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丁光训主教的任务，压力也就来了，丁主教年逾八旬，虽辞去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之职，但作为新时期中国基督教领袖，不可能完全淡出，且尚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副校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等数职，公务繁忙可想而知，深恐老先生无暇或无意顾及记者的拜访。9月3日“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听说丁老将出席开幕式，一大早我便在会场门口候着。准时准点，丁老的轿车驶进视野。车中走下一位白发老者，极慈爱地微笑着同迎接的人们握手致意，神态和举止毫无半点官气与做作，自然地发散出和谐与安祥，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一时间我脑子里闪现出儿时看过的一幅画画:绿荫环绕之中泰戈尔与众孩童讲故事，顿时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果不出我所料，开幕式后丁老如约坐在我面前，开始解答我的提问。
　　“要谈中国基督教百年来的变化，变化太多了，我认为最主要的事在于20世纪中叶，中国的基督教从外国传教地图上的一个传教点，变成中国信徒自办的宗教，这不但对中国宗教是最重要的，也影响了世界，许多第三世界宗教领袖非常羡慕和佩服，希望他们自己的教会也能这样，我们变成了榜样。”
　　“为摆脱外国教会控制，我们开展了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为目的的‘三自爱国运动’。自治就是自己管理教会；自养就是教会在经济上不靠外国，中国人自己养自己。原来教会的经济依靠外国，抗美援朝时美国宣布停止对中国教会的经济供给，那时圣公会发通知连邮票都没有，后来才慢慢好起来。自传包括讲道、办神学院、神学思想的改造与建设等内容。本来无所谓自传的问题，外国怎么讲，中国就怎么讲，外国人走了，中国人只能自己研究《圣经》，研究如何正确传道，研究信仰怎样一个上帝。”
　　世纪之交的人们既要回顾，又应前瞻。20世纪中国基督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决了宗教事业由谁来办的问题。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当如何发展，我请丁老谈谈看法。
　　“21世纪我希望中国基督教进一步中国化，以英美为样板的情况必须进一步摆脱，不要外国怎样我们就怎样。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断奶，要彻底断奶是很不容易的。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在道德伦理方面要有大的发展。一个不讲道德的宗教是违反《圣经》教义的，是中国人不欣赏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孔夫子的道德在百姓中影响较大。基督教有一条教义‘因信称义’，就是说只要你信了上帝就是义人，就不下地狱，这样一来就变成道德无用论了，象雷锋、焦裕禄等人不信上帝，岂不是在上帝眼中没有价值!这种论调是不对的。最近我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全国上下都在献爱心，可昨天有一个人竟对我说‘别人献我不献，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相信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上帝，是对人类充满仁爱的上帝，还是惩罚人类的上帝?这已经不仅仅是信仰问题了。对此以后我要作专论。总之我希望道德无用论的观点不要带到21世纪，起码要尽量减少。”
　　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但现已有教徒1400多万人（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一个出自迥然不同的民族与文化环境的宗教，何以为当今众多中国人接受，这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也是我请丁老谈的第三个问题。
　　“基督教传入中国有三个浪潮，最早是在7世纪，那时叫景教，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中国各界对之充满了不信任，认为是没有兴趣，低级的东西。传教士们想办法来说明他们来传教不是破坏中国的原有文化，他们所传的东西与孔夫子、与老子、与佛教所讲的差不多。西安的景教碑一共也不过几千字，却多处引用孔子、老子、佛教的话，意在说明它不是一个太异性的东西，可是仍不为中国人所接受，唐武宗灭佛，佛未灭尽，景教却因此消失了，这说明它缺乏根基。16-17世纪天主教传入，利玛窦等传教士着中国服饰，研究传统儒学，引用孔子之言，想方设法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结果因教廷挑起无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礼仪之争”，还是被康熙皇帝赶走了。19世纪西方的入华传教士是与殖民主义联在一起的，更引起国人的反感与排斥。外来的东西被接受，就必须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不是表面的、形式的、机械的，事实上这一融合过程是与中国教会的独立分不开的。这也说明只有中国人自己才知道如何把外来的东西为己所纳为己所用，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洋物’。解放前中国基督教信徒只有70万，现在增加了十几倍，这是最好的实证。”
　　丁老早年就读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由于受家庭影响转入文科学习英文与神学，毕业后从事基督教青年运动工作，1946年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他在国外的5年中走访了许多大学，与不少宗教研究学者成了朋友，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宗教领袖，他对宗教研究，特别是目前的研究状况感触颇多。
　　“现在有许多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我发现他们在研究中不敢触及某些神学观点，生怕干涉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认为，宗教既然作为社会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作为理论工作者是应该进行深入研究的。他们有责任与宗教界人士一同为在中国建立适应现实社会、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神学观点和体系而做出努力……”
　　丁老对学术界同仁寄予厚望，厚望之下的学者们当如何使理论研究有益于宗教良性发展，有益于社会与人类，确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
　　我与丁老的交谈数次被打断，来人一再告诫，丁老需要休息。丁老总是笑笑说:“没有关系，聊天也是休息”，让我心里的不安减少了许多。合上笔记本，我们随便闲聊起来，象是多年的老朋友，轻松而亲切。丁老告诉我他的文集即将出版，我们相约在北京举行首发式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