前提出发立论；资产阶级宗教心理学把宗教看成是与历史、经济等没有联系的主观心理现象，忽视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论分析，把宗教看作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诺维科夫的批判抓住了资产阶级宗教学说中的核心问题，并以此为导向，为之后的现代宗教批判、宗教哲学批判及科学无神论体系的建构打下了基础。

实际上，苏联宗教学之所以研究具体的宗教现象、宗教史及其思想哲学基础，就是为了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建构科学无神论。或者说，苏联宗教学正是在与各种形式的宗教及宗教理论的斗争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无神论者表现出了极高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问题意识。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抓住资产阶级宗教学说在思想前提和理论逻辑等方面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本质，也就无法进行针对性地回应。苏联宗教学界对宗教的批判决非仅仅停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次，而是希望通过对宗教哲学的批判从根本上揭示宗教教义的非科学性、非逻辑性、荒谬性、欺骗性等特征。按照乌格里诺维奇的理解，苏联宗教哲学研究应当解决三大任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对宗教的本质和本性给予说明。第二，要对宗教作认识论（社会现实）的分析。第三，要对宗教意识的认识论根源（心理学层面）进行探讨。[7]由此可见，作为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实际上既是为了对宗教进行理论方面的“釜底抽薪”，又是为科学无神论构建服务的。这是因为，“科学无神论必须具有深刻的哲学根据”。[8]苏联宗教学是在直面形形色色的宗教哲学流派基础上建立的，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如果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没有敏感的问题意识，很难揭穿西方宗教哲学的欺骗本质。

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编写而言，如果没有问题意识，一方面无法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对宗教理论与宗教史的批判，也就无法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独特话语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无法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教政策背后的合理逻辑和价值依据，也就难以彻底说服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对具体的宗教工作实践产生负面影响。当代中国，每个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不同，宗教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具体的表现形式及应该对其采取的政策策略也不同，我们必须抓住真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本原理，抓住宗教思潮的要害，并真正说清楚现实问题的外在表象、内在根源。

四、关照社会现实：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革命性的确证

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土化，即苏联化，诺维科夫在撰写教材时十分注意结合社会思想实际、宗教史和具体宗教实践。

苏联成立前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诺维科夫特别重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无神论，试图寻找其与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契合点。他研究革命民主主义无神论的产生及特点、社会根源、思想来源及其在整个无神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确立无神论哲学基础方面的贡献，对宗教的本质及其克服宗教的途径的理解和对无神论的积极内容的研究。诺维科夫高度评价了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称他们是“卓越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又是出色的崇高道德原则的宣传家”[9]和实践家，从而拉近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苏联社会思潮的距离。

苏联宗教学从来都不会脱离现实单独阐述理论，恰恰相反，它们非常看重具体宗教研究，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宗教进行批判。诺维科夫认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观点，认为宗教源于现实的苦难，是对现实的虚幻反映，正是因为人民群众无力摆脱困境，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上帝和来世。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首要的任务就是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用科学无神论教育人民群众，唤醒“未形成或再度丧失”的人的自我意识。同时，根据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生产关系水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理解宗教的未来发展。诺维科夫指出，宗教之所以面临发展危机，主要原因在于宗教传统的教条化原则和教规的内容以及实现这些内容的活动与新的历史条件、历史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新思想和新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其主要表现是“教徒数量减少、世俗化、僧侣阶层社会观的差别及宗教意识的演变”。[10]为了摆脱危机，教会试图通过使教义现代化、修改社会政治学说、教会合一、加强教权主义、积极从事传教和开展慈善等方式扩大影响力、增强生命力。但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科学、文化昌明等原因，宗教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少。各大宗教克服危机的努力尽管有一定效用，但从长远看是徒劳的。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诺维科夫断言，现代宗教，无论是部落宗教、民族宗教还是世界宗教整体上处于日趋衰落的境遇之中。

