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政治力量，应该成为我们自己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宗教作为社会系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宗教作为文化传承，应该成为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宗教作为灵性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

我们理应将中国的宗教视为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一种正常方式，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有机而鲜明的构成之一。

宗教周刊：卓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宗教周刊》的访谈。据我们了解，您最近特别关注宗教、信仰的文化战略意义问题，能否请您详细谈谈宗教与文化战略的关系？

卓新平：在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当代发展中，文化问题凸显，并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我们关注我国的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时，自然会思考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这些问题。一方面，人们深感当前社会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时期已经处于急迫需要的状况，社会需要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重振，否则整个社会发展会因这一“短板”而受到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人们在信仰、宗教、文化等问题上有着思想上的混乱、观点上的分歧，很难在目前多元认知的情况下达到“求同”、“共识”。虽然我们在制定政治、经济等发展战略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已经有了颇为强大的“硬实力”，而在文化精神的弘扬、文化战略的制定上却显得尚未到位，其结果是在文化“软实力”上很难与政治、经济的“硬实力”相平衡，人们已很难找回中华民族以往曾有的文化精神，而在铸就新的文化精神上却又尚未达成共识。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我们当前的改革发展就会像一个“跛足”的巨人，在整体格局中出现“短板”，归根结底会制约、影响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时，应该从文化战略的意义上特别注意宗教、信仰等涉及我们精神深层次的问题。

宗教周刊：对宗教如何理解，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宗教在文化战略中的意义的认识。那么，您是如何评价当前我国的宗教状况和社会对宗教的理解的？

卓新平：应该承认，我国宗教发展正处于最好的时期，有人将之称为“黄金时期”；社会对宗教的理解也有了很大进步。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我国宗教界在公益慈善福利事业上也有更积极的参与，其爱心、善举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好评。这种积极的社会参与，开始使中国社会及广大民众重新认识宗教的意义，审视以往关于宗教的形象。不过，从现状来看，当前宗教界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并无稳定性、规律性，亦未形成其相关的制度、规范。虽然一些宗教机构下设相应的社会服务组织，却规模不大，工作不经常，时断时续，甚至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处于一种在法律上、政策上、社会舆论上都“名不正、言不顺”或“半公开、半隐蔽”的尴尬局面。这种现象说明，对宗教的客观认识及正确理解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而上升到文化战略的意义上来看，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已十分必要和迫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改革深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确保可持续发展也已经处于攻坚战的阶段。目前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各种矛盾亦有趋于多发的态势，尤其是民族宗教问题，因为理论及实践上的新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对之众说纷纭，难达统一；而我们现行的一些理论与实践在其内在逻辑上也出现自相矛盾、相互掣肘或实际对立的现象；不少“知”与“行”既不符合中国的真实国情，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精神和科学方法相违背；一些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提法及做法正在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影响我们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也破坏了我们国家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宗教适应、基层稳定的努力。一些人仍习惯于“拿来主义”，在许多关键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指导上只是沿着西方各种理论学说来“跟着说”，充其量也只有简单的“接着说”，却没有独立自主、体现创新和开拓的“自己说”。针对这一状况，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的思考、理论及相关政策加以冷静、科学的分析，进行必要的澄清、梳理、调整和完善，争取在这一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能完成我们理论形态、思想认知、实际政策上的相应转型或提升。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世情”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应该尊重历史发展、现实存在的客观规律，应该建立起系统的、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核心价值观，应该形成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文化战略及其科学部署；都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面对紧迫的现实需求，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和转型实际上已是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有所作为。

