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圣·艾智德团体（Comunità di Sant’Egidio），为当代意大利著名宗教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成立于“梵二”会议闭幕伊始的1968年，由一批极富宗教热忱的高校青年在罗马率先发起，并以之为核心迅速发展。截止今天，其成员已遍布全世界72个国家，数量多达6万余人。

圣·艾智德团体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个得到意大利外交部认可，受其制约，接收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从事一定的自愿和社会服务活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平信徒团体，又有其福传的动机和宗旨，可以说，该团体为一个典型的“跨界”宗教NGO。

NGO以其民间、自愿和非营利性目的，在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身份，为推动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发展，以及区域性和平倾注的热情，往往能起到某些政府，政治、国际组织和个人所难以起到的作用与功效。

该文通过对圣·艾智德团体的背景、组织架构、性质，其作为NGO和宗教团体的双重维度而展开的活动等方面的分析和介绍，试图解剖一个天主教NGO在意大利社会和国际领域生存、行动和介入的具体处境与方式。

【关键词】：NGO 宗教NGO　 圣·艾智德团体

一意大利非政府组织一般发展形态

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Non govermental organizations，NGOs）是指以自发形式组织起来，致力于共同行动，得到政府部门认可，在国内或国际社会提供自愿服务的协会或私人团体。

众所周知，NGO的最初提出源于1945年制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条中有关“社会与经济理事会”职责的规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

而有关NGO特征的探讨，则是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逐步清晰起来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两大特征，一为“民间性”，一为“非盈利性”。这两大特征先后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1952年第288（X）号决议，1968年的1296号决议，以及1994年通过的U.N.Doc.E/AC.70/1994/5号文件、1996年的《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咨询安排》等文件中得到逐步确认和完善。[1]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空间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显著，其数量和规模均获得了惊人的蓬勃发展，国际社会甚至冠之以“全球结社革命”的赞叹来概括其发展和影响。此外，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也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甚至宗教学等诸多社会、人文学科的新焦点。

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圣·艾智德团体，则恰恰是在此背景下成长、活跃并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意大利天主教非政府组织。

“天主教非政府组织”，顾名思义，则是指由天主教平信徒自发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团体。在意大利，由于天主教在该国历史上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公民社会团体在意大利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天然地具备天主教的宗教血统，即早在工业发展初期工人们自发建立互助协会之前，天主教会就已经在社会福利和教育领域创立了无数机构，形成了首批非政府的雏形[2]。

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批公民社会组织被认为有可能出现于罗马法体系下的基金会，此外，具有悠久传统的城市法人团体和城市行会的发展，也是公民社会团体发展的有利因素。但是，意大利公民社会团体，尤其是慈善机构发展的真正关键乃是在该国历史上具有绝对强势地位的天主教会。后者建立了一个由教区及其从属机构组成的广泛的组织网络，该网络遍布整个社会，既为明确和相应社会需要提供了组织的能力，同时也赋予了教会监管和控制每一个独立机构的运作和资产调配的权力。[3]

随着19世纪60年代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和建构，意大利政府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极力缩小天主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影响力。从1866年到1890年之间，国家曾实施极端措施，以法律形式强行没收各类天主教团体、组织以及慈善机构的财产，并将其余的慈善团体纳入国家的管辖之下。

1890年通过的克里斯皮法案（La Legge Crispi），明确规定国家在健康、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面有管辖权，并向私人社会服务组织提供资金补助，但条件是要求后者成为公立法人。但是，一些宗教团体既设法保持其宗教属性，同时又向政府申明其公立身份。

1929年，随着意大利王国和梵蒂冈成功签署《拉特朗条约》，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有所缓和，宗教慈善团体重新收回了其自治权，并成为一个提供社会福利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国家也建立起强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开始由公共部门提供社会与健康服务。

