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雅平

十月革命节游行队伍中的俄工青年党员

时下的俄国被称为后苏联时期。笔者曾于不久前借与俄罗斯科学院交流的机会，在莫斯科逗留和考察了三个月。而此前，在苏联时期和苏联-俄罗斯社会转型期都曾在那里学习进修或工作过。光阴荏苒，时代变迁，一切一切的变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路标变换

去年2009年，正是俄罗斯的《路标》杂志诞辰百年。《路标》是百年前俄罗斯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其主旨在于批评现代市场的功利主义、市民社会的庸俗态度和民粹主义的斗争哲学。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复兴之路，应当到自己的精神传统中去寻找。解决俄国问题的思路不在于革命，不在于计划，而在于重建宗教、重建道德、重建精神。去年，彼国举行一系列活动，许多人认为，《路标》之终极关怀性的精神价值，对俄罗斯未来有着重大意义。

仍以路标为话题，在此要说的是莫斯科地铁站名。莫斯科地铁举世闻名，不仅呈辐射状四通八达，而且站内建筑富丽堂皇，宛如皇家宫殿和博物馆。运行了70年，高效和秩序依然。然而，若是旅行者十数年以后重返莫斯科，难免不犯迷糊。例如，市中心“斯维尔德洛夫广场”站，现在已经改名叫“大剧院”站，“马克思大街”站，改为“野味排档”站（ОХОТНЫЙРЯД，此处在旧时是集中售卖野味烧烤的排档式食摊）；“捷尔任斯基”站（克格勃总部大楼所在地），现在叫“卢比扬卡”站（词意是卖树皮编制器物的自由市场）……依着我们的思维惯势，以为“改过”即否定过去，可这里的实际情形却不是这么简单；原来，地名的更改是有原则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某一处有地名的，现改回原名；不曾有地名而在建地铁时命名的地方，仍然保留革命后确定的地名。例如：市中心的“革命广场”站、“列宁图书馆”站，不仅站名没改，连同站内的领袖肖像、革命雕塑乃至宣传文字皆未作变动……这些站名，我们若空间上作想，可以连成直线，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但在时间上寻思，它们则变成了一条条的曲线。于此，我们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这是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人们何以能在历史中更准确地认识当下的世界？盖因有“路标”在。只要勇于求索，善于沉思，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路标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节日更替

11月7日是苏联时期全国最重大的节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这甚为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然我们所不知的是，十月革命节取消以后（1996年），现在有了如今俄罗斯联邦最年轻的国家节日——11月4日人民团结日。这节日从何而来？原来，这是由俄罗斯东正教会在2002年提议、后经俄罗斯杜马讨论通过的（2004年）。它旨在纪念三百多年前（1612年）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率领的民军解放了波兰人占领的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时代”。把11月4日定为“人民团结日”，意在回顾历史，目的是激励当今的民族团结精神。2005年曾在下诺沃哥罗德举行纪念活动，莫斯科正式庆祝这个节日始于2007年，全社会放假一天。可以想象，既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十月革命节的大假取消了，总该填补这段时间留下的空白——很大程度上也是民众心理的空白吧。因为一个民族的凝聚，是要有依归和精神路标的。

11月7日这一天也不是全然没有动静。2007年底笔者正在莫斯科，因此参加了红场的活动。在此之前俄共申请了四五万人规模的游行活动，阅兵式正常进行，只不过规模小得多了。我们注意到，红场悬挂的大幅标语并不是“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而是“1941-2007，历史性阅兵66周年”，主题是纪念1941年苏联时期经历二战的最惨烈的胜利。当年，反击德国法西斯的誓师大会在这里举行，年轻战士们全副武装、列队待发，接受完斯大林的检阅之后，便直接奔赴战场，多少士兵一去不归！这悲壮的一幕，已经凝成永恒的画面。俄共游行在当天晚上进行。出发集合地点在普希金广场，我们赶了过去。我们要去，因为我们熟悉，并由熟悉而生亲切感；还有呢？因为他们在野，我们又起同情心，这就是中国人的心理吧。出了普希金广场地铁站，那里已是人潮涌动，红旗曼舞，只见游行队伍里老年人占到一半以上，他们有的穿着军装，胸前佩戴着各式勋章；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们则打着醒目的МГУ旗子（МГУ——莫斯科国立大学）——是啊，这些人曾经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情，全部的智慧和力量，苏联的解体和衰败，他们自然是最痛心的一群。我刚站定，人群中一个女士迎面走过来对我说：“不要讥笑我们，不要旁观，来和我们站在一起！”于是，我们跟着游行队伍，沿规定的路线行进，不时地拍照。我不由自主地把镜头对准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他们都穿着鲜亮的、印有КПР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字样的大红坎肩，十分显眼。最触动我们神经的是，此时，身旁已全是“光荣属于十月革命！拥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万岁！列宁万岁！”的声音。游行的人群既严肃，又显得兴高采烈，口号声中尽情释放着对十月革命、对社会主义实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持和赞颂之情。这个感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已是久违了。游行结束前，我们误入贵宾行列，身边都是外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只听旁边维持秩序的人说：“是中国人，让他们进去！”于是，我们站在了最好的位置，听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临时搭建的一个简陋的台子上讲话。他报告说有71个国家的共产党派代表前来参加了游行，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发来贺电。