宗教周刊：您为什么把宗教、信仰与文化战略直接关联起来，把宗教摆放到那么高的地位？请具体谈谈您的想法。

卓新平：在文化创新中，制定相应的文化战略至关重要。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核心在于形成能够振奋全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不是单纯在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我们“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时，信仰及宗教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至于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则在于信仰及宗教与我们的当代社会究竟能够如何双向互动、形成呼应，也在于我们的社会民众今天如何理解信仰及宗教。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要想获得一种光明的前景，真正做到以“美丽心灵”来实现“美丽中国”的景观，给世界塑立当代中国的美好形象，则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信仰及宗教因素。过去我们太多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的负面意义及作用，使之成为精神负担而压得我们自己喘不过气来。这种状况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而且越快越好。同世界其他伟大民族一样，我们必须站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厚重实地上来挺直腰板，抬起头来，为我们的文化自豪，让我们的文化得以实实在在地传承和弘扬。同理，我们也理应将中国的宗教视为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一种正常方式，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有机而鲜明的构成之一。我为此而经常强调，“宗教作为政治力量，应该成为我们自己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宗教作为社会系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宗教作为文化传承，应该成为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宗教作为灵性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所以，让宗教“脱敏”，不再把宗教视为中国社会的“另类”，应该是我们当前中华文化重建中的重要思路之一。宗教作为精神文化现象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也是世界文明历史的重要构成，我们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没有必要在宗教问题上跟全世界过不去，更没有必要跟我们自己的宗教文化传承和当今社会现实过不去。这种积淀百年的心结应该解开了，好迎接我们中华民族和谐通融的全新发展。这种跟宗教“拧着”的神经也应该放松了，好使广大普通民众能够轻松、自由地享受其精神生活和保持其文化民俗。

宗教周刊：这里您谈到宗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那么，应如何正确理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呢？对宗教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关注？

卓新平：宗教因与政治的复杂关联而有其社会问题，但与政治相关的社会现象非常之多，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单独将宗教凸显出来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考量，由此避免陷入“制造敌情”、“扩大敌情”的发展怪圈和恶性循环。对宗教问题，应从整个社会进步、民族和谐、文化发展和走向世界的视野来认识，积极引导和疏导，而不必“草木皆兵”、过度紧张。其实，在过去的五六十年来，我们对政治本身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层面的宽容、包容、团结合作也是今天社会所鼓励的。因此，即使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我们也应该有更为积极、更加和谐的举措。在约百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我们对世界宗教及中国宗教的认知曾陷入误区，从而使民族文化的发展受阻，尚未建立起真正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却迄今仍对世界各族有着无限的魅力和吸引力。由此可见，“新文化”不是建立在“虚无”之上，也不是纯为“拿来主义”的从外引进，而必须是基于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创新。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认识有必要经历一种“再启蒙”的洗礼，以便能够摆脱虚无主义、空想主义、拿来主义的缠绕，重新回到我们的社会文化现实，站立在中华文化坚实的大地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必须要认真思考的。过去，我们曾因政治的考量而对宗教有过警惕及防范，但同样也对之有过团结及“统战”的举措。今天，从政治意义上也更需要我们团结宗教，使宗教在加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及巩固我们的精神家园上起积极作用。其实，我们应以对宗教的同情性精神理解、积极的社会评价来使宗教成为我们的同路人、一家人。否则，光靠经济利益的驱动或行政手段的强势压力，而没有心境上的沟通和共鸣，对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作用会微乎其微。

由于对信仰的认识不清、对宗教的把握不准，我们的社会文化正潜藏着深层的精神危机，而消除这种危机，理顺我们社会的精神信仰关系，在今后5到10年则极为关键。

宗教周刊：那么，在当今的“现代性”社会环境中，我们制定文化战略时，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宗教、信仰的作用？

卓新平：文化战略旨在动态的文化发展、文明进程，是一种对未来发展的考量。文化是一种进行时，而不是一种静态。文化不只是保持传统的责任，而更是发展、创新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文化的行进中，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从而能更新、发展和创造。当然，这种文化思考有着整体关联，应将相关文化进程的过去及现在串联起来考虑，才可能以历史视域来展望未来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文化战略所思考的也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转折，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能动、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信仰、宗教等精神意义的理解上尤为重要。因此，我们的文化战略理应将中国文化发展作为从古到今一条动态的连线来考量，对其中的文化本真及其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对其中宗教的发展变迁及其与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的关系，都应该有辩证的认识。

