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807－1840年两次西学东渐高潮之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各国传教士完成的，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就是其中一位比较著名的传播者，他的经济学著作《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开启了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商业制度。本文重点梳理这两本书的内容、经济思想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并对其进行全面评价，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郭实猎经济学著作所传播的内容和思想存在某些偏差，但是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角度看，其作用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郭实猎；《制国之用大略》；《贸易通志》；西方经济学传播

作者：张锦冬，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与西学东渐的第二个高潮期相伴始终的。西学东渐第二次高潮[1]发生在清末民初，大概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算起，直到1911年。两次高潮之间，即从1807年到1840年间西方经济学传播的主要角色是新教传教士，熊月之认为，“在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次西学东渐高潮之间，有30多年时间(从1807年到1840年),拉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其意义不容低估，这一阶段出现了第一份中文期刊、第一所华人学校、第一家中文印刷所等等。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研究非常薄弱，是西学东渐史上的一个空白。”[2]

据《中国丛报》统计，1842年以前，欧、美教会派遣来中国与南洋的传教士共61人，主要人物有马礼逊、米怜、麦都思、郭实猎[3]等人。郭实猎是早期在南洋一带活动的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根据熊月之整理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出版中文书刊目录(1811-1842)[4]可以看到，郭实猎出版的大多数是宗教类书籍，经济学书籍只有两本，分别是《制国之用大略》(OutlinesofPoliticaleconomy,1839)和《贸易通志》(TreatiseonCommerce,1840),这两本书在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李浩、梁永康认为，1839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一书，“第一次向中国传播了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知识，开始了西方经济学说向中国的介入。”[5]梁捷认为，“1840年郭实猎编著的《贸易通志》探究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历史，因为在这本书中郭实猎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6]叶坦也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7]

根据刘蕾的文章，可将国内学者的郭实猎研究成果归结为：“对其著作的研究、对其传教活动的研究、对其进行的沿海航行研究及其在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签订中负面作用的研究等几个方面。”[8]总体看，学者们对郭实猎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比较重视，研究比较深入，成果很丰富[9],但对于郭实猎的经济学著作《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10]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

郭实猎(KarlFriedrichAugustGatzlaff,1803-1851),中文译名有“郭实猎”、“郭实腊”、“郭甲立”、“郭甲利”、“郭施拉”、“郭士立”、“居茨列夫”、“卡尔·郭茨拉夫”等。

在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郭实猎一直是毁誉参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不仅身份多样，而且经历丰富，既是德国普鲁士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翻译、医生，又是汉学家、旅行家、政府官员等。他不仅通晓中国官话、广东话、福建话等中国语言，还掌握英、德、荷兰、暹罗文、日等多种外国语言，他曾担任东印度公司翻译，到过中国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等很多城市。同时，他还是一个多产的著者，著有英、德、日、暹罗文、中文等著作八十多种[11],作品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贸易、宗教、历史、地理、文学等多个领域。他自称“爱汉者”[12],不仅穿汉服、讲汉语，甚至入籍福建的郭氏宗祠。

关于他的负面评价主要是由于：第一，他的中国沿海之行。在1831年至1833年间，他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先后三次冒险乘船沿着中国海岸北上考察，并在《中国丛报》上连载其中国沿海游记，游记中所记录的所见所闻，使其名声大震。在第三次航行中，他曾担任鸦片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Jardine)[13]的随行翻译，并因此被称为“鸦片翻译”。第二，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角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实猎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了战争及之后的《中英南京条约》签署过程。第三，他曾被英军任命为地方官员。在英军占领定海、宁波、镇海后，他曾先后被委任为三地“民政长官”。之后，他还曾担任首位香港总督璞鼎查(HenryPottinger)的中文秘书。

虽然学者们对郭实猎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他的贡献越来越引起关注。郭全杰认为“郭实腊是传教士中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典型代表……学界的评论更多地集中于对他的谴责上……从客观上看郭实腊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明、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改变国人传统的“夷夏”观方面，是有卓越贡献的。”[14]这样的评价也出现在刘蕾的论文里，她认为，“熊月之《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态度来探讨郭实猎《贸易通志》较为客观公正。”[15]

