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是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而民心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又影响着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和持久度。要让文化交流保持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寻找更多“公约数”、建构人文基础的“最大公约数”是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这将会影响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所谓人文基础“最大公约数”之“最大”，正源于文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涵盖其持久度。前者是内涵，后者是进程。因此，在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时，如何在人文交流的“深”字和“新”字上下功夫是关键。这就需要我们注重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新的发展空间、开拓新的交流路径，聚焦人文基础的“最大公约数”，深挖人文基础的“公约数”，促生新活力，以此深化文明交流与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多元共生是亚洲文明交流的基础，反映文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它既是历史事实，又是内在于亚洲文明的精神气质。

在亚洲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多元共生是深刻反映亚洲文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的历史事实，又是内在于亚洲文明的精神气质。因此，多元共生可以成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的一个重要“公约数”。

亚洲文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无法比拟的。这是千百年来亚洲文明发展演化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同时也是发展中的亚洲各国在应对现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挑战和机遇时所具备的优势资源，更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多元共生是亚洲内在的文化属性，也是形成亚洲文明交流之深度和广度的“经纬”。亚洲总面积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30%，在世界七大洲中居于首位。2010年亚洲人口总数为41亿左右，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5%。人们习惯将亚洲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六大地理板块，不同板块之间又密切关联。亚洲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与此同时，亚洲各国各文明在长期的对话、交流和互鉴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共生的稳定格局。

多元共生作为亚洲文明的内在属性形塑了亚洲精神。而“多元”与“共生”是亚洲文明属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历史长河中，亚洲人民创造的多元文明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中共生演化、绵延至今，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人类文明重要发源地的东亚中华文明、西亚两河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在使各自文明之花更加绚丽的同时，也使亚洲诸文化体系间的“公约数”越来越多，形成了亚洲多元文明共同体，各文明之间和谐团结、稳步发展。这是亚洲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我们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财富。

亚洲文明的多元共生格局是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构成了亚洲文明自信的重要基础。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促进亚洲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意义重大。

立足于亚洲文明多元共生格局，夯实人文交流基础，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在于深化认识，夯实交流互鉴的人文基础，拓展亚洲文明间交流的深度、广度和持久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发展机遇，精准定位，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建立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机制，在亚洲文明共同体的多元共生格局中，寻找更多的“公约数”，拓展文化理解、交流合作的可能和途径。

亚洲文明的多元共生格局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也提供了具有共通性的文化“公约数”。要深挖这一“公约数”，讲好亚洲故事。

在亚洲文明格局中，宗教文化、文学、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其中的文化“公约数”。以文学为例，亚洲文学故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征，为亚洲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文化理解和互动合作的可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多亚洲故事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流传千古。

例如，中国汉朝时期的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张骞可谓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又如，讲述和演绎唐朝时期中国僧人玄奘取经故事的《西游记》，不仅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更成为一个翻译成200多种语言文字的世界性文学故事。玄奘实为我国古代的一位历史人物，在世界史上和国际文化交流史上都享有极高声誉。他经西域从丝绸之路的中道出国，从南道回国，历时17年，游历30多个国家，行程5万余里，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中国和印度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记叙了沿途见闻，是一部闻名世界的历史地理名著，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为我们了解西域、中亚、印度等地的历史情况，了解丝绸之路的面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玄奘精通梵、汉两种文字，其译著准确翔实，开一代译风。他还培养了许多翻译精英，使盛唐的翻译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西行取经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变成了神话，后来经明代作家吴承恩写成小说《西游记》。由此，唐僧及其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其中，孙悟空的形象正是在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两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又经过创新而形成的。

此外，《一千零一夜》等文学故事也在亚洲流传甚广，风靡世界，深受各国人民欢迎。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基于具有共通性的文化“公约数”，深入发掘亚洲故事、讲好亚洲故事，可以作为夯实人文交流基础的一个有益途径。

亚洲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特征，为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要以此为支撑点，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

亚洲各国的文明智慧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点。要从这一支撑点出发，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寻找更多“公约数”，建构“最大公约数”，促进亚洲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努力建构一个亚洲命运共同体共有的理论体系。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与积极参与。同时，丝路精神集中体现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与多元共生的亚洲文明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精神基础。

由此可见，亚洲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我们要深挖各大文明体系中关于文明互鉴的思想珍珠，将多元文明宝库中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的珍宝展示在世人面前，用积极的价值取向吸纳各方面的优势资源投射到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来。

亚洲的新未来要求亚洲各国各文明深化交流互鉴，共同应对挑战和风险。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方。亚洲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其有序发展和稳定对于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至关重要。亚洲文明是充满活力的，亚洲的新未来要求亚洲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在应对各种挑战中稳步向前发展，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亚洲文明共同体的共建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风雨，也会有暗礁险滩，需要亚洲人民齐心协力。正如亚洲人民在近一二百年中经历了太多苦难，创造了更多相互支持、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回忆和交流这些故事，不仅能增进亚洲人民心连心的情感，更可以通过凝聚这些“集体记忆”使亚洲人民在面对危机和挑战时能够肩并肩地共同应战，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积极拓展交流合作途径，打造多元平台，推动亚洲人民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实现民心相通。

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道出了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们夯实文明交流互鉴基础的价值取向。文明交流是历久弥新的、是可持续的，丝绸之路的交流是活态的、是充满生命力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和基础，而持续夯实文明互鉴的基础，拓展人文交流的“公约数”，更离不开“共建”这一关键行动。只有亚洲人民携手共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才可能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也才能持之久远。

民心相通的主要途径是人文交流，我们应该着力打造切实可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让亚洲各国人民有渠道展示各自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明精华，有机会彼此接触、加深理解和友谊，有平台表达各自对文化建设的看法和经验，在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中实现民心相通。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亚洲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进一步拓展亚洲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和持久度的过程，正是亚洲人民在多元共生的亚洲文明基础上和平对话、和谐相处、平等合作，让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向纵深发展、向广处延伸，汇聚起更多的“公约数”，逐渐实现亚洲人民从“心手相连”到“命运共同”的共建过程。因而，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充满活力的。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多元共生的亚洲文明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历史必然，是广大亚洲人民的心声和美好愿望，也是汇聚人文交流“最大公约数”的内生动力。要深化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就必须不断夯实人文基础，深挖文化交流“公约数”，搭建文化交流的多元化平台，真正实现民心相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2019年6月2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