因此，中国的文化战略也必须注意到其时代性和开放性。而这种关注首先就应该看到并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精神世界的多元性，人类文化的趋向统一也只能是一种多元的共在，恰如中国文化传统所体验的“多元求同”、“多元通和”那样。世界多样性的存在或共在已经成为当代人的共识，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一重要时代机遇和战略转折期，正视并巧妙地处理好这种多样性的共在，是一种政治睿智。在政治、文化、精神及信仰上仍想奢求一种“一元的独在”，已是一种僵化的思想和不明智的选择。向多样性开放并从这种多元中学得自身发展的最佳可能，才是当代文化的可行之途。在国际社会共在的努力中，我们倡导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在我们的文化共建中，我们也必须要有“精神”、“信仰”共同体的思考。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上已有很大的开放和很多的吸纳，不过，我们不能够仅满足于物质技术和经济模式及其游戏规则的吸纳，也不能仅是看到“可乐文化”或“好莱坞文化”在我们社会市场的风行；为了防范我们的当代文化变得流俗和肤浅，我们也必须注重精神文化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必须在信仰、宗教等精神深层次的认识上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和深刻的体悟及把握。由于对信仰的认识不清、对宗教的把握不准，我们的社会文化正潜藏着深层的精神危机，而消除这种危机，理顺我们社会的精神信仰关系，在今后5到10年则极为关键。所以，当代中国文化的动态发展及其战略转折，需要从文化战略的意义上认真思考并梳理我们对信仰、宗教的认知及态度。

宗教周刊：那么，请您谈谈对信仰、宗教的理解，以及其在当代中国有什么意义？

卓新平：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理论界、学术界颇为纠结的一个问题。人们究竟有没有信仰、需不需要信仰，这也是在公众讨论中认识不清、争议很多的一个焦点。其实，信仰是人类本性的内在构成，与人类从古到今的发展密切交织。信仰之所以成了问题，乃是中国近现代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及认识问题，是中国人在其精神生活中显现出的某种识别迷惘和方向感的迷失。不可否认，信仰问题已经成了制约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信仰缺失或扭曲在当今公众社会生活中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构建和其人格心性的塑造，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很有必要对之加以认真梳理和透彻澄清。有些人只是从负面来看信仰，然而，中华民族的振兴，是需要信仰的指导和支持的。

同样，宗教是什么？中国人有没有宗教、需不需要宗教？这也是人们仍在争论、难达统一的问题。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应该怎样看，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应该如何定位，都是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由于对宗教的理解涉及到对其政治及社会评价，非常敏感，故人们也极少或难以从文化层面对宗教加以较为透彻地评说。这里，除了对宗教的价值判断及社会定位之外，人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明显分歧，一是当今世界的宗教发展究竟是“复兴”还是“衰落”，二是当前中国的宗教存在究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还是个别地区、少数人群的现象，中国的宗教是否因“恢复”而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复兴”。这种对国际国内宗教现状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对宗教的理解问题。其实，对宗教如何理解，已直接影响到我们文化战略的思考和制定。由于目前我们的文化战略中尚没有宗教文化的地位，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构成中没有考虑宗教的因素，在世界范围的文化战略、文化博弈、文化浸润中，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仍处于弱势，我们的宗教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也仍然微乎其微。而中外关系上“黄金纽带”的维系、“丝绸之路”的开拓，都与宗教相关。所以说，我们必须从世界范围、特别是从中西交往与对峙、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及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认真考虑宗教与文化战略的关系问题，并把重点放在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的基本构思和实施上。