“二战”以后，法西斯政权解体，意大利的福利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国家控制福利体系的同时，社会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方面出现了新的松动，前者更多地改由天主教组织管理，后者则主要由与工会和政党有关的一些组织管理。[4]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意大利政府财政预算的紧缩，以及社会对国际控制福利服务的不满，新型公民社会组织，即当下为人所熟知的NGO组织开始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包括：一、以志愿者为基础的各类协会，他们谋求与教会拉开距离；二、各类“社会合作社（Cooperativa sociale）”，重新发扬中世纪的“行会”精神，试图将市场手段和慈善目的相结合。截止2001年底，意大利共有各类“社会合作社”7700家，其中60％，属于A类，即以社会医疗、慈善和教育为服务宗旨；其余的40％，属于B类，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就业为服务内容。[5]为了应对这些新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意大利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性框架，来促进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但是，按照“意大利非政府组织协会（Associazione ONG Italiane）”的自我表述，意大利社会的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ONG，Organizzazione Non Governativa）”，源于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社会自发兴起的结社运动，后者主要是为了满足同第三世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谋求政治表达以解决其现实问题的强烈愿望和迫切需求。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大批意大利非政府组织决定按其属性和目的，自行划分为三大非政府组织联盟，并希冀借此加强各组织之间的合作。这三大联盟分别是：“督教国际自愿服务组织联盟（FOCSVI）”、“国际合作发展非政府组织协进会（COCIS）”、“全民倡导国际团结协进会（CIPSI）”。[6]

在意大利，通常由外交部负责对NGO的承认、资助与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对其重要程度的认知与评估，给予其豁免税收的特权或一定的经济捐助。只所以由外交部负责来负责国内NGO的相关认证、登记工作，是缘于意大利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通常都有其在国际社会的自愿服务内容。

具体到天主教NGO，其宗旨则包括：不含政治或宗教动机，而纯粹以团结、帮助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为目的，这也是所有基督宗教的基本道德维度之一。这就是说，天主教NGO虽然由天主教信徒组成，但当其以NGO形式开展的合作计划，与信徒个人以福传为目的开展的宗教活动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天主教NGO系以人道主义行动为旨归，通过与某些单个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订立援助协议，并以之为基础开展相关服务活动。根据成立于1972年的意大利“基督教国际自愿服务组织联盟（FOCSIV）”的统计，截止目前，加入该联盟的天主教NGO共有64家之多。在该组织当中，很多团体是以其服务的对象来命名的，比如“麻疯病人之友（amici di Roul Folerau）”等，有些则与天主教的修会团体有联系，如“国际发展自愿服务（VIS，Volontariato Internazionale per lo Sviluppo）”就与天朱家慈幼会有所属关系，但是，该组织并无传教使命，而只负责开展相关的服务活动。

二 圣·艾智德团体的成立与发展

圣·艾智德团体1968年成立于意大利罗马，发起人为平信徒里卡尔迪（Adrea Riccardi）2。众所周知，1968年是整个西欧左派运动达至高潮的一个标志性年份，但是，对左派运动的过度关注使得国际社会常常因此忽视了与此运动相伴随的一个共时性产物——“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内部所蓬勃兴起的“新运动”团体，圣·艾智德即为其中之一。这些由大量平信徒组织形成的“新运动”，表明“梵二会议”强调平信徒及其团体参与社会的号召开始在基督徒当中产生了共鸣，3虽然此刻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右派”的声音还相对低调和不合时宜。

圣·艾智德团体从成立之初，即秉承三大宗旨：服务穷人、促进普世合一运动、祈祷和传播福音，而今天，圣·艾智德团体在跨宗教和文化对话，反对死刑和倡导人性化城市运动方面也同样有着鲜明的特色和活力。该团体发展迅速，影响巨大，到今天，其成员已多达6万多人，遍及全世界4大洲72个国家，其中非洲29个，亚洲7个，欧洲23个，北美8个，南美5个。[7]其成员不仅包括天主教平信徒、神职人员，也包括其他基督宗派的信众。

圣·艾智德团体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个得到意大利外交部认可的NGO，也是一个得到梵蒂冈圣座承认的平信徒国际公共组织[8]。也就是说，它一方面作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教育与国际社会和平运动，另一方面则作为一个教会团体，致力于传播福音。作为被意大利和国际社会所接纳的NGO, 圣·艾智德团体在无偿帮助其他国家方面，有其主要的援助计划，如在莫桑比克、马拉维、尼日利亚、刚果、圭亚那、肯尼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为帮助爱滋病人而实施的“梦想（DREAM）”行动等[9]，而作为教友团体，其真正的使命则是相应“梵二”大公会议的号召，积极介入到天主教会的福传事业当中，以鲜活而又丰富多彩的慈善和宗教活动，有力地推进教友传教活动。