因为这一天不放假，围观的人不是很多，说实话，许多人不甚关心，尤其是忙于生计的年轻人。晚间会有实况转播，市民在家里就可以看到游行场面，但是他们习以为常，毕竟，苏联剧变已经18年过去了。俄罗斯现在允许各种信念和价值体系的存在和体现，让其或显或隐地发出声音；声音当然不同，然殊音同消，消失在各种心理因素的相互融合之中，而入于大化。如果让其形成肢体的冲突呢？那么人体互伤，流血，凝固成具体的情仇、对立、斗争，则长无宁日了。

日常生活

苏联解体后的头十年（1989-1999），政局动荡、人民生活方向迷失，那日子是俄国人最不堪回首一段。有数据表明，1992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人均寿命缩短，死亡人数绝对值居世界第一[见《经济与哲学报》（俄文版）2007年12月第47-48号]；国民生产总值至1999年还没有恢复到1989年解体前苏联的水平。我们知道，那时中国大量次货涌入东欧市场（非常遗憾，于今“中国制造”在许多俄国人眼里仍是质次价廉商品的代名词，中俄边贸发展时期我们出口的“星期鞋”、“鸭屎服”，虽然时隔多年已不再被提及，但阴影肯定是留下了）。而近年我再去的时候，向他们询问，他们说“这几年好些了”。据我观察，那里老百姓吃的穿的都不错。市场上物资供应丰富，应有尽有。因为许多进口货，所以总体说价格昂贵。食品中比如在北京最普通的桃儿、柿子，在这里卖到6美元一公斤；过冬必备的靴子，很难看到价格在120美元以下的。然而，不论是在超市、大商场，还是在小店、售货亭，所有货品的产地、质量、包装、品质标识等，都是规规矩矩的。而早年被世人笑谈的苏联人善排长队的现象早已见不到了。

中国餐饮也打进了莫斯科。我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在饭店餐厅当大厨，他说这儿有钱人很多，一顿饭人均150美元是常有的事。吃中餐花费贵，多是一些官员和大老板来吃。烤鸭一只约合60美元；辣子鸡丁150克一份，约合10美元。这个大厨每月薪水1200美元。

据了解，莫斯科人均月收入1000美元。住房、交通、通讯的支出都比北京高出很多。市民贫富差距很大。退休者普遍经济拮据。我接触的几个朋友，他们的住房从1990年到现在都没有改善过。年轻姑娘娜塔莎与丈夫、女儿租住两房一厅约百平方米，月租要1000美元。地铁站别梁耶沃一带因空气、环境好、交通便捷，那里新建的一座公寓售价5000美元一平方米，据说市中心的可达10000美元甚至更高。我的朋友沃罗尼娜家只有两室，她和丈夫、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同住，连厨房里都堆满了书。朋友告诉我，“许多人都是含着眼泪过日子的！”

然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千真万确。为了维持一定质量的生活，有劳动能力的莫斯科人几乎全在工作，许多不太重要的岗位都是老年人在承担；不少年轻人上班之余还做兼职。不过，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因此而产生了些微的优越感，那么可就大错了。可知俄罗斯人这不曾流出的泪水，往往化成默默的力量？他们不仅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会节衣缩食、唉声叹气，而是相反：衣食不凑合，生活不苟且。而且，一天忙碌过后的莫斯科人，晚上照样上音乐厅、上剧院；周末照样带着孩子去博物馆、美术馆。就连帮助我们做清洁的柳芭，每年夏天都要和丈夫到海滨去度假。生活再艰难，追求生活高品位依然不变。别尔嘉耶夫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只从外在的东西上把握时代，那么，它在你内心也不是活的（参见《历史的意义》，第14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俄国人是更重精神的。