宗教周刊：能否请您更详细地谈谈宗教作为信仰体系的特点，以及我们对待宗教应有的理性态度？

卓新平：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其突出特点是其信仰会影响到信仰者的社会存在及社会行为。这样，在社会层面就有一个如何管理或治理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及宗教行为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具有各区域共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各民族共聚“大家庭”的文化传承中，对宗教的社会审视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的政治考量也理应谨慎和周全。对于宗教必须有一种根本性的认知和客观真实的评价，而不能满足于对宗教实用性、功利性、随意性的掌控和利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我们欢迎宗教积极参与，而绝不能轻率地排拒宗教。如果继续保持对宗教的政治敌意和社会歧视，那么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就肯定会出问题，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和世界文化交流中也会陷入孤立、无友的尴尬。基于当前“全球性”的视野，我们对宗教的看法及处理必须慎之又慎，必须要有正确的选择。

没有信仰、宗教的文化乃是一种空洞、虚弱、失魂的文化，在这一意义上，信仰、宗教、文化这三大范围是我们思考宗教与文化战略的基本定位，也是需要我们解决其根本问题的主要领域。

宗教周刊：那您对宗教、信仰的文化战略意义问题有何展望和思想架构？

卓新平：我正在撰写《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一书，试图对此加以说明。信仰、宗教都涉及到人类的精神文化问题，所以我们在涉及这些精神领域时，应该要有文化意识，要从世界文明的包罗万象、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上来看待人的信仰及宗教。关心、重视文化和精神发展，也是党的十八大所特别强调的。习近平同志在谈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时曾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只有文化的健康发展，才能真正保障相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共同体存在乃是我们政治主张得以畅行和持久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化是我们社会的灵魂所在，也是我们发展的活力所依。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保障文化发展、形成文化软实力的文化战略及相关举措。对此，理解文化的本质及其基本构成要素，就有其独特的意义及价值。

文化战略的思考首先必须基于对文化的理解、判断和把握，也就是说，思考者应该“有文化”、“讲文化”。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一定要走出仅从“产业”、“产能”、“产销”及“产效”来衡量文化、利用文化的狭隘境界，而必须把重点放在文化精神的塑造及弘扬上，让当代中国人真正讲文化、有文化，体现我们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礼仪之邦的精神风采和悠久传承。我们对文化的现实需求首先并不是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不要把文化染上“商气”。文化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社会精神、对我们民族灵魂的铸就，所以我们要把文化作为“事业”、“使命”来抓。这自然会涉及到文化领域中的宗教、信仰等方面。同样，我们对宗教也应该有文化的审视和考量，不能只想到“宗教经济”，把宗教仅仅作为可能赢利的产业或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信仰、宗教的文化乃是一种空洞、虚弱、失魂的文化，其肤浅使之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及能力，使我们的社会缺少潜在的精神力量。这种浅薄的文化形式虽然能热闹一时，达其轰动效应，却不可能持久，而只会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我们决不可陶醉于这种表面看似“繁荣”的文化泡沫，在其短暂的五颜六色面前感到眼花缭乱、随之失去理智，而必须有着清醒的文化思考、冷静的文化分析、睿智的文化决策。在这一意义上，信仰、宗教、文化这三大范围是我们思考宗教与文化战略的基本定位，也是需要我们解决其根本问题的主要领域。

人物档案

卓新平是宗教学专家、我国基督宗教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及领军人物。1955年生于湖南慈利，土家族，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获得该院哲学硕士学位；1983年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88年回国；1992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基督教研究室主任；1998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至今。

由于在宗教学领域研究成果卓著，1988年卓新平被接纳为德国宗教史协会终身会员；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回国留学人员”；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入选为欧洲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并于2006年连任至今；2000年至2004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是首批学部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卓新平在2007年12月参加了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与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共同就“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问题进行了讲解；2008年任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2011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

卓新平已出版个人专著25部，与他人合著著作约10余部，主编及联合主编著作40部，发表中、英、德文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他文章100多篇，并主编多套学术研究及翻译丛书。

卓新平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卓新平拟提出“加强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凸显中国文化精神”的建议。卓新平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当今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建设中，应把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事业来推动，关注起着中国发展“潜在的精神力量”作用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建设。他建议研究并提出能集中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关键词”，展开对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系统理论探究，建立能凸显中华文化意识及精神的教育和研究场所。(引自中国民族宗教网，记者 蓝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