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20－40年代，赵紫宸（1888－1979）已是当时中国基督教会，乃至普世教会声名卓著的人物。但是，这位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大家，昔日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院长，时至今日，其影响却一再被湮没在其生前既已开始的寂寞孤独之中。赵氏所臻至的思想、文化成就和他的影响之间，有一层非常尴尬的关系：在教会内部，他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在世俗文化界，则干脆鲜有知闻，似乎他和他所从事的良有助益的思想工作，遥远得来自另一个世界，和我们全无干系。

（一）“本色化”神学及其自由主义前提

然而，赵氏在20世纪前半叶曾经思考和遗留下的问题，即便不能轻易套用到中国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之中，却也不能为今日教会神学所轻易逾越。赵氏毕其一生精心营造的“本色化神学”，足以使他跻身最有成就的一流神学家之列，然而他的意义并不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学高度所局限。基督教文化如何共融于中华文化的基本神学问题，是一个自景教一来一直无法解决的 “洋痼疾”，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未获得完满的解决，因此，今天欲有所作为的教会神学家和中西文化交流人士，都无法忽视赵氏上个世纪前半叶既已开启大端的工作，即如何使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的文化境域和社会现实如琢如磨，共融适应。

身处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内外动荡时期，赵氏和许多同时代为中国社会寻求药方的思想家一样，渴望借助基督教来挽救中国社会之狂澜于既倒，并进而实现普世民族的大团结，创造一个地上天国。在赵氏看来，基督教之于中国社会的合理性即在于它是一剂改善国民性的良药，正如他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中放言的那样，“基督教唯一的贡献是在于使人感化而成为勇敢诚实乐观慈善的国民”，这和鲁迅的弃医从文异曲同工，都反应了彼时代理智思考时代命运者的诚恳热切的理想。

　　　 在众多的西方神学流派中，他只对自由主义的情有独种，也源于他要为基督教神学寻找一个“中国”前提，创造出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神学观念。但是，渴望在巨大的断裂中寻求新生的中国社会已全然否弃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从而使赵氏谋求在西方神学和儒家传统之间建立深邃关系的良苦用心曲高合寡，寂寞无声。

在《基督教哲学》这本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第一部神学著作当中，赵氏坦称鲍痕（今译：鲍尔）的“人格论”、詹姆斯的“试验论”、伯格森的“进化论”对自己影响最剧。选择为唯心主义和人格主义所补充的进化论和实用主义，说明赵氏致力于在中国发展一条为美国早期社会福音传统所开创的系统。

可以说，自由主义神学和儒家富于怀疑和理性的传统天然同谋，而儒家强调伦理的思想取向也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福音提供了合法根据。因此，赵氏深信中国处境的改善，非给予个人道德行动以优先性不可，只有个人达到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才能为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焕然一新的秩序。

　　　 赵氏在早期著作，尤其是《基督教哲学》和《耶稣的人生哲学》两书中，的确倾注了大量的文化阐释工作，用于贯通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很大程度上，他是自觉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藉此选择自己所要借重的神学工具，恰当地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归位。

由于近代以来基督教常常身不由己地充当中西政治、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经济入侵与反入侵这一紧张二元叙事中的一个牺牲品，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态度难免偏执而过激，1922年的青年学生抗议基督教在中国福音化的“非基运动”，更是将基督教的处境逼向极端尴尬的地步。在此背景下，赵氏深感自己有昌明自己中国人身份的必要，以排除教会的“洋性”，非如此，基督教无以在中国被真正接受。因此，赵氏以为，本色化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自然的、本土的面貌，正如他在《基督教哲学》当中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做基督徒，和不做基督徒，皆不必受教会，特别是西国教会的限制，皆不受任何一派赞成非难的人的限制。以实为实，方可得彻底的了解。”这番话的背后的理由，显明他极力反对中国教会仅仅披上某些外国的外衣，而是要以自然的、本国的方式，展示和表达中国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经验。

赵氏半个多世纪前在“本色化”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其积极后果，乃是在神学和实践上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在现代处境中所遭遇的问题，从而提供了一条处境化的思想模式。在中国教会逐步合法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如何同西方基督教碰撞，以创造出新的本土化神学观念，这一有待完成的新业仍可在赵氏那里找到众多的启示。

但是，赵氏在早期阶段所作的种种神学尝试，却一再表现出社会伦理上的困境和基督论上的严重不足。赵氏神学系统的最终后果，即不外乎将耶稣视为一个可以效仿的人格范例，以配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基本上是“儒家版本”的基督论，不独不为教会内部人士认可，也和当时弥漫中国社会的文化革命思潮背道而驰。

而且，赵氏对人类的自我实现的优先强调，其效法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也必然使其漠视灵修与神秘经验在宗教生活中的力量源泉，而按照正统教会学说的理解，后者非得借助上帝自上而下的启示，而非个人高蹈的人格精进可以窥其堂奥。

从赵氏三十年代的神学巨著《耶稣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越是极力屏弃教会“馈赠”给耶稣的“末世论”背景，就越是给耶稣套牢了自由主义神学的紧箍咒。结果，整个围绕耶稣受难、复活而缔造自身合法性的救赎论，就矮化为耶稣感召民众，促人觉悟式的“杀身成仁”。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遗漏耶稣复活这一关键环节去理解上帝的救赎计划，无疑于给上帝和基督教的全部合法性宣判了死刑。