在此意义上，圣·艾智德团体可视之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跨界”NGO。

三 圣·艾智德团体的组织结构

圣·艾智德团体在组织架构上采取某种介乎家庭式协作和正式机构之间的混合方式。在开展活动时，该团体强调团契精神和服务意识，由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分会组成一张既分工又合作的组织网络，既联合行动，又相对独立；而在管理和决策时，又受制于一个较为严密的内部管理机构。

一般而言，团体的管理权系于主席一身，而主席团和辅导司铎负责协助主席的工作。主席由全球各地分会代表中选出，而主席团成员则由主席亲自任命，双方的任期均为4年。圣·艾智德团体在全球72个国家均设有分会，各分会直接选举该会主席。作为一个平信徒团体，圣·艾智德团体须有其驻会司铎，该司铎的任命程序，类似于一般主教，即先是由圣·艾智德团体提名三名候选司铎，而后由圣座亲自择定一名作为该会的辅导司铎。帕里亚蒙席（mons. Vincenzo Paglia）[10]在未被祝圣为主教之前，，一直担任该团体的辅导司铎，负责在精神层面给该团体成员以灵修指导，同时也是团体精神领袖里卡尔迪在推行计划上无可争辩的督导者。该团体的现任辅导司铎为祖比蒙席（mons. Matteo Zuppi）。

里卡尔迪作为团体的创始人，从1992年起不再担任团体主席，改由祖卡里教授（Alessandro Zuccari）接替，但是，里卡尔迪仍然是该团体真正的决策者和精神教父。
该团体最新一届主席是2009年5月14日再次当选的英伯辽佐教授（Marco Impaliazzo）[11]，由其任命的新的主席团成员来自11个不同的国家。

在该团体当中，负责外交事务的大约有15位人士，这也是该团体在其主要领域——促进和平对话、调解地区争端和推动世界和平祈祷大会方面的一个核心领导层。

三 圣·艾智德团体的性质、活动与影响

圣·艾智德团体与其他NGO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其“跨界”身份。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圣·艾智德团体被意大利政府所承认，有其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合乎《教会法典》，1986年经宗座平信徒委员会批准活动的平信徒宗教团体，并由该委员会指派一名总辅导司铎进行教务福传事业上的指导。此外，这一具有混血特征的宗教NGO在处理和面对自身的双重属性时，也往往有其侧重，即以福传和宗教对话为主，以慈善和国际性援助活动为辅。

其次，与其他NGO的不同还在于，圣·艾智德团体的成员不是以“自愿者”或“合作者”的身份来参加团体生活，或分担那些分配在个人头上的相关活动。相反，团体要求每一个成员放弃自己的事业保持对团体的忠诚，从而达到传播福音和服务穷人的目的。

在团体创始人里卡尔迪的讲话中，该团体强调其成员必须具备如下美德：谦卑、服从、随时听候调遣、忠诚和慷慨。“谦卑”意味着随时随地将自己视为团体之子，和母亲怀中的病婴，永远都无法长大成人，变得独立，自尊，因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关乎自己和全体成员的利益；而“服从”就是要服从整体和服从处于领导阶层的团体负责人，正如服从福音，服从上帝和服从以此名义自居的团体负责人和团体里在精神上的师兄们；“随时听候调遣”则意味着反应敏捷，随时对团体中发生的紧急事件作出反应，否则，任何的迟疑和犹豫将被会受到怀疑和不信任。而“忠诚”则侧重与为团体服务，参加礼拜和团体活动；“慷慨”则意味着在时间，物质，金钱和接待其他成员方面做出牺牲。[12]

这种强调成员以团体利益为重，并强制做出种种让步和牺牲的做法有些类似军队或修会团体的意味，在此意义上，圣·艾智德团体的宗教气味显然比其自愿性的“非政府组织”更为浓厚。

第三，圣·艾智德团体虽然早在1968年就宣告成立，但是，其申请加入NGO的时间则相对较晚，即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才主动要求意大利外交部承认其NGO身份。据称，圣·艾智德团体获得NGO的身份的努力是出于获得意大利政府经济资助的目的，但是，该项资助并不用于团体成员的支出，而是服务于其团体共同计划的实施。这一点也是圣·艾智德团体有别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一大特色。通常而言，一个NGO的成员以自愿者的身份参与该团体活动或工作时，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比如川资的报销等等，而圣·艾智德团体的成员，则完全属于无偿参与，为了前往活动地点，他们甚至还必须自己支付路费。比如，“圣·艾智德”团体在非洲所发起的帮助爱滋病人活动，就有数以百计的参与者，他们来自意大利或欧洲其他地区，服务时间从几个月到一年不等，但其活动性质，则属于利用成员各自在工作上的法定假期无偿参与。