社会主义社会中，无神论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不可回避，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诺维科夫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宗教的社会根源已经被摧毁，因此宗教信仰表现出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特点。例如，教徒不再被强迫信教，而是可分为以宗教的目标作为其确定的生活目标的教徒，只有一部分宗教意识并受其影响的教徒和动摇于信教与不信教的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分化，一方面源于宗教意识具有相对于经济基础的独立性，且比政治和法律观点的变化要慢；另一方面则源于民族因素、宗教残余、自然科学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自然灾害、战争和宗教组织改革等的综合作用。基于这样的理解，尽管在苏联共产党那里马克思主义和宗教不可调和，但是从总的方针上看，不宜对宗教采取极端、激烈的措施，应该充分保障民众的信仰自由，重在“统一战线”，同宗教的斗争必须服从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根本任务。

相比于苏联宗教学界，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土化的社会现实背景研究不足。对各类现实宗教问题有的回应不到位，有的则是有意无意的回避。例如，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基本上未对近代以来思想家的宗教思想进行描述，遑论其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因而也就说不清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语境与思想语境。对一些现实中广受学生和群众关注的前沿问题，如新时期民族宗教的发展、民间信仰的丰富性、宗教教义的现代化阐释和宗教传播手段的多元化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教材也未给予充分重视、科学回应。这就要求教材编写者应以现实关切为前提，积极回应各种宗教现象，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的威力，保持革命性和生命力，不断适应宗教形势的发展。

五、用学术讲政治：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宣传教育

历史上，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出现过以政治代替学术、用政治讲学术、以口号代替论证的情况。这些做法一方面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混乱，导致思维僵化、创新乏力；另一方面则是脱离实际，破坏自然和社会规律，在现实中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损失。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正确的政治观点，也会因缺乏理论论证而丧失说服力。作为教科书，有责任和义务将在实践中检验为真理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学理的方式讲清楚，这就要求诺维科夫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概念、判断、推理、体系等做出科学说明，还必须服务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承担政治宣传的职责，即用学术讲政治。从《宗教学教程》中可以看到，以诺维科夫等为代表的苏联宗教学者是自觉用学术讲政治的典范。他们通过详实的历史材料证据和细致入微的理论论证，“坚持什么”说清楚坚持的理由，“反对什么”说清楚反对的理由，既鲜明表达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又为科学无神论体系的建设夯实了学理基础。无神论教育就是苏联宗教学界用学术讲政治，进行政治宣传的典范。

由于沙皇俄国深厚的政教合一传统，人的宗教意识根深蒂固，因此无神论教育在苏联宗教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在诺维科夫看来，无神论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人们施加影响，帮助其克服宗教观念和形成科学世界观。诺维科夫认为，无神论教育不仅仅是反宗教教育，还与政治、劳动、道德、美学等方面的教育相联系，可以划分为思想的、方法上的和组织上的三个部分。无神论教育的目的是使全体居民形成无神论信念，要求对不同类型的居民和个别人采取不同方法，采用多种教育手段，必须做到理论彻底、讲解系统、目标明确。无神论宣传的成效不仅依赖于它的学理内容，而且依赖于它的传播形式，应当对教育对象采取理性和情感影响相统一的方法，这就要求利用包括直观教具、实例、各种艺术形式等在内的情感影响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供使用的手段有大众传播手段（报刊、广播、电视），口头宣传和示范性鼓动，文学和艺术（艺术的、科学的、科普文学、电影、戏剧、美术、业余艺术活动），非宗教性礼仪等。无论使用何种手段，目的都在于把无神论宣传用学术的方法讲清楚，让人们能够既合情又合理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符合中国国情的宗教学理论。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水平越来越高，如果仅仅只是通过灌输、宣传等方式教育人民群众，很难取得突出的实效。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的编写应借鉴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的经验，既要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的政治立场、科学观点、关键论断和精神气质，即在讲政治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学术性，即严密的逻辑性、丰富的历史性和表达的精确性。特别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等重大理论创新进行阐释和说明。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宗教政策才能彻底地说服人，才能深入人心、被人接受。