（二）神学转向和对教会的重估

但是，《系狱记》（1947）之后，赵氏的思想却十足发生了全然的转向，这意味着在他身陷缧绁的6个月（赵的被抓发生在1941年）当中，他有可能获得过灵性上独特的体验，从而使他有可能对自己前期的神学工作作出深刻的反思。

在“本色化”方面，赵氏似乎彻底放弃了此前所做的种种努力和饶有兴致的尝试，他说：“人们又想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不啻忘记了基督教的真谛，投降了已经崩溃的中国文化；却不知道基督教是中国文化中没有的，是与中国文化的根本思想冲突的，是要从冲突中救度中国文化的。”

其实，早在1936年，赵氏就曾针对其燕大同僚，近代中国另一位基督教领袖吴雷川的一本专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提出过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吴在神学上的努力也牵涉到如何以基督教神学采纳中国文化的“处境化”问题。只是吴的诠释和立论过于大胆和激进，有时候竟致基督教信仰中的灵性因素于不顾，“削足适履”地屈从于对中国社会的危难情形的解决之道。事实上，赵氏对吴雷川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他自己在神学上一再沉湎于人的自我实现，说明他对屈从社会处境，一味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甘冒信仰被歪曲的危险是多么的不自觉。

赵氏在神学立场上的激烈变化，有其现实上的原因。

一方面，国民政府未能建立国民期待已久的承平秩序，中国连绵的内战和残缺不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政体也导致整个国家身陷严重的危机和疲惫之中。另一方面，当各种思潮开始频频冲击中国大地的时候，青年人也期待着基督教方面能够给予一剂救世的良药，但是，教会对作为机构直接卷入政治运动颇感为难，也无力在精神上作出突破，贡献妙策为民众解除国难。

因此，历史和文化的现实处境，以及基督教会自身的表现平平，一再促使赵氏开始反思其前所致力于建构的本色化神学努力，并开始下决心修改其神学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前提。

整个四十年代，尤其围绕着《基督教进解》（1943年）的出版前后，赵氏的神学立场显示出他对启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使其基督论和救赎论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

基督论方面，在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之后，赵氏似乎已欣然向《尼西亚信经》的传统靠拢：耶稣是真人，也是真神。对赵氏来说，耶稣是以自己在道德上的完善，来彰显自己属神的本性的。在这里，赵氏为以人为出发点的早期基督论保留了地盘的同时，也保存了上帝在基督事件中的救恩动作，也即上帝自己的动作。

赵氏对救赎论的关注，集中反映在他对“代替论”的探讨上。在《神学四讲》（1948年）和《系狱记》中，赵氏认为，耶稣的受难，首先是使自己达到完全。这是不能转移的，每个人都应效法去做。而“代替”，则是指耶稣的行动为所有人开辟了就恩的道路。这里，赵氏放弃了早先个体依靠道德成就来获救的假说，认为耶稣藉着圣灵的能力住在人的中间，和他一起又透过他而做工的时候，救恩就发生了。

相对于在基督论和救赎论上的调整工作，赵氏此一阶段在神学上的真正创举是对教会观的重新发现。

在早期著作中，赵氏对于教会观一般绝少提及，即便有所指涉，也不过夹带在“基督教”的全称概念下一笔代过。大约从1935年开始，有资料显示，赵氏对教会的认识尚侧重于其“团契”特征，是学习耶稣道德范例的信徒的总和。但是，随着赵氏在基督论上的悄然变化，他的教会观也开始放弃以人为出发点，转而以围绕基督，即上帝在基督里的拯救行动为中心而展开。他认为“教会是成就肉身之道的延续，是救恩的所在地，是上帝超世的作为得以在世界有限的历史中继续施工的场所。上帝藉着教会——信徒的团契——拯救人类；基督临在于教会中，他是藉着教会的见证和舍己的生活而影响世界。教会的使命在于充满这个世界。鉴于社会和政治的局势，这个任务尤其显得非常迫切。”[1]

（三）综合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尝试

中国共产党自2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政坛上发挥着愈来愈巨大的影响力，直到1949年的全面解放中国。

赵氏虽早在1945年即已看出中国所有的政治势力和政党之中，都有意识形态在作怪，要把不合理的全能主义的要求加诸民众的肩膀上。但是，后来，赵氏似乎有意忽视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前提。他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那种肆无忌惮的权力欲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社会上的不公正及因此而导致的种种陋习。因此，他天真的以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志趣相投，具有“宗教的资格”，“可以使两者达致平衡”。

正是看到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革命性，历史性，要求着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着无阶级社会的实现”。赵氏遂意识到基督教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不仅业已提出，而且已实践得很好。因此，为回应这一挑战，当务之急乃是要建立一种在历史上和社会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神学，即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神学”。

此后的岁月，赵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探求如何在神学上采纳共产主义有关社会的理论。他的良苦用心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宏愿：唯有基督教的信仰才能为共产主义提供明确的道德和精神基础。到了1956年，赵氏依然深信无产阶级专政在道德上的完整性。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其目标和基督教信仰的实践行动并无二致。

但是，在赵氏最后的岁月，他却暴露出一种巨大的失败的感慨，他说“我不曾是一个真正的神学家。……我未能负起因该属于我的担子”。回顾他毕其一生建立“本色化”神学的尝试，处处眷顾文化和历史的本土处境，使基督教信仰真实而富有活力的切合中国的实况，却最终功亏一篑，这使他不免一再陷入自感失败的颓丧之中。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不断地为今天的教会内外人士所触及，期待着一个影响深远的答案。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4年4月16日“思想”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