本文以郭实猎经济学著作《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为中心，系统梳理这两本书中所传播的西方经济学内容、经济思想及其适用性，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西学东渐的研究。

二、郭实猎经济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及其主要内容

《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出版以前，传教士曾出版过一些介绍西方经济制度的读物。181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出版一本名为《生意公平聚益法》的小册子，共10页。书中介绍人们相互之间进行贸易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在中国不同阶层里通行的检查不公平贸易的方法，有关度量衡的知识，伪劣商品和劣币，以及契约的废除的知识。1839年和1840年出版的郭实猎的《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对西方经济知识的介绍更为丰富、具体。

《制国之用大略》是郭实猎编著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它于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这本书共分八卷，卷一，养民；卷二，钱；卷三，赋税；卷四，国经费；卷五，吏兵；卷六，学校；卷七，话计；卷八，问答。全书共43页，每页12行，每行28字，总计约14448字。这本书是政治经济学简明读物，它全面论述了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根本法则。

《贸易通志》是郭实猎于1840年在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的，这本书介绍了贸易的重要性、世界各国的贸易状况、交通状况、贸易媒介、贸易规则等内容。这本书共63页，约3万字，分为5卷。各卷目录如下：卷一，发语、交易大略、商贾、公司、自主商；卷二，各国通商、中国、中国邻邦、南海各地、五印度国、西国、欧罗巴各国、北亚默利加列国、南亚默利加列国；卷三，运货、海图、道路、港口；卷四，通国行宝、银票、银馆、挽银票、担保会：卷五，新地、通商制度、章程、保护、商约。

从各卷的内容看，这是一本专门论述贸易及其重要性的著作。熊月之认为，“此书是近代早期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业制度、贸易情况最为详尽的著作。”[16]因此，这本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贸易知识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后来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对《贸易通志》进行了中国式改写。

传教士伟烈亚力[17]认为，《贸易通志》不是郭实猎本人所著，其主要资料是翻译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18]的商业辞典。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曾搜集大量商业材料，汇集成商业词典，于道光十二年在伦敦出版[19]。

三、郭实猎经济学著作主要内容及经济思想解读

郭实猎经济学著作中不仅探讨了西方经济知识，还体现了当时主流经济思想，本文将对这两方面内容进行解读。书中的西方经济知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经济学主要内容

第一，详细介绍西方货币制度。

《制国之用大略》对英国货币制度的介绍比较全面，不仅涉及银行、纸币，还探讨了票据及信贷制度等内容。文中介绍了中国当时的铸币机构、铸币数量及用途，铸币所用金属的来源等，并对中西货币进行了对比，中国主要用银和铜钱，西洋有金、银和红铜，而大英国货币以金银居多。为了增加贸易的便利程度，大英国设立一个“公钱钞大衙门”,即中央银行，该机构“每日作几万银子之贸迁，昼夜不废矣”,它通过货币的融通促进贸易活动的开展。此外，文中介绍了大英国的信贷制度，“惟不贮其银，但放账之，可获利沾润国家帑库者”,即大英国通过把国库中的货币贷放出去增加收入；战争期间，国家可以发债，弥补军费的支出，发债的数量以国库的金银为基础。

关于纸币的使用，强调建立纸币信用的重要性：“楮币之事以规矩而成，若不正之，国家百姓陷害，货业俱散”。作者认为只有确保以纸币能换到相应的银钱，才能使之在流通中被使用，同时说明了纸币流通的规律，即纸币的发行量要以流通中所需金属货币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及民相信……莫说本国之民，肯收其国帑之钞关，就是外国之人甚愿获之。”