留恋苏联吗？这个问题我问了好多人，没有直接说留恋的，也不否认留恋：“当然。不过也不能说是留恋，可以说是惋惜吧。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才把我们国家建成强国，就这样垮了。”“……当然那时候也有不好，比如出国不自由。”“一般情况下，人都会感觉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吧……”这些是老年人的心态。至于年轻人，据说比较复杂。看来，普京的那句话可能反映了多数人的想法：忘记苏联是没良心，若想回到苏联是没头脑。的确，人们在向前看，精神面貌比起我前两次去时大不一样了。1990年，苏联正在争论市场经济，意欲融入欧洲，人们高谈阔论，纸上谈兵；1999年，国家分崩离析后又加上经济改革失败，给人民的精神、进而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时不管询问他们什么，都是消极地说“таксебе”（马马虎虎），再没有多的话，沉闷得令人窒息。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似乎又恢复了原先那种生气勃勃的谈锋，你问什么都可以，也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思考和回答，反映出一个多元的、民主的、开放的莫斯科，同时也是现今俄罗斯的一个缩影。

总的说来，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处在哪个档次呢？按国际惯例，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的国家为小康，俄罗斯即属此类。从1999年至2009年，俄国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因此，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受到了普遍支持。但是在近期，受世界经济大形势的影响，这一增长停滞，失业率已超过9%。在今年3月份，俄罗斯有5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普京的游行示威，示威者以环境污染、公路收费和昂贵的房价等多方面诉诸不满情绪。然而我们要看到，这皆属于正常现象；这些挑战并未影响俄罗斯政局的稳定。

感受选举

因为见证了2007年12月2日的全民议会选举，印象颇深，在此值得一说。我从材料上看，有十一个政党具备参选资格：“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社会公正党”、“自由民主党”、“右翼力量联盟”、“俄罗斯民主党”、“公民力量党”、“农民党”等等。俄文单词长，念出全称和记下名字不是太容易，这似乎对俄国人也一样，于是采取了简单易行的办法，即参选党事先抓阄取号，选民按号投票，取得7%及以上选票的政党进入议会，这些党派得到的选票比例，就是它在议会中可以取得席位的比例。“统一的俄罗斯党”的代号为10，共产党抓到4号，如此这般，接下来的宣传就容易听清楚了。例如，10号的口号是“普京的计划——俄罗斯的胜利”，4号的口号是“不欺骗，反官僚”，还有8号：“你对住房满意吗？给我们权力，让我们为你做点什么。我承诺……”等等。

投票点大都设在学校。投票当天，各种竞选宣传已明令禁止。一大早，气温零下9OC。我们裹着厚厚的大衣跑去2092号投票点。值勤的工作人员并不阻拦外人进去。楼内走廊里张贴着11个参选政党的号码、名称、领导人图表、候选人的资料。候选人资料有个人财产一项，它包括住房地址和面积，有几处就要公开几处；个人收入和存款一项，存款都要写明数额和所在银行名称！每个人的档案概况，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再说选民，每人一票，票上有防伪标志，投票箱上有很先进的电子装置。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在大城市中，莫斯科高于圣彼得堡；而在外省地区，又普遍高于大城市。可以说，通过民主程序的选举，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的态度、诉求、意见乃至诸多问题都在这一过程和参选态度中反映出来了。

俄罗斯人有着一种对自己民族命运的焦虑感和使命感。这不仅在她的历史危难时刻和转折关头有所表现，就是在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中，也揣摩体会得到。比如我们说选举，给我的印象就是在一种有序、严肃并带着信心的气氛中进行的。有序，说明了一种对自身理性能力的把握；严肃，反映出自我认同的社会责任感。至于信心，这与目的论的预设有关，而在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文化境域中，这是不成问题的，它的目的论即“末世论”，或可解释为“天堂说”、“理想国”更好些。别尔嘉耶夫说过一句话，“俄国是一个令人揣度的国家，她尚没有弄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在这里蕴含着用宗教改变生活的强烈梦想”。梦想产生热情，使她（俄罗斯民族）与生俱来带着浪漫气质，而这种气质一旦落实到具体行为之中，就会产生一种一往无前的且非常规性的冲动，其中，隐含着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东正教氛围