第四，圣·艾智德团体与意大利其他宗教NGO非常大的不同，还在于该团体非常强调对教宗的忠诚，并与教廷高层过从甚密，有其在梵蒂冈内部的利益后盾和保护者。

圣·艾智德团体对教宗的忠诚的热衷程度，常常令人联想到宗教改革之初成立的耶稣会。此外，甚至有人将其比喻“左岸的主业会（Opus Dei da la Gauche）”。[13]

不过，“主业会”和圣·艾智德团体的确有些相似之处，比如，“主业会”虽为修会团体，但仅吸纳平信徒而非修士。其次，其成员在各个世俗岗位上工作，同时又接受特别的灵修指导。最后，主业会的传教方法非常低调且独特，它不办慕道班，不搞集会，而是在亲友、同事之间传教。以上特点造成了主业会特有的神秘感，并被人诟病为教宗的“秘密警察”和“党卫军”，此外，流行小说《达芬奇密码》对其的攻击和渲染更加重了这种流行意见，虽然它并非确有其事。

不过，从成立到最终被梵蒂冈承认，圣·智德团体却经历了18年的漫长历程。按照圣·艾智德团体自己的解释，团体之被圣座接纳和认可，既不是该团体有什么过人的影响，也不是该团体刻意逢迎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结果。而是因为，此举开创了天主教会接纳平信徒公共团体的先例，并且是根据1983年的新《教会法典》所进行的重大尝试，可谓意义重大。[14]由于圣·艾智德团体在天主教会内部日益重要的影响力，1986年圣神降临节，该团体正式被圣座平信徒委员会所接纳。[15]1993年，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更是亲自访问该团体经常祈祷聚会的特拉丝特维蕾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圣·艾智德团体之被梵蒂冈圣座所接纳，估计也是该团体从未加入意大利三大非政府组织联盟之一的“基督教国际自愿服务组织联盟（FOCSIV）”的原因所在。

第五，圣·艾智德团体在国际社会声名鹊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在国际社会所主导的和平对话和调停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圣·艾智德团体凭借其在莫桑比克、危地马拉、阿尔及利亚和科索沃等地成功地调停了国际争端和不同宗教、种族间的冲突，从而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普遍的关注和赞誉。而该团体经常祈祷聚会的特拉丝特维蕾圣母玛利亚大堂也因此成了国际知名政要往来访问交流的所在，这其中包括刚果前总统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1939 –2001），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乌干达总统穆赛维尼（Yoweri Museweni），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和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等。

基于其在国际和平事业上的努力和成效， 2001年，圣·艾智德团体被授予国际和平奖——布瓦尼奖（le prix Félix Houphouet-Boigny）[16]，而里卡尔迪本人也被授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甘地勋章”，并被2003年4月2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为36位“欧洲英雄人物”之一。

2007年6月10日，美国前总统布什访问梵蒂冈时，曾亲自要求与该团体成员会面；[17]2008年4月7，教宗本笃十六世借圣·艾智德团体40周年庆典之机，前往该团体经常祈祷聚会的另一重要地点——圣巴尔多禄茂（la Basilica di San Bartolomeo all'Isola）——参观访问。

对于一个普通的NGO来说，类似的事情即便不能堪称殊荣，想必也绝少发生，而问题恰恰在于，圣·艾智德团体既非一个普通的NGO，也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NGO。

（一）作为NGO的一般性特点

首先，圣·艾智德团体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其主要的社会服务活动内容为2002年在全球范围内为治疗非洲爱滋病人而发起的“梦想”行动（l' operazione Dream）。

众所周知，在非洲开展和参与类似慈善救助活动的国际组织可谓不胜枚举，但是，圣·艾智德团体有其新颖和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首先，该团体认为，需要针对非洲大陆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强调信任和希望等心理力量。

其次，多年以来，许多国际组织和NGO，都尝试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采取预防性措施来遏止爱滋病，但单纯的预防却难以受到良好的效果。今天，人们已经懂得，为阻止疫情的强势扩张，对爱滋病病毒（HIV）的感染的预防和对爱滋病（AIDS）的治疗（事实上，治疗也是另一种预防）同样必要。而圣·艾智德团体开展的“梦想”行动正是采取预防和治疗并重的方法，从而为病人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生命时光。