与《制国之用大略》相比，《贸易通志》卷四对货币及货币制度的介绍更为全面具体。《通国行宝》对世界各国货币情况进行了总体介绍。各国在铸造货币时要使其重量保持适度“过轻则多私铸，过重则民利盗毁”。中国的铸币是“以垂二铢八十有八黍为率，镕赤金，和以白黑铅及锡，依古九府圜法制之径八分，轮郭外，周中作字两面皆阳起清文一曰宝泉，汉文著年号，左右列通宝二字，以颁行天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中国铸币成分与《制国之用大略》中有所不同。世界各国的铸币是“出自己之银，印国主之像、年号、注记不同。金银铜钱种种有也。”例如，天下通行的银钱(即世界货币)为西班牙花边银，英国所用货币以金银为多，别的国家也有金钱，“价值十五二十八员不等，其银钱又殊异”。当国库空虚时，有的国家便“将铜镕调银出，谕令之若银同价”,也就是铸币中所含的贵金属银的价值少于其所代表的价值，历史上频繁出现这种劣币，最终导致劣币逐良币的现象。这种做法虽然暂时弥补了国库的欠项，但是给百姓带来无穷后患。因此，作者认为，“乱君作此，视之如济燃眉，应遽之援焉。实在经浮之事，每怀靡及如此要补国用，犹缘木而求鱼也。”

文中还记述了由于对金银的渴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侵略墨西哥和南美洲各国，夺其金银并运回国内。西班牙人将金和白银运回国内后，“虽积金堆玉”,但是由于其“民人懒惰不劳”,而且本国不生产日用品，全靠用银子从国外买入，不仅导致银钱减少，甚至负债，最终国家渐渐衰落，而英国和荷兰则用掠夺所得的金银“百计经营，甚遂利计，早夜奔驰，将此银子赴天竺、中国买货也”,通过开展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文中还驳斥了“几千万银漏出入外国”、“银多出者减国之财，银多入者增民之富”的说法，指出禁止银出口的做法“只损害生意，并毫无便益矣。”所以，作者认为，不必因此而禁止白银运出，只要“民勤劳，银亦多，产物多，钱悖入”,所以应该通过使用机器增加产出，运出他国出售，那么“银自然进口，日以加增”。如果各国“各自藏银，国宝不通行”,则贸易将无法进行，故此，如果希望利国富民，必须“开禁纲”,允许白银自由出入。

《银票》是“银不足用”时，由国家发行的，与现金同价的一种票据，相当于现代的银行券，可以代替现金流通。它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通行不失价，各人悦然要收之也”。国家发行银票时，必须取信于民，滥发银票，将导致其贬值，影响银票流通。

《银馆》也就是银行，有公私两种，它可以通过收取利息，使人们的现金免遭盗、抢、失火等各种损失。银馆的业务包括出票、放贷和存款等。文中介绍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开设银行的情况，及银行给百姓带来的种种便利。富人把钱存入银行可以得到利息，贫商可以获得贷款，补充本钱，小民工人把少量余钱存入银行可以积少成多，晚年时可以作为养老之用。

《挽银票》可以“推广生意，而令银钱决流”,它是在一方无钱买货时，开出一张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票据，承诺在一个月或六个月后付款的票据。这种做法以双方互信为前提，可以促进交易的达成，如果不出“挽银票，买卖迟滞，彼此无信，货物难消”,但是需要慎重开出挽银票，“为免居心以至滥信”。

《担保会》就是现在的保险业。天有不测风云，如果遇到各种困难，设立担保会，可以“致补其所失者”。担保会有各种类型，例如“海担保会”、“火担保会”、“命担保会”等，分别对应现代的海运险、财产险和人身险等。当时这些担保会在西国非常普遍，文中详细介绍了各类担保会的设立方式、担保内容及赔付情况。

前面提到的银票、银馆和挽银票，在当时的中国都有类似的东西，但担保会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

第二，介绍西方赋税的征收途径及国家经费的支出方向。

《制国之用大略》是关于国家治理所需原则的全面介绍，书中卷三《赋税》和卷四《国经费》的内容是首次介绍到中国。

卷三《赋税》把赋税看作关乎国家兴衰的要务，指出赋税的广泛用途，“帝君所必需，下民所必供，古今通义，兵官禄所以制，统辖所以立，境界所以卫，荒歉所以养。”但是，各国赋税的来源不同，大英国的“国帑不赖田赋却征匠之税甚多。……房屋牧场园皆纳税。……凡商人的货财通关，一定必纳饷。”作者认为，赋税不应过重，以“俯仰无累妻孥，晏然为安乐，莫逾于此。”为界线。

