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至15日，由山西省佛教协会、五台山佛教国际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五台山信仰国际研讨会在五台山大圣竹林寺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文殊信仰、《大方广佛华严经》研究”，来自海内外的30多名佛学专家、80余名中青年学者共同探讨了这一主题的宗教实质、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山西省宗教局副局长侯文禄在开幕致辞中说，五台山位居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佛学基础、无尽的文化宝藏、丰富的旅游资源，而支撑这一切的核心，就是文殊信仰。因此，共同探讨文殊信仰和《华严经》的佛学内涵，对五台山的佛学研究和文化建设将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他指出，近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把弘法的视野向海外伸展，倡导成立了五台山佛教国际研究院。这一平台的建立，对文殊信仰的研究，对文殊信仰向海外的弘扬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双向并进、双向共羸。

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五台山佛教研究院院长妙江法师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中国正迎来一个文化大发展、思想大繁荣、文明大进步的新时代，文殊信仰、《华严经》作为佛教中重要的部分，有必要、也必须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弘法利生的要求，也是佛教主动融入国家文化大发展的要求。

根据汉译《华严经》的六十卷本及八十卷本的《菩萨住处品》所载，文殊师利菩萨居住在东北方的“清凉山”。佛教徒从而将中国中部的五台山解读为清凉山，这与经典的相关描述密不可分。经典起初可能是以梵文创作，之后被翻译成汉文、藏文以及西夏文和蒙古文，其中关于“清凉山”的叙述得到了从中亚到东亚的政治统治者、宗教学者和信徒的广泛认可。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金华在题为《八十卷，<华严经>译场考：以<风峪石经>的译场记为主》的论文中，考察了早期译场的组织结构和译经程序。“风峪石经是现存八十卷本《华严经》的最早版本，相信人们会震惊于当时参与此译场的人数之众（总共32人）。14人来自印度或中亚，还有18名唐人参与者。”陈金华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应尽快邀请国内国际相关专家学者，对风峪石经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研究员在题为《中国佛教石经与华严信仰》的论文中，同样介绍了原藏山西省太原市风峪的石刻《华严经》：“全部石经应有160石，五代时已有损毁。据清朝康熙五年（1666年）统计，风峪石经存123石。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企图将石经劫运日本。风峪附近民众拼力匿藏，至日寇投降以后移送晋祠保藏。现经遗址出土和民间收集，共存130石（包括残石）。”罗炤认为，在中国佛教石经中，风峪石经的形体独一无二，对这一佛教文化遗珍进行国际研究交流，其意深远。

日本横滨鹤见大学教授池丽梅在《僧传、志怪、佛经——从志怪传说看五台山神圣性的确立》一文中指出，远在中央政权注意到五台山的存在之前，五台山就在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北朝宗教文化的人文环境的孕育之下，逐渐积蓄和拓展出具有山岳信仰和修验特色的佛教文化。五台山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仰赖它在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的依据来源于它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信仰定位，而这种定位可以追溯到魏齐之际形成的五台山的相关传说和信仰。

文殊菩萨是大乘佛教中一位虚构的人物，关于其产生渊源的问题，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许栋在《功德具足、微妙广大：文殊菩萨形成渊源蠡测——以汉文佛教文献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文殊信仰在传入中国之前，在印度佛教的典籍中已经孕育着一种较为成熟的信仰形式。但由于在印度佛教中文殊菩萨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佛教义理方面，所以，作为当时众多大乘佛教信仰中的一种信仰，它与弥勒信仰、观音信仰相比，在印度本土的影响很小。反而是在其传入中国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佛教及文化、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杨富学在《裕固族文殊信仰及其心目中的文殊道场》一文中指出，从甘肃酒泉文殊山发现的回鹘文碑铭、题记可以看出，元、明、清时代，当地文殊信仰流行，裕固人所称颂、拜谒的文殊道场不是山西五台山而是酒泉文殊山。文殊山佛教信仰的长期与持久不衰的兴盛，为今日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此外，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法师、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郝清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文良、日本华严研究所所长小岛岱山、中山大学教授龚隽、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大学教授纪强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就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7月14日，2017五台山大型祈福音乐会《华严颂》在栖贤阁举行，使本次研讨会更加丰富圆满。（记者俞灵）

（来源：2017年7月1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