除了以上两条纲领之外，圣·艾智德团体还提出三条根本性措施来确保援助项目的有效性，其具体做法是：

1）“梦想”行动的具体实施，由如下四个堪称“优秀”的方法来保障，即优秀的治疗、优秀的诊断、优秀的组织和优秀的信息交换。在治疗方面，采用了现行的“金色标准”，即“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来对付爱滋病病毒（HIV）的感染。

2）“梦想”行动是一项免费计划，从诊断到营养保障，从卫生教育到相应的治疗，整个环节都是免费进行的，这一点对整个的卫生治疗保证非常重要。事实上，对病人收费根本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通常连糊口的钱都没有，尤其是那些染病的儿童，他们中的很多还只是婴幼儿。

3）重要的不是远离病人，而是吸引他们前来治疗。在非洲，要解决的问题常常是，民众进入健康中心非常困难。因此，“梦想”行动的第三个必要条件便是“接纳性”。为了推行这一计划，团体不仅要接纳那些前来治疗的患者，更重要的是还要走出去寻找那些有可能走散的病人。

今天，“梦想”行动已成为整个欧洲和美国所熟悉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许多国际科学大会上均获得了认同。2004年，该团体因为在“不同人群中所施行的人道主义、和平和博爱之举”而获得了该年度的巴赞奖（Balzan）[18]。

多年以来，“梦想”行动已使众多非洲国家，如莫桑比克、马拉维、尼日利亚、刚果、圭亚那、肯尼亚、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的爱滋病人受惠，这一计划还将在非洲和世界其他有需要的地区有计划地继续推行下去。

在2006年5月召开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与会代表一致承认，有两个在打击爱滋病领域取得成功的例子，一个是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另一个便是圣·艾智德团体，而后者的成绩和贡献尤其值得肯定。因此，当2007年6月10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接见该团体代表时，称赞其为 “国际慈善军团”，一点都不显得夸大。

截至2009年8月底，圣·艾智德团体共计使非洲十个国家中的7万5千名患者获得了救治。

（二）作为非NGO团体的特殊性

与作为一个NGO相比，圣·艾智德团体的更多关注点和活动则体现在非NGO的一面，即其作为一个被圣座平信徒委员会所接纳的教友团体所进行的宗教福传和普世宗教对话方面。

1、福传

在圣·艾智德团体章程的第二条规定，“福传”乃该团体的首要宗旨，也是“教会的基本任务”

圣·艾智德团体强调福传的使命，应该说和“梵二”会议号召教友传教的精神非常吻合。在大公会议文献之一的《教友传教法令》中，就曾明文规定：“教友的从事传教事业，源出教友使命的本身，在教会里，无时可缺。……我们的时代向教友所要求的热忱，并不次于过去，反之，当前环境要求他们应更加强，更拓展他们的传教事业。此外，许多地区司铎缺乏，或者司铎行使职权的自由被剥夺，亦屡见不鲜，没有教友的工作，教会几乎难以存在和工作”。[19]正是在“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的明确指示下，圣·艾智德团体自视为耶稣的宗徒便不难理解了。在他们看来，活在耶稣话语之中、成为他的跟随者和传播福音属于同义语。

圣·艾智德团体强调基督福音的指导性作用，但并不狭隘地排除其他信仰。正如该团体创始人里卡尔迪教授曾经提到的：“狂热主义否抛弃了宗教两个极为重要的维度：爱，和对人的尊重”。[20]而福音，正如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很多人都会同意，值得用全副热忱去传播。

因此。在该团体看来，福音不是一项排他性的财富，而是团体成员最核心的责任。

事实上，也正是在福音的光照下，该团体成员之间才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始终生活在一种“传教士般的兄弟友爱”之中。并使得这种精神在其具体的服务和行动中产生一种持续的推动力，并一再创造奇迹。

2、祈祷

1968年，当西欧的左派运动、个人主义和性放纵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强调通过读经和重视灵修生活来寻求生活的真谛，而圣·艾智德团体的创始成员恰恰是这样一批年轻人。

在圣·艾智德团体的成立宣言中，就强调团体意识通过祈祷而获得真实的体现，因倾听天主圣言而结合为一体。在他们看来，祈祷是对个人走出狭隘自我的一种邀请，使人为了所有他者，男人和女人，尤其是那些陷入需要境地的贫穷者，而自由地充当一种大爱的工具。