在卷四《国经费》中，强调民之输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一个国家有很多开支，诸如官员的俸禄、基础设施的建设、国防、赈灾、优抚等“繁费甚多矣”。

第三，介绍财富构成、来源及商品价格的决定等经济学基本知识。

在《制国之用大略》卷八《问答》中，对财富的范畴进行了界定，从个人角度看，将金银、田亩、屋宇、货物等物以及劳动者的才能均视为财富的组成部分，特别强调“人有才能，有财无尽之源，”而这个范畴不仅超越重商主义学派(只有金银是财富)对财富的界定，而且接近现代人对财富的界定。从国家角度看，财富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如“其居民并所造之物，所据之业。”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如“文风甚盛，骚人墨客题诗作赋，法术文艺皆兴”,最后作者认为，这些财富之所以会存在，“皆由通商而成也”。

在谈到创造财富的方法时，提出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勤劳则可也，无劳亦无财矣……惟以劳可成之为财源焉”,除了劳动，还有别的生财之道吗?“劳虽须必之法，……尚必有本钱，以生其财也，即如农无本钱买牛只、耕耘之器具，不可劳也，如此以各事务必有本银也。”,可见，资本在财富创造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关于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文中提到可以自己劳动或者雇佣他人劳动；用自有资本或者贷款；没钱的“穷民”则只能“受人之庸”。

文中认为，商品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从需求角度看，“人之最需之货起价，人不理之理减价。”从供给角度看，“物有大用而有罕，价昂，但殷繁而无买客，则价少也。”这种看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一致。

第四，对劳动力价值进行初步分析。

《制国之用大略》中，对匠人进行了区分，并比较中外匠人生产方式进行了描述。由于匠人的手艺不同，“其工钱亦殊异”,这可以说是对劳动力价值来源的初步分析。中外匠人生产方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西人借助机器进行生产，生产更容易，而“中国匠不乘其机，乃勤劳成工”。因此，中国匠人在“丝缎，来器、象牙、玳瑁等货品的生产方面比外国人更好，而外国人由于使用机器，所以在“钢、铁器、棉呢、布帛等的生产中优于中国，因为机器的使用使生产效率提高，使“货物股出，而其价值贱低矣，故运之外国，容易发卖，如此为国之财源无尽矣。”

(二)商贸富国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

1.商业与农业和工业同样重要，主张发展商业。

第一，《制国之用大略》中的相关论述。

在《制国之用大略》卷七《话计》中，谈到农工商的不同作用。“曰农，出其物而收之也；曰匠，将其物而成之合人用；曰商，运物布于天下。三者最紧要，一不立，二必废，三不行，共得衰”。文中强调这三者发展的先后顺序不能被打乱，否则“百姓有倒悬危，君臣有纍卵之急矣，众民坐于涂炭也”。作者认为，“三品之中惟商发富、崇财、裕厘矣，其通商为必然之理，不可除也。”与大英国相比，中国“惟农所务，以匠商为轻”,如果“匠不用物产为器，则稼穑必息，设使商不将一地所丰盛之物件，而搬进缺其货之国，则彼货无价，农不得其值，而此无资用之东西矣”,据此，提出保持农、工、商的均衡发展，既利国又益民。

第二，《贸易通志》中的相关论述。

《贸易通志》卷一《发语》对各业进行了论述，认为“人生在世，各有一业，士农工商以及军伍，业虽不同，而务所当务，则同。”各业都应尽心敬业，勤劳节俭，各有所成，作者对商人给予了充分肯定。《交易大略》进一步探讨了商业形式，认为批发商和零售商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贸易的发展，“各项贸易不同，或买多，而一切消卖，或零星买卖，两者定然之理。……两者彼此相助相扶，甚推贸易之务”。

