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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宗教点滴谈   文章转自《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1期

作者:孙波

越南人口7200万,信教人数起码在2000万以上。其中佛教徒约在1000万左右,天主教徒约在600万左右,高台教徒约在150万左右,和好教徒约在100万左右,基督教徒约在50万左右,此外,还有伊斯兰教、道教、印度教的信仰者。在少数民族地区,萨满、图腾、巫术亦在流行;在约200 万华人圈内外,关帝与妈祖崇拜也相当普遍。用佛教人士的话讲,越南四分之三的老百姓都信笃佛教;用学者的话说,除东正教以外,世界上现存的宗教都可以在越南找到,越南是一个宗教博物馆。总之,可以说越南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也是一个信教人口众多的国家。
  越南有四个一类城市:河内市、胡志明市(原西贡市)、海防市和顺化市。河内市是越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其他三个城市分别为商业文化、工业文化和历史文化中心。我们在访越期间,因对方安排之故,访问顺化市的愿望未能实现,据说顺化佛寺林立、香火弥漫,一派历史人文景观。不过仅就河内市和胡志明市的浮光掠影,似也可涓滴成溪了。大致说来,河内市的宗教文化格局基本保持了法殖时代以前的风貌,而胡志明市则表现出美国文明入主后多彩纷呈的局面。比如在胡志明市,除了和好教的迹象之外,几乎在越南本土存在的宗教都可以见到。
  和好教与高台教是越南历史文化的土特产,甚至名称都为我国读者所陌生。我们以往的材料记载,和好教之名源于和好乡,其实和好二字顾名思义就可以。和好教与高台教分别创立于1940年和1926年,西方殖民主义渗透越南本土而引发的刺激恐怕是两教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好教创始人黄富朔,长于谶纬,并以符水治病,颇有些象东汉末年太平道的张角,时南方疟疾滋生,民生不定,乡民一呼百应,之后在九龙平原发展至百万之众。该教崇拜物为一块红巾,红巾寓意纯洁,代表神灵。教徒吃斋,搞佛子家庭,以白莲花为象征,其口号为悲、智、勇。和好教提倡爱祖国、爱同胞、爱祖先、爱三宝(水、花、香),其经典为《谶传》,文字形式为400多句的诗歌。其仪式并不复杂,其场地只需一间大一些的房间,所以深受底层贫苦农民的欢迎。和好教在美伪时期曾有自己的军队,并在安江省有自己的大学——龙川大学。因和好教教规规定信徒不得越过钱江,故我们在胡志明市未见到该教的任何踪影,更详情也不得而知了。
  高台教是一个有点意思的宗教。越南人文社科中心的阮维馨教授认为高台教就是道教。他的理由是,该教神灵谱系之吸纳方式和乞灵(谶纬、扶乩)手段与道教同,不脱“杂而多端”的特点。另外,越南学者实际上把道教一分为二,上层或官方认可的具有系统的道教被称为“老教”(老子之教),而底层民间部分则为之道教。阮教授以为高台教亦为后者,其无非是“老教末流”而已。此说不无道理,但结论仍可商榷。比如,高台教最高神灵为一“天眼”,虽具象化,但仍不失有自然神论的味道,并不全象道教三清尊神那么具有人格魅力;再如高台教主旨亦有大乘佛教利益众生的积极外向意义,这又与道教追求不死成仙的个人旨趣和禳灾祛病的实用功效相区别。
  高台教之义实为最高台阶,该教认为:佛教为普世宗教的第一阶段;基督教(广义)为第二阶段;而通向世界之未来者是高台教。创始人范公则,50年代末死于柬埔寨,生前曾希望高台教普及于世,身后该教却教派林立,纷争不息。其中最大的两个教派为西林派和边芝派,边芝派在抗击法、美时期为爱国派,西林派却紧随法、美。西林派曾有过军队,现在亦有自己的大学——西林大学,西林省是该教派的基地。