在该团体创始人里卡尔迪看来，祈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向主吁求；二是“和解”。第一个维度出自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对该团体所从事的各类工作的一种回应，并使得团体成员的内心意识通过祈祷得以维系和统一。在里卡尔迪看来，祈祷诞生在困境中，并以此为养料，得到滋养，正如《圣咏》那样，因此，祈祷可以说“是在急难中的呼吸，是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软弱无能的方法”。[21]

其次，祈祷还有“和解”的功效，特别是当团体介入国际争端，为饱受战乱的国家和地区，以及陷入族群仇杀的国际与社会进行调停时，该团体的负责人认为，人们会籍着祈祷走上连他们也意想不到的道路，从而缓和了该团体自以为不可缓解的局势。该团体负责人将此解释为，是通过祈祷，“主和他的神在人们的心底说话”，祈祷赢得了“主的宽恕”，要求冲突各方消除心中的仇恨。

出于这一目的，该团体在罗马和意大利，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城市，日益经常地在一起祈祷。在很多城市，每晚的祈祷变成了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性活动。

在罗马，团体所刻意保持的晚祷，同时在特拉斯特维蕾圣母大堂和另外两座教堂，即圣巴尔多禄茂教堂和朝圣者三一教堂（la Parrocchia della SS. Trinità dei Pellegrini），已持续近40年。

一般而言，祈祷词并无一定的格式和内容，而是由参加祈祷的某一成员事先起草，同时也参考一些功劳的经文，或者收到拜占庭礼仪的启发，甚至还不时参考希腊和拉丁教父的经文。

这涉及到圣·艾智德团体作为一个教友团体的第三个工作重点。从1968年的第一批创始会员开始，该团体的工作中心就开始围绕那些最穷困的、需要救助的社会底层人士来展开。该团体如此行动的理由，源于福音的启示。因为，福音中明确提出不要远离穷人：要和穷人作朋友，并将福音带给穷人。

在圣·艾智德团体那里，穷人的概念相当宽泛，这从他们服务过和正在服务的人群中可以一窥端倪，比如，他们早期针对生活在罗马贫民窟，如奇诺多莫（Cinodromo）一带的贫困儿童建立了一座所谓的“人民学校”，后来，这一学校的模式扩展到所有有该团体存在的城市；此外，在他们的服务名单里，还可以发现：残疾人（包括生理和智力方面）、无固定居所的人群、外来移民、临终病人，以及那些生活在监狱、养老院、流浪汉收容所和难民营里的人士等等。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他们的服务范围已将各种形式的穷人“一网打尽”，这个名单里，尤其还包括非传统意义上的穷人，如那些欧洲国家经济状况富裕但生活孤单的年迈者，以及由对死刑犯的关怀发展到对死刑的抵制。

由圣·艾智德团体对穷人帮助的历史和范围来讲，可以看出，他们事实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新界定了什么是“穷人”，即赋予了“穷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

事实上，穷人并不是团体要时刻服务的一种客体对象，在圣·智德团体看来，穷人是该团体完全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哪里有该团体的存在，哪里就有同穷人的友谊和亲情。如果没有对福音的深刻理解和福音本身的支持，很难相信他们在帮助穷人方面拥有如此巨大的动力。

4、国际和平与调解行动

众所周知，战争既是人道主义的灾难，也是贫穷的根源，因此，出于对穷人的眷顾和天然友谊，圣·艾智德团体清楚地懂得，爱护穷人就要消除战争，要消除战争，则需要为和平而奔走。无论在何处，只要和平受到威胁，都要维护和平，并协助该地方重建和平。

与在废除死刑方面与国际NGO组织合作的模式不同，处于和平目的的国际调停更多地属于一种国际层面的外交努力。

作为一个教友团体，而非具有执法权的国际组织或国家主体，决定了圣·艾智德团体在消弭战争、协助失去和平的地方重建和平和推动交战双方进行对话、修和的方式，不可能是强力的干预、制裁和媒体的轰炸，而更多地采取是互相接触和对话，甚至于邀请争执、交战各方参与圣·艾智德的团契祈祷，聆听各方意见，分享他人的困难和经历，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过于玄虚，甚至软弱的办法，但却收到了异乎寻常的效果