《贸易通志》卷一《商贾》详尽阐述商贾的作用及经商之道。关于商贾的作用“商虽不出地之产，致加国之富，却运货遍地济接，令居民衣食有足”,饥荒时，商贾迅速运来各项食物，“其行为如若苏涸泽之鱼矣”。商贾经商时往往“朝营夕算”,辛勤谋划，这样才能“使生理纷繁，而财帛流天下也”。强调诚实守信为商贾的经商之本，“财帛不可强求，不义而富且贵；虽获玉海金山，而笃实商视之，如浮云蔽踪矣。”,“商之大为立信也，无信如何得办事乎?”提醒商贾，由于贸易盛衰无常，所以须“含忍包容，始终如一。”商贾的为人处世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厚待各人，和颜悦色，邀人之好意，彼此施恩”、“与人交接，察言观色，毋听谀谄，不可欺弱畏强也，毋仗势倚情妄行，满招损谦受益”、“毋耽于酒色赌博，好尚奢诈，不重俭勤，恣意放荡，穷家败产焉。”商贾经商时要谨慎小心，交易时，讲明价钱，自己决策。要知羞耻，守体面，避免欠债。一旦致富，要多行善，为自己和后人积善业，同时，不能过于贪婪，不要执意图富，要懂得知足，所创财富“能上侍父母下能养妻儿，可以支持家务则足矣”。只要按这些原则经商，必成大事“不成其事者，未之有也。”这也是现代社会经商的基本准则。

《贸易通志》卷一《公司》和《自主商》介绍了两种不同的经商方式，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提出应该鼓励自主商自由从事贸易。公司是“商贾数人相合，结群兼作生意，谓之公司也。”由于所从事的事情，例如造道疏导河渠、造船等“营大图艰，所须之本钱甚多，一人难获资银所需本钱巨大”,所以“各人出钱，以为公本”,风险收益共同承担。而自主商则“不归公司者，所作之生意俱关自己”,“各人惟务其利惟图其益”,自主商常常“克尽勤劳，窹寐求利。”因此，自主商往往获利稳，效率高。作者认为，明君应该限制公司的包揽生意，鼓励自主商的发展。因为“立公司堕国之力，推自商益加国家之兴，愈允商贾任意买卖，愈广开利路。”发展自主商，不仅使国家税收增加，还能使物价降低，使百姓受益，这体现了作者反对垄断，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

2.贸易(通商)不仅富国，而且强民。

第一，《制国之用大略》中的相关论述。

《制国之用大略》在卷二《钱》中，阐述了钱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便利之处：“盖以货物之贸易甚难，故用银钱，以钱买物。”以及货币流通的重要作用，使“农商家国之交利，百物之流转，于是乎权衡焉!”谈到大英国与各国贸易时，使用金银充当货币，这是因为其“金银之山不可胜数，百姓与国家开采之”,其商人用木作之物和布呢等物换得金银铜等货币，最后得出结论“任意之贸易，真沾闰国也”。

文中比较了西国人与汉人对待贸易的不同态度：西国的船只“往往到粤省买卖，载红铜银等货，以丝缎易之”,而汉人“视诸民如夷，以外国为荒野，孤陋寡闻，轻他贵自，是以自损矣”,所以“不越南洋之界，只留心住家，生齿日繁，使费缺乏，甚苦矣”。比较的结果说明，西国人通过贸易“财发万金，福祉咸臻也。”,暗含作者奉劝汉人也通过贸易致富的想法。

卷三《赋税》中提到，“凡国之兴衰，赋税输用出入赖焉”,而税收来源于：农业税、贸易税、杂税等。大英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有所不同：匠人交的税多于田赋，“国帑不赖田赋却征匠之税甚多”,由于国家平等对待商贾，所以贸易税“每年纳饷几百万有余金”。作者的结论是，发展商业和贸易能够使国家税收增加，使国家兴盛。

在卷四《国经费》中的观点是：“国家之治，在民之输税。”、“纳税补国之经费，及济困抚危”,而且可以利用国际贸易解决歉年的粮食短缺问题，“通商年不顺成，令邻境遏籴，以通有无。……东南外国岛屿大者，地多产谷，滨海诸省船客，出洋贸易者，令其归舶载米为减税，招来之。”这些都反映了作者通商利国的经济思想。

卷七《话计》强调通商“不夺一国之财帛，而给之与他国，惟易其同值之物，彼此一均分财帛也。”,其结果是实现互利双赢。此外，还详述了通商的种种益处：“通商利国益民”使国家兴盛，百姓富裕；通商可以使“文风甚盛”;通商可以使各国和睦，使“万国为一统”。