  到胡志明市的第一天,当我们在唐人街漫步的时候发现一座院内有旗幡的建筑,我当时以为是一所别具风格的佛教场所,进门之后才知晓正是我们要了解的高台教堂。当时正值午后,有两三老者卧息长椅,不速之客降临以后,他们马上起身友好款待,端上龙眼和清茶与我们攀谈起来。因为语言不畅,沟通有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弄明白了挂在帐幔上的三色旗之象征意义,黄色代表佛教象征道德,兰色代表基督(一说为老子)象征宽容,红色代表孔教象征权威。与我们谈话的长者约是教内高位阶的神职人员,他拿出几本像册来让我们观览,其中有他们的教主与尼赫鲁、甘地夫人、菲律宾大主教以及欧洲、拉美国家的一些主教合影,还有一张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的合影。透过这些发黄的照片,仿佛可以穿过时间的迷雾看到一部异邦异族美丽而动人的故事,一个当地先哲一生孜孜以求寻觅真理,最后令人伤感地客死于他乡的密林之中。
  高台教仪式举行场所在二楼,入门处为左右两门,两门外夹墙壁悬画一幅,画面色彩甚为鲜艳,其画面为三人站立云间,左为中土一白髯老儒,右为西来一黑须军官,分别执毛笔和羽笔在一石碑上镌写,汉字为:“天上天下博爱公平”,西文亦如此。右下为一头戴青色瓜皮小帽,身著青色马褂和白袍的越南青年男子,端一砚台,作恭敬状。进门,厅长约30米余,宽为7~8米余,厅中放三排跪垫。供台高处竖一极为考究的烫金框架,框内嵌一幅画绘的眼睛,眼眉弯而如漆,眼皮满而润红,眼白呈兰色与天同,眸子兰黑、极为美丽。天眼周围一圈光为白色,白光之外有均匀的射线幅照在兰天。主人解释,天眼是灵魂之源,宇宙主宰,无所不见,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天眼下分四层牌位,依上而下,依左而右分别是:孔圣先师(孔子),西方教主(如来),太上道祖(老子);协天大帝(关公),太白金星(李白),观音如来(观音);耶稣教主(基督);姜尚子牙(姜太公)。第五层一牌,牌上字为:“教宗大道三期普庆”。供台左右两边还有两龛,左为手持孙子兵法的关公关云长,右边为坐于莲花之上的观音菩萨,大概是信徒们供过天眼之后,还要单拜这两位尊神吧。厅两侧陈列的兵器,每侧八件,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之类,武器上还挂有鱼、龟、鸟、兽之类的饰物。入口处两旁木架上悬搁着钟和鼓,两门堂内夹壁面画着一个形同“子”字的符,此字按教内人士讲是奇笔写来,他们认为奇笔是玉皇大帝的化身,能解答各种疑问和满足各种要求,而教内高级神职人员掌握着玉笔,如此说来,掌握玉笔者颇有点道士的味道了。高台教的礼拜活动每天要进行四次,分别为早晨(8点)、中午(12点)、下午(16点)、晚上(20点),堂主身穿白袍,头裹兰布,在厅中双手合抱左、中、右、上、下各拜三次,然后跪拜三次,起身焚香,伫立天眼之左,时而击罄。应我们的要求,堂主把仪式操演一遍,算是给予我们很高的礼遇了。
  离开胡志明市的前一天,我们又访问了另一所高台教堂。行车之中远远望见基督堂两座哥特式的尖顶;近时,发现尖顶上矗有标徽“卍”;下车之后,才知道我们又到了一所高台教堂。堂内格局与前者大同小异,一楼同样供奉着胡伯伯的像,高台教称其为“大圣”,我国的孙中山先生也在高台教崇拜之列。另外,一楼同样供奉祖先牌位,主墙壁左右分别为“真灵男派”和“真灵女派”。接待我们的堂主看上去30多岁,十分友好和热情,他告诉我们高台教分裂成许多派别,现在已有了统一的呼声,并赠送高台教经典。赠书不厚,翻开来看,是越文,似诗歌体,我想,这或许是天眼的谶语吧?