在具体的工作方式上，圣·艾智德团体也有他们独有的一套“方法论”。事实上，在一个多极化和充满动荡的世界上从事和平工作，应该说，迥异于冷战时期的人们所习惯采用的方式。圣·艾智德团体没有采用以往的平行外交的方式，而是采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机构与非机构，官方与民间社会。早在《莫桑比克协议》中，该团体就已请求国际社会上的多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在临近签署协议的最后阶段，派遣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确保和平条约的顺利签署。

而在那些难以施行和平工作的地方，该团体也尝试着把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团结起来，并为之提供尽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

经过长达20余年的和平游说和调解，迄今为止，该团体已成功地使世界上十多个冲突地区和国家（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危地马拉、阿尔及利亚、波—黑、布隆迪、乌干达、科索沃、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结束了战争或内战状态，而其中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属于连联合国也一筹莫展的“老牌”冲突地区，而圣·艾智德团体竟然成功地做到了。

通过在如上10个地区和国家的长年努力和经验，圣·艾智德团体越来越深信祈祷“在软弱中的力量”、以及非暴力和游说的改造力量。在他们看来，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世时，由始至终实行的生活态度”[22]。

5、宗教对话——“新人文主义勇气”

自从1986年10月27日，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邀请世界各国和各大宗教团体代表，在意大利阿西西举行为世界和平祈祷日活动以来。圣·艾智德团体每年都选定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举办各宗教信仰团体祈祷日活动，遵循阿西西的精神和足迹，为世界和平祈祷，并以此形式推动跨宗教对话和基督宗教内部的合一共融运动。

从1987年到今天，圣艾智德团体已成功地举办了19场此类活动。历届活动的主办城市计有：罗马(1987)、罗马(1988)、华沙(1989)、巴里(1990)、马耳他(1991)、布鲁塞尔(1992)、米兰(1993)、亚西西(1994)、佛罗伦萨(1995)、罗马(1996)、帕多瓦-威尼斯(1997)、布加勒斯特(1998)、热那亚(1999)、里斯本(2000)、巴塞罗那(2001)、巴勒莫(2002)、亚琛(2003) 、米兰（2004）、里昂（2005）、华盛顿（2006）、那不勒斯（2007）、塞浦路斯（2008）和波兰的克拉克维亚（2009）。

在阿西西的集体祈祷活动中，前教宗曾经呼吁全世界应充分意识到存在另一个和平的意义、另一种促进和平的方式，而不应单纯依赖谈判、政治和经济妥协。在那次活动中,人们一致强调，坚信“各宗教信徒的祈祷和见证将为世界和平发挥重大作用”。这也是圣·艾智德团体多年来乐此不疲地举办此类祈祷与对话活动的真正意图。

该团体曾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18届“国际宗教对话大会”的题目定为：“宗教与文化:新人文主义的勇气”。与以依赖传统方式取得和平相比，通过对话和沟通来建立和平，应该说更加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也是一种对人性尊严和他者的信仰、文化、传统高度尊重的“新人文主义勇气”。

四 结 论

NGO以其“民间、自愿和非营利性”特点，不仅承担着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身份，同时也是推动国际社会交流和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和平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资源，其角色和影响往往能起到补充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的作用与功效。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圣·艾智德团体以福传作为该团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该团体成员坚持每日晚祷已长达40余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平信徒团体，也是当代天主教会革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缩影。与此同时，其对非洲艾滋病人的帮助则又具有NGO的身份，虽然这部分的工作只占该团体活动的较小比例。

但是，就其作为天主教平信徒团体而言，圣·艾智德团体却和“国际明爱（Caritas Internationalis）”之类的教会组织截然有别。“国际明爱”等教会组织虽然也大力开展慈善及爱德活动，并以传播福音为目的，但是从组织机构上讲，后者隶属于梵蒂冈“教廷一心委员会”管辖[23]，属于教廷官方的附属机构。“国际明爱”的总部设于梵蒂冈城国，其主席须由神职担任，因此是教会机构而非普通公民团体[24]，这一点和圣·艾智德团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圣·艾智德团体作为一种具有“跨界”色彩的宗教NGO，其特点在于将信仰福传和慈善事业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其宗教关怀的维度为慈善事业规定了方向，同时，其慈善和国际救助活动，又为其福传赢得了信任和亲近感，尤其是在有着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地区开展活动，以及举办不同宗教间的相遇和对话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