卷八《问答》中谈到英国工匠使用机器生产，虽然由于“其铁器一然，所用几万金本钱”,但是其生产效率高，“令其货物股出”,使其“价值贱低”,所以把货物销往外国，成为国家无尽的财源。国家因通商而“万物阜足”,而且，国与国互市“彼此深为裨益矣”。所以，通商既利国又益民，它使“国家丰盛，民人阜物。”

第二，《贸易通志》中的相关论述。

《贸易通志》中论述了与商业和贸易相关的诸多内容，包括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际贸易状况、与贸易相关的交通状况及货币制度、贸易制度及规则等，并据此提出贸易富国强民的经济思想。

卷一《交易大略》,论述贸易的必要性、重要性。作者在论述不同职业的特点后，强调不同职业的人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需要通过通商才能得到，同时由于不同地域的物产不同，贸易和商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使它们之间互通有无。

卷二《各国通商》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通商情况。由于中国“天下疏通”,所以生意甚盛。不仅内地通商“不计其数纷纭，船只往来不绝”,而且各国“驶海冒险”,所以“运货亦甚盛”,主要的对外通商国有蒙古、俄罗斯、缅甸、老挝、日本、朝鲜等。汉人也到安南暹罗、南海各洲，与番人买卖，其“生意甚盛，……但比之广州与外国船之交易，则可谓之微矣。”。作者认为，根据交易流通出入数量，当时的重要贸易口岸“当推广州府为第一”,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中，英吉利、亚默利加人居多。各国在中国广州的贸易额“所运入者，共计四千零五十七万员，所运出者共计四千零二十九万员。”

作者对中国茶叶贸易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康熙二年中国茶叶开始出口，英国公班衙首次购买100斤茶叶，到道光十七年，中国茶叶出口量已增至几千万斤，增速惊人。

卷五《通商制度》认为通商制度设立目的是，由于商旅聚集，各国政府“设关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货贿”,由此征收的税“以佐国家经费”。至于征收的税种和税率“详刊木榜，竖立关口街市”,以防止索取额外的税；同时商人一旦漏税，也有“一定章程申明例禁”,而且提出通过税收减免鼓励通商的做法“各国愿推通商，招远客减输规银纳税。”作者强调设关税的目的，不是“累商”,而是“便民”,所以确定税种和税率的时候“无不慎重立法，不偏不倚”,提出“明君须薄税敛”。文中强调纳税的基本原则：一是“汝宜力勉开通商之路加民之生意，而除其碍矣。”二是增加国家税赋“令仓箱充实”。作者认为，国库盈满“俱赖运出入之盛”。征税的方法是按照所征物品的“有精粗，有贵贱，利有厚薄，各按其时地”等因素确定数额，然后“设科条，颁于各关，刊之木榜”让商贾周知。完善的通商制度不仅有利于贸易的进行，更能增加国民的财富。

卷五《章程》介绍了中国和西国对待外国商人的态度。中国“甚悯远客……外商运入货，只恨卖不得，再要买之，故海关交还所纳之税矣”。西国的法律规定，“商贾货即刻消卖甚难，又纳税不便，故藏之于公库，待卖之之时，就报税也”,因此，各国“不失商贾，远客不受损害，生意犹如反掌”。作者以道光元年英国国际贸易情况为例，说明通商“甚涉民生之利，而加富与民”,而贸易规则应该对各国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加利与各国，并居民增财乐业矣。”

《商约》介绍有关通商条约。商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本商，妥办事件”。其原则如下：商人可以在沿海和内地不受限制地做生意；平等对待各国商人，“容他国之商，乘机买卖，亦容我国人商船”;赋税“一齐公平，……纤悉条陈各项货物，以免迷惑”。据此确立的商约“为济世安民之术”,可见作者认为商约在推动贸易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3.反对禁止通商的做法，主张各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第一，《制国之用大略》中的相关论述。

《制国之用大略》卷八《问答》中认为如果禁止通商，则会使“民人有所缺资”,自古以来通商乃是“将所有者易所无者，乃自然之理”,因为各国物产各异，通商可以“补各处之用”,所以，“国与国有通商之理矣，此不是人所立之例，乃自然所成之情形”。天下各国通商，可“令彼此贩卖裨益矣”,而且通商越广，越可以“立民之福基矣……使货物丰厚宽裕，仓箱充实，各物不可胜用也”。

