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十源在介绍噶玛巴贝叶经

神秘的贝叶经，对于世界佛学文化已经成为珍贵无比的圣物，对于人类历史亦为早期文明的重要证物。贝叶经，梵文名“Pattra”，源于古印度，有2500多年历史，国家一级文物，中国西藏保存最多。国内专家估计，世界现存贝叶经总量不过千部，中国西藏的存量占到六至八成。

随着白十源收藏的贝叶经的亮相，某些曾经的结论将会被重新改写。

汉代贝叶经

一叶饱含千年史

白十源是什么人?

一次，一位大和尚偶遇看上去颇有学者谦风的白十源，谈论中，说到在佛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古代贝叶经，白十源将自己所藏贝叶经的数量和朝代据实相告，大和尚竟然闭口不再接谈。他问大和尚有没有兴趣去坦博艺苑看看，岂料对方一口回绝：“没有兴趣!”访谈时说起来，白十源一笑，陡然间听到世上还有人把握着那么丰富的珍藏，谁又能入耳当真?不信、不敢信、无法信也很正常。

在清代竹禅和尚所著《贝叶记》里，有“后世之学者得见贝叶真经如见佛面，不枉出家参学”一说。印度《贝密传》将能见贝叶经一片视为幸结佛缘，因此，贝叶经一直作为珍稀神圣的法舍利被供奉。在欧洲藏有少量贝叶经的几大博物馆里，这些双面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学原典，如今秘不示人，能够看到的只是相关影像资料。

坦博艺苑藏经室

进入坦博艺苑藏经室，我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了贝叶经，据白十源先生介绍，我手上的这片贝叶经刻写时期相当于明代。经过特殊处理制作的贝多罗树叶轻薄如厚纸，色泽明黄偏棕，光滑似有蜡感，如果不是略显凸起的叶脉筋络，看上去更像是薄到极致的柚木片。就是这样一片经过锅煮、板压、刀削和铁笔刻写的古老经叶，有高僧形容其难得之言：如果寺庙有缘幸遇，哪怕是砸锅卖铁也会请回来。

贝叶经出现的时间，似乎并无明确的定论。普遍的说法是释迦牟尼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他宣讲的佛学通过五次大规模的结集活动，用梵文和奥里亚文字母拼写的巴利语、僧迦罗文字母拼写的巴利语等刻写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也有说早在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贝叶经。作为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傣族文字的诞生就受到了贝叶经的很大影响。贝叶经文化在我国有影响的活动曾发生过两次，一次是盛唐时期，玄奘于印度取回657部贝叶经，唐太宗李世民召集四千学者将其翻译成汉文，原经入藏大雁塔。一次是20世纪初，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超过10包的藏文贝叶经得以展露，还不包括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后来在藏经洞里发现的贝叶经。时至今日，大雁塔里的那些藏经据说仅存6片，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贝叶经早已不知所踪。最让白十源无法释怀的是，1966年8月，河南白马寺附近的村民“破四旧”，连续两天两夜焚火烧经书，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贝叶经。这也让他多了一种认识——收得到还要藏得好，保护第一，没有保护就没有一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用了10年时间来苦苦收藏贝叶经，却整整雪藏了20个春秋。

最令白十源激动的是，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曾两次就贝叶经问题做出批示。紧接着，中央电视台连续多期播出贝叶经专题节目。他敏感地意识到，为贝叶经文化建立博物馆的时机到了。

叶叶尽是文明篇

西方学者称，中国收藏的贝叶经占全世界已知数的70%-80%。这一比例不包括坦博艺苑所藏。

如果谁有幸走进坦博艺苑的其中一处藏经室，都会从心底发出一声重重的感叹，若非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眼前这些全都是传说已久的贝叶真经。说到贝叶经的珍稀程度，自竹禅和尚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将两片贝叶经敬献给普陀山普济寺，7年后，普陀山又迎来僧人清福从印度取回的一部贝叶经，至今，整个海天佛国也只有这一部零两片贝叶经。要说贝叶经的收集难度，从西藏史上最大规模的贝叶经普查后发布的几个数据就能略知一二：历时6年，投入600余人次，行程17000多公里，覆盖西藏全区41个县，初步确定西藏迄今珍藏有梵文贝叶经刻本和写本近6万件。这一数量对于坦博艺苑的贝叶经收藏，只能算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却可据此推想白十源在贝叶经收集历程中的种种曲折艰辛。几次问及，他都是欲言又止，百难何必一说。曾经，一位收藏家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一部已经破损的贝叶经，其中一叶残片上有两处断裂，用金属丝小心翼翼的重新缝合起来。白十源拿出自己收藏的一叶残片，不无惋惜的说，如果消失的那部分还在，再走多少路、花多少钱他都舍得。“在收藏上我更看重机缘，机缘最难得。”过去的很多次，当别人因种种原因把宝物视为垃圾或以物易物的时候他果断出手，难知难寻更难得，白十源花费的心血和精力也最多。

