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毛泽东信仰现象备受关注，上至国家官员，下有庶民百姓，无不在毛泽东信仰现象之中表达有自己对中国社会、中国信仰、中国前途的一份思考。这种现象，不仅在湖南韶山，即便在全国各地也非常普遍。它们活跃在当下的体制内外，不似宗教，胜似宗教，甚至出现了一个十分可观的“信仰市场”。在此信仰市场之中，湖南省地方政府出台一项地方标准，制定有关毛泽东塑像的制作标准，以规范红色旅游市场云云。

　　信仰市场的出现

对此标准，咋一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认真琢磨，颇觉其中总有些别扭。虽然毛泽东信仰作为当代中国的红色信仰，却也构成了一个十分盛行的红色信仰市场，同时也打造了一个波及全国各地红色旅游。无论其中的社会政治意义如何面对，如何解读，它们却是人们的自发选择，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一种信念。

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的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家庭中，供奉毛主席塑像的为11.5%。既有这么大的信仰“供奉”需求，那就是个可观的市场。其中，仅韶山一地，每年的毛泽东纪念品销售额就达1820万美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其中70%是销售各种大小和材质的毛泽东工艺塑像所得。

毛泽东信仰现象，曾经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一种“信仰政治学”（faith politics）,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式作为一种政治“隐喻”（metaphor）和实践方式,包含了中国人对国家、政治、权力等现代现象的表述和矛盾，甚至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种态度。通过毛泽东信仰现象，人们不难从中体会出一种事关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乃至改革开放合法性问题的奥秘。没有想到的是，几年的功夫，毛泽东信仰也呈现了一种信仰经济学现象，在市场与体制内外日益盛行。

　　垄断的信仰条件

从7月1日起，湖南省生产、销售的毛泽东工艺塑像，只能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铜合金和银三种材质，禁用石膏、塑料和杂铜。同时还规定了毛泽东形象的审定要求。这种审定5至9名专家负责，审定内容包括神态表情、发式造型、脸形与五官、身材与四肢、服饰与姿势5个项目。对于违反者，有关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于是乎，这些专家一日之间成为了毛泽东红色信仰的“掌门人”，对红色信仰之神圣资源进行垄断的执法者。毛泽东的信仰成为了有条件的、有计划的信仰。

诚然，信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对于毛泽东的信仰与供奉也是这样。它们没有固定的供奉场所，没有固定的需要仪式，只能借助于传统信仰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供奉毛泽东塑像就成为体现与表达毛泽东信仰的基本方式。因此，有关毛泽东塑像的标准一出，实际上就是对于毛泽东的信仰与供奉施行了体制的管理与约束，似乎有从自由的信仰市场回到计划的信仰市场，大有信仰随意、制度倒退之嫌。

对于一种信仰而言，信仰的条件就是等同于一种神圣的资源。控制了这种神圣的资源，无形中就等同于控制了这种信仰的实践方式和社会功能。一个意想不到的信仰市场在毛泽东的供奉与信仰过程中的出现，却同时又很快出现了对于这种市场的管理与约束。

信仰产品标准的制定，以及对于信仰市场的规范，本无大碍。谁喜欢谁去买，不喜欢的，没有信仰与供奉要求的，做得再好，谁也不会买。更严重的问题是，谁是这一标准的制作者与检查者，谁就等同于这种信仰的掌门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改革开放建构了信仰市场，政府官员却是要去约束这一市场。权力在信仰与市场之间，还在为所欲为。

　　开放的信仰市场

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只要有对市场的垄断，就难免不会出现走私或黑市。信仰市场一旦垄断，问题就会复杂得多。实际上，这种毛泽东塑像标准的制定，无疑就是计划的信仰市场的运作方法，是对信仰条件的垄断，导致信仰市场的单一与平面。在此情形之下，信仰的黑市或灰市就会随之出现。所以，与其去约束市场，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让消费者自我选择，淘汰其中的劣质产品，而优秀的信仰产品自然就能出现。

这次出台的，尽管强调的是红色旅游服务的标准化，是为了加强红色信仰及其标准的宣传实施与监督，以打造红色旅游精品。但是，人们始终会把这一事件与毛泽东的信仰与供奉关系结合起来，体会出该标准的重要意义，乃至它的局限性。也就是去年9月23日，中国孔子基金会也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向全球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定稿。其标准包含有孔子的形象要求及面部表情，是一个具有山东人相貌特征的忠厚长者。

从孔子到毛泽东，塑像标准的颁布与建立，表面上是艺术品市场得以规范，立意却是在于文化与信仰的正统与传承。然而，孔子与毛泽东的塑像有其“标准”了，可中国人对孔子与毛泽东的信仰，是否也有了标准？！或者是这些信仰依赖这些标准而得以存续？成为中国人标准的信仰？！对此，如下的权威观点就很难苟同了。这些观点认为：在如今重整国学、弘扬传统精神的时代背景下，孔子、毛泽东塑像标准的出台，不仅仅是规范了一方天地，更重要是规范了我们的心灵。否则，这些精神“失落”了，即便是我们拥有“标准”的孔子像、毛泽东雕塑，那也只是给后人留下几幅空洞的画像而已。

我很怀疑，即便是有了这些标准，这种信仰与精神就不会失落。

　　从“革命化”到“商业化”

在我的印象中，“文革”时的毛泽东塑像质量无疑是最好的。那时候，若碰上极其个别的毛泽东塑像出现质量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圣像、圣物，神圣不可侵犯、不可轻侮。“文革”期间，谁要是把圣像予以轻侮或是损害，轻则入监，重则丢命。岂只质量问题？！

如今，文革期间那种革命化的逻辑不再，它们早被市场化、商业化的逻辑所取代。其中的矛盾是，如今的塑像标准，既是市场化商业利益的驱动，却内涵了统一信仰的革命化冲动，利用商业功利逻辑来表达革命化的信仰冲动，这无疑是缘木而求鱼。难怪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信仰的多元化已成事实，但是，信仰的问题却远远没有解决。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信仰的问题更加严重，权力崇拜的痕迹依旧。权力借助于市场手段，来建构权力的信仰。

这说明，信仰不是万能的。文革时代，中国人人人都有所谓的“信仰”，但那个社会好吗？！真的是那么值得留念？必欲中国回到文革时代而后安？！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已经滑倒了破溃的边缘。

作为权力与社会问题表达方式之一的中国“信仰”，实际上已在信仰者、信仰计划者心中预设好基本模板或认知框架，以此来观察和归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评价和权力分析。毛泽东信仰的经济学现象，无疑又是这一问题的生动体现。它再次说明，信仰是中国人的主要问题。什么信仰，如何信仰？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经由历史而当代，再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来源：作者博客，引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