第二，《贸易通志》中的相关论述。

《贸易通志》卷五《章程》对当时国际贸易状况是这样描述的：诸国为了“增民劳积财”,往往竭力禁止外国货物进口。作者认为，“塞外之通商惟害己而已矣”,这种做法将导致各国“改互相和睦之缘为衅隙，开战斗。”作者驳斥了“客货多进口是减本产物”的狭隘看法，认为一方面“货欲进口亦愈出口”;另一方面“严加管束生意，甚害不胜”,管束生意将导致“普天下各国统政混乱，万民涂炭，如临深渊”。如果允许各国通商，则好处多多，不仅可以“省得人之本钱与工劳受害”,而且能够增加赋税，与外国和睦相处。一国管束通商，他国也效仿，则国际贸易将无法进行。作者认为纵然外国管束通商，我国(这里应该指英国)也应“怀帝王之量，施宽裕之心，他国愈管束，我国愈广开路”,因为这样“国家不止取利，乃立义理之端绪，循此设律例而遵然行焉，教他国师法前观后效，其用不胜。”总之，作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害，而自由贸易是值得提倡和效仿的。

四、郭实猎经济思想的适用性分析

从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出，郭实猎经济学著作对西方国家商贸带来的种种益处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提倡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那么文中的商贸富国经济思想是否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一旦环境发生变化，经济思想的适用性是否会改变?学者赵丰田认为，“思想固为举措设施之母，环境实为产生思想之因”[20],下面就分析一下郭实猎著作中经济思想和主张对于英国等先发展国家和中国等后发展国家在适用性方面的差异。

1.对英国等先发展国家的适用性

19世纪40年代郭实猎著作发表时，英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从英国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看，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重商主义是当时的主流经济思想，在实践中英国政府对经济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为了发展贸易，政府大力扶持造船业，并支持在海外成立特权贸易公司，1600年在印度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影响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在重商主义时期，英国通过强迫式贸易和掠夺式贸易等，给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与此同时，大量财富和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

17世纪中叶，发生了以纺织业为起点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30-40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已经遍布各工业企业，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新的经济实践促使英国的经济理论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取代了重商主义，1776年亚当·斯密完成的《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逐渐向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不干预政策转变。正如褚苞一指出的：“自由贸易论的出现与抬头有一个必要条件，这个条件便是本国工业在生产技术上比其他各国具有很大的优势，不怕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要不然，它就不会提倡自由贸易。”[21]当时的英国确实已经非常强大，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它以不到欧洲一成的人口，1820年时拥有世界40%的海运能力，1830年生产着欧洲全部生铁的45%,及至19世纪40年代贸易自由化时，已比邻国领先约40-60年。”[22]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下，推行自由贸易显然对英国有利。郭实猎的经济学著作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书中大力宣扬商贸富国、自由贸易等经济思想，试图吸引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政策，那么这是否适用于当时的中国?

2.对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适用性

自秦汉到清朝，中国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工业只有小规模的家庭工业，比如纺织等，而且只被当作农业的副业，商业则被社会所轻视。虽然明末清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发展缓慢。可以说，“以农立国”是一直以来的基本国策。