有白十源先生的引领，我的目光在坦博艺苑的藏经室里从汉朝走到清朝。

千年一叶万诵经，作为世界佛学宝典的贝叶经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从制作工艺上看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即便都是贝多罗树的叶子，由于地理条件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异，有些贝叶经尽管大小相差无几，厚度却薄了很多。三四十厘米长、五六厘米宽的一片贝叶经，搁在手上轻若无物，双面刻写的文字非但格外清晰，更无一笔力破叶背。因为佛学原典的一字不改，对经文刻写者的要求极高，功力以外还要有发自内心的虔诚才行。早期的贝叶经受到工艺限制，看上去要小很多，一般不到30厘米，汉唐时期的贝叶经较后来的明显偏窄，但所具有的包浆感和色泽的净化感同样令人触目动心。其间的种种区别和特殊之处，在坦博艺苑的藏经室里都能见到并可加以比较。有意思的是，作为贝叶经封底封面的木质夹板却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用来从中穿系经叶的细绳，有些竟然是用杂色布条捻出来的。可见当时的佛学人士对于经文之外的包装形式不像后来那么看重。

白十源告诉我，他这里收藏的贝叶经，每一部页数都不一样，少到几十片多到上千片，大都存世完整。其中，有的在收集时就已经是破缺的残片，但看上去，时间仿佛还静止在到手的那一刻，再无丝毫变化。用他的话说，历史可以随着岁月更迭变化，人类文明的结晶不能因为我们的疏忽而损毁。

刻本写本皆真经

对于贝叶经的起源与发展，白十源至今探究不止，他在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会议时提出，由于造纸术晚于贝叶刻经等原因，如今，我们更多的是把梵文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贝叶经视为真经。其实不然，由于时代发展和地域不同的缘故，古老的贝叶经刻本制式被继承的同时，还出现了不同材质和文字的贝叶经写本。如西藏普查后确定包括贝叶经在内的近6万件刻写本里，就包括部分纸质和藏文写本。实际上，即使是刻写贝叶经的梵文，本身也有数十种甚至更多的变体，无法统一而论。

意想不到的是，此处藏经室里年代最早的一部“贝叶经”写本居然是写在白色桦树皮上。白十源小心翼翼地托在手上，整部经书呈长方形书本状，厚度超过一寸，每一页都薄如皱纸，虽然完整无缺，却已经粘连在一起。好在听他说，只要经过科学处理便能一页页完整无损地揭开，不会造成损坏，这才使我们松了口气。

除世人熟知的贝多罗树叶刻写本外，我在坦博艺苑的藏经室里还见到了不常见甚至难得一见的漆片、金属片、象牙片等刻写本，且不说佛学原典的珍贵，经片本身的精美程度就足以令人咋舌。相比贝多罗树叶的刻写本，漆片的写本显得稍宽也厚，陈列在坦博艺苑明代徽派老祠堂里的噶玛巴贝叶经写本，就是写在漆片上的经文。不同于一般贝叶经只刻字写经，漆片与金属片、象牙片的写本和刻写本除了刻字写字外，往往还会将经片的两端或周边刻绘满带有佛教寓意的图形与纹饰，使之充满了佛学意味。

写在象牙片上的佛学经典

在异常珍贵的写本中，有的是用写经者鲜血调和金粉、舍利粉、大漆来书写经文，倘若不明其中隐秘，很难猜出那些色如棕红琥珀的笔划，何以看来如此不凡。摸上去顿觉心跳不已。最贵重的材质是纯金片刻写本。最难得的是象牙包金刻写本，顺着白十源的点拨，我发现手上这页平如板、薄似皮的象牙经片，几十厘米长的牙面上无空无裂，属于大象牙尖部中心一侧的最好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在开片时避开中间的牙线。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古人对贝叶经的珍视还体现在装式上，如上面所说的“噶玛巴贝叶经”写本，就置于一个雕花贴金的经匣里。坦博艺苑藏经室有一个大而精美的藏经箱，满浮雕，全鎏金，镶有不少近乎阳绿的翡翠圆片，一经手电筒光的映照，整面的金色雕花里顿时飘起绿莹莹的光晕，美丽中透着几分神秘……

2013年，玄奘取经博物馆在丝绸之路上的甘肃瓜州县开建。与此同时，白十源的贝叶经博物馆筹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再次探访坦博艺苑的贝叶经收藏，看到的越多越惊讶，特别是那些刻写成册刷金后，看上去几乎没有再打开过的贝叶经，完好程度令我大感意外，有的金色上连一枚指印都看不见。至今，这其中还有多少未解的文化之谜。

国家聚力为强，文化聚众为厚，收藏贝叶经的经历让白十源深刻认识到，这一叶一片上凝聚的丰富文化内涵，既是人类早期文明对未来文明的贡献，也是对当代文明的有益之补，如何在继承中更好地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大藏益国之念。（文：于海东）

（来源：2015年4月10日《北京日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