六、警惕教条主义：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中的问题与局限

毫无疑问，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局限和国家条件局限，其中有许多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将长期存在，因此，“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相适应”应该成为苏联党和政府做好宗教工作的原则，学界也应对此做出理论说明。然而，尽管苏联并没有试图急切地消灭宗教，但诚如麦克莱伦指出的那样，“不管它们在实践中的态度有多灵活，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党所表达的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评价仍然是极度负面的。”[11]苏联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应该根据现实国情采取相应的宗教政策，创新宗教观点，然而“列宁的思想遗产占据重要的地位，苏联的历史学家难以超越关于宗教是阶级意识的观点”。[12]这就导致了苏联党和政府在有的时候对宗教采取了极端化态度，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破坏了团结。

另外，因为立场问题，苏联宗教学坚持使用“科学无神论”来指代宗教学研究。但是一方面，“按照苏共中央的部署，无神论宣传教育自1965年后迅速全面铺开，但缺乏大量合格的无神论宣传员。尤其是基层宣传员理论素养差，对宗教现状和教徒的心理状况缺乏了解，只能对着现成的材料生搬硬套。”[13]因此，从字面上看，“科学无神论”虽然并无极强的战斗性，但“无神”与“有神”之间毕竟是矛盾关系。何况，在那些“理论素养差”的无神论宣传员口中，科学无神论究竟有何种科学内涵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强调、宣传“无神”，简单化强调“无神”与“有神”之间的矛盾。在当时东正教传统极其浓郁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做法显然不利于充分团结信教群众。另一方面，从历史和理论来看，“科学无神论”概念不仅不能涵盖宗教学研究的所有领域，甚至也很难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代名词。乌格里诺维奇曾经指出过类似的问题：人们常常把一切不相信上帝和不参加宗教仪式的人都称为无神论者，但实际上“无神论者”和“不信神者”在概念上并不等同，有的不信仰宗教且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不能列入无神论者。[14]很显然，这类人属于宗教学研究的对象，但却不是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对象。

再者，因为诸如“宗教鸦片论”“宗教艺术创作观偏失论”等具体观点来源于政治权威，苏联宗教学界并未对其深入研究并作出符合现代语境的阐释，容易造成误解。个别政治家和学者甚至对此存在一定程度的断章取义，误导了某些宗教政策的出台，给统一战线工作造成了较大障碍。

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警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批判和开放的，不加批判地照搬照抄教条，是对教材编写的不负责任，是思维的懒惰，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即便是那些来自于权威人物、权威著作、权威教材的观点和论断，考虑到其形成时期、语境、个人成长阶段和思想成熟度等方面的问题，也不能盲目套用。这就要求我们只能批判性地借鉴苏联宗教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合理元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编写绝不是对学界现成的概念、观点、判断的简单组合，必须基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很多问题都未在学术上达成共识，诸如“宗教鸦片论”“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争论至今依然存在。编写教材应结合实际仔细辨析概念、澄清观点、加强研究，必须慎之又慎。

[1]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主编诺维科夫作为《宗教学教程》一书的观点代言人。

[2][苏]М.П.诺维科夫：《宗教学教程》，龚学增、潘宇、张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3][苏]М.П.诺维科夫：《宗教学教程》，龚学增、潘宇、张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

[4][苏]М.П.诺维科夫：《宗教学教程》，龚学增、潘宇、张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9页。

[5]吴云贵:《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中国宗教学》，《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

[6]叶小文:《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探析》，《文史哲》2019年第2期。

[7][苏]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学引论》，王先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8]龚学增:《苏联的宗教与无神论研究概述》，《党校科研信息》1988年第S2期。

[9][苏]М.П.诺维科夫:《宗教学教程》，龚学增、潘宇、张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

[10][苏]М.П.诺维科夫:《宗教学教程》，龚学增、潘宇、张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11][苏]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林进平、林育川、谢可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6页。

[12][苏]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林进平、林育川、谢可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7页。

[13]黄艳红:《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14]参见乌格里诺维奇、王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和无神论信念的分析原则》，《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9期。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5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