有前辈学者称俄罗斯民族为“天民之秀者也”。所谓“天民”，总是有那么点儿神秘的意蕴。这神秘意蕴因何而不去呢？因为有东正教在。凡到过莫斯科的访问者或旅游者都会发现：在市中心，政府所在地克里姆林宫与辉煌的基督救主大教堂遥遥相对、鼓角相闻；在风光旖旎的莫斯科河畔，俄罗斯科学院的总部大楼与神圣主教公会图书馆所处的修道院比邻而座、交相辉映。每遇第一次访莫斯科的人问“市内有什么好去处”时，莫斯科人都会介绍说，最有特色的一是博物馆，二就是教堂了。

莫斯科难道有市旗吗？原来没有听说过。而如今，在11月4日“人民团结日”，街上会同时悬挂两面旗子，一面是双头鹰国旗，另一面被告知是市旗，市旗上的图案是“圣乔治战恶龙”——一幅很著名的圣像画。这个图案也印在旅游商品上，人们若走过地下通道，会看到老太太摆的地摊儿上出现印有这个图案的瓷盘等，你会被告知：“市徽，莫斯科的象征。”而十几年前，这还是没影儿的事，那图案只在教堂的宣传品上才能见到。笔者在莫斯科时还见到一份以圣徒的名字“拉多-涅日”命名的旅游公司简介，它的旅游指南有很厚的一本，业务相当红火，专门组织朝拜-观光游，长线如意大利、耶路撒冷、埃及等地都是热点；短线如莫斯科周边被称作金环的几个宗教古镇，可做两日游、三日游。后来别人告诉我，这家旅行社是教会的产业。

我的朋友塔季扬娜是个学者。我去她家做客时，她递给我一张照片，问：“认识他吗？”我说：“尼古拉二世、俄国末代皇帝。”她又问：“还知道什么？”“被枪决了。”“是的。”主人又拿出保存多年的尼古拉二世全家的照片，说“他已经被封圣，肖像可以在教堂买到”。塔季扬娜家门后不常用的书柜上放着《圣经》，曾引起我的话头，我问她：“西方人常常批评东正教不注重读经，我在教堂里也没看见《圣经》，大概你们真是很少读吧？”“西方新教徒是每天都读，可是，他们离上帝很远。”——语调并不激奋，但谈定，似乎还有些伤感。也许塔季扬娜和我所接触的其他学者一样，不认为自己是教徒，但是他们都喜爱与宗教有关的艺术品，尤其是圣像。他们认为这表示他们是俄罗斯人，尊重传统。这其中有一种亲切感，与日常生活有关。而信仰，往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它神秘地传递，绵延不断。

政府有意识地恢复文化传统的意向也有迹可察。例如，列宁图书馆是世界第三大图书馆，现已改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了。我去的时候，霍然发现，以前空旷的主楼前矗立起一座巨型雕塑——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思坐像，估摸有七八米的高度。在中国，列宁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就较为陌生了；他不像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那么有名，只有知识圈里的人才对他怀有更深的敬意。而且，我们中国人常把他看作是文学家，实际上在俄国人和西方人眼里，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立像于国家图书馆门前，是视其为民族精神之魂的缘故吧？

说实话，政治与经济的“硬着陆”，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外人难以想象的损害，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还有另一面，他们的文化心理上却具备“软着陆”的条件。这是因为，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即东方正教的精神氛围中。俄罗斯东正教会以新的姿态，即审慎和谦卑、积极而热情的面貌，参与国内和国际事务。在国内，最重要的两个例子就是：教会曾经在叶利钦与议会的斗争中，充当调解人；在车臣问题上，支持政府维护统一的举措。普京总统说，“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一直起着特殊作用，它不仅是每个信徒的道德准则，而且也是全体人民和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东正教不是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而是超越了对峙，又重新沁入人们心里，弥漫在社会生活中。在国内，它的信徒（占其居民的一半以上）可以服务于任何领域；在国际上，它的领袖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它可以起到缓冲剂的作用，为政府化解冲突，减轻压力；亦可以施展润滑剂的职能，为国家寻找新的合作的可能性。然而，它昔日的“辉煌”和“独尊”却不在了，而在的，仍然是“政教分离”，不过这种分离，是理性的、温和的和有机的。换句话说，是现代性的。

（作者：张雅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