  在越南暂短的十多天里,只要一有空暇,我们就走街串巷,尽量多了解多感受越南的风土人情。我们注意到越南家庭几乎无一不供神祭祖,包括相当级别的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神灵多供观音、关公、基督与圣母。在胡志明市,我们经常出入的街头有一尊铜像,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跨一匹腾蹄昂首的骏马,越南老百姓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在抗法战争中拯救全城百姓的英雄少年,现为陆军的崇拜偶像。在胡志明市的中心街头,还有一尊巨大的李朝开国元勋的铜像,铜像旁边还有一尊少女头像,也是抗法英雄,类似于贞德,据说是海军的崇拜偶像。每逢战事之前及部队隆典,陆海空三军和各兵种都要去参拜自己的偶像,久之,便成为各自的定俗。景致如画的河内巴亭广场筑建的英雄纪念碑,有两房之高,纪念碑造型为长方体,中间做空,东南西北四面凿凹部分呈等形的庙状,庙中基座端供一只香炉,每年国庆典礼及重大国事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广场燃香祈祷,以祭奠其民族祖先——熊王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可以不夸张地说,越南老百姓似乎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心理依归情绪,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在这种依归的心路中彼此不分了。英雄被神化,先祖被圣化,就这种信仰形态而言,越南人文社科中心宗教所的黎忠雨教授认为是一种宗教形态,即祖先教。
  依上所述,有一个问题便不难理解了。越南党近期中央会议上提出一个供讨论的问题,就是“党员能否信教”?先不考虑这种提法的理论根据,既提出,就有其客观要求使然。越南百年来战争不断,宗教信众的主体在反殖爱国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其中许多具有党员和神职人员双重身份的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为建设国家而团结近三分之二的信教群众出发,问题的提出和讨论确乎对于越南的国情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河内,我们走访了越南宗教局局长武光同志,就越南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他作了如下回答:越南国家和梵蒂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越南天主教的活动要接受梵蒂冈的指导。由梵蒂冈提名任命越南主教,但必须要经过越南政府的同意,梵蒂冈若有重大政策也一定要通报越南政府。前些年,梵蒂冈提名吴庭艳的侄子来越任总主教,受到越南政府的强烈反对。就此事,梵蒂冈派代表到越四次,越方也由武光同志赴梵一次,斗争很激烈,拉锯有四年,最后梵蒂冈作出让步,重新任命红衣主教。
  越南自80年代中后期,也实行了“改革开门”的政策,因国家财力不足,政府允许各行各业的职工从事第二职业,所以,在城市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意特别发达。这种小生意的特点是本小利薄、服务周到。越南城市的公共交通设施不甚发达,所以百姓每家都有摩托车,可以说河内市与胡志明市的街道简直是摩托车的河流,晚上车灯一开,象无数只飞逝的蝗虫,说也奇怪,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居然能自然分疏,即使偶有碰撞,也未见有激烈争吵和大动干戈的现象。有一天在胡志明市巴黎公社广场,几个小女孩尾随我们拼命地兜售手中的画片,可当我们步入天主大教堂时,她们则静静地在外守候,不越教堂门坎半步。我还特别留意市内的公共设施和公用电话亭,几无破坏的迹象。我曾问一个新加坡来越做生意的商人,在越市场是否销有假货,回答说:有,来源主要是中国广西、广东和港台,商品主要有烟草和中成药。当然,城市街头也有不少劣迹,比如随地便溺和乞讨者为数仍然不少。但总的印象是,百姓少有极端行为,市场买卖还算公平,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如果就以上人文现象从文化角度做一思考,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发:第一,“改革开门”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人们忙于生计,从而减缓了社会矛盾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压力;第二,历史上东南亚经济类型的原始公社民主制度对公有领域的神圣性和不可沾污性之观念,仍然在人们的意识中发生着作用;第三,越南人普遍的崇拜与信仰心态形成了对客观世界秩序与规范的尊重与敬畏心理。
  一句话,越南近现代的历史虽然是战争的历史,但是越南民族的文化传统却未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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