民国学者夏炎德通过对诏书、奏疏与法制的整理，得出了历代帝王大臣都把农业看作最重要生业的结论。“周公授民职业，将三农列于九职之首。秦商鞅说道，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汉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晋人趋务商业，政府用课重税的方法使他们归农。”[23]汉晋以后及至清代，这种政策都被延续下来。如“康熙二十九年上谕中谓：阜民之道，端在重农。雍正二年谕户部道：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厘念民依，重农务本。乾隆二年谕：农桑为政治之本，又说：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耕。”[23]在这种重农思想的影响下，全国人口95%以上从事农业，工商业极其落后。工业技术的改进常被称为“奇技淫巧”,商业自两汉以后便被轻视，经商谋利为社会所不齿。正如严复所认为的，中国向来“以长治久安为根本，以富国强兵为大忌”[24],这种立国方针的目的是“利柔训而恶奋发，务防弊而少兴利”,于理财“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24]由于“崇本抑末，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所秉承的传统，所以，就商业和贸易而言，明末以来与泰西各国的通商，没有被政府当作关涉国计民生的事情，例如，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英国要求在厦门设商馆，清政府没有允诺。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再要求订约通商，只准许在广州设立商馆。清政府固守闭关锁国政策，希望继续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英国政府不肯罢休，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八年)又派遣马嘎尔尼等一行使臣前来，提出几项要求，如派员在京照管本国商务，英商在京开设商馆，并多予贸易便利等。乾隆皇帝回复英王乔治三世的诏书中云：“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片、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需余润。”这些话只是为表示“怀柔羁縻之意而已”[25]。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使臣安赫斯德前来提出要求，仍然得到同样的结果。英国之所以急于与中国通商，是因为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出现大量过剩的商品需要销售，急需开拓海外市场，英国政府大力支持拓展海外贸易。印度首先被吞并，在占据马来半岛后，又开始侵略中国，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被迫纳入英国的经济体系。

随着英国货物和资本的输入，郭实猎经济学著作中宣扬的商贸富国、自由贸易等经济思想也传入中国，但是由于该思想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不相符合，中国并不具备实行亚当·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的条件，反而是保护民族工业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主张更适合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五、结语

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作为“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的实践者”[26],他在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中的贡献不容忽视，由于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他很难把西方经济学知识和思想源源本本地传入中国，导致他所传播的新知识和新思想与当时的中国不相融合，关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传教士不是按照学术规范来传播西方经济学的……本来经过传教士刻意曲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再经过中国启蒙思想家先入为主地阐发，已经面目全非……但我们却可以从这过程中探究当时国人涉猎西学，采集新知的心路历程。”[27]

总体来看，包括郭实猎在内的西方传教士所传播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有如下特点：主要是当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说和经济制度；其内容往往不成系统，不够规范，可能只是片段的、零碎的介绍；没有考虑当时中国的真实经济情况，一厢情愿地试图改变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

虽然如此，包括郭实猎在内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知识过程中功不可没，西方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它为19世纪后期中国“求富”的社会思潮奠定了基础，“为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大规模引入做了重要铺垫，其作用堪称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28]。

清朝被迫开放国门后，随着外国货物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瓦解，经济陷入危机之中，亟待寻求突破。在此背景下，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良方，他们首先对传入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重新审视。

梁启超在1898年借《佳人之奇遇》中红莲女士之口批判英国古典学派倡导的自由贸易主义，“若为彼四海兄弟交通自由之甘言所欺，与彼贸易，招彼干涉，则土耳其、印度、埃及诸邦，生齿日减，国力日疲，有独立之名，无独立之实，年年岁岁，贸易失均，输出金宝。虽非入贡，实如削国民之脂膏以贡于英廷也。然世人惑彼空理，陷于英人之术中，喝之不醒，可为浩叹也。”[29]。

1902年，梁启超又谈到，读亚当·斯密的书时应该“审其时、衡其势”,“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30]夏炎德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认为“建立一种社会经济学的时候，必须适合国情。”[31]

现代学者在谈到严复所翻译的《原富》[32]时评价道：“《国富论》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病情并不适用；适当的救亡图存药方，应该是向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学派”求取，先以关税保护幼稚产业，采取这类逐步自保自强的政策”[33]。

直到20世纪初，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不同流派才开始在中国出现。有学者认为，“大约1903年起，传入中国的经济学内容，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其标志是《最新经济学》和《普通经济学教科书》[34]这两本书的出现，书中提倡的折衷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影响，其在对外贸易上的主要观点是，反对自由贸易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灵活结合。因为，二者各有其局限性：自由贸易论者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别，把各国的自然条件和技术差异绝对化，而且对外依赖性太强。保护政策则限制了国外某些廉价商品的输入，同时，保护政策增长国民之依赖心，而消磨独立进取之精神。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各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确定贸易政策时，要因时制宜，不能株守一家之言。”[35]由此，在不同经济学流派涌现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

注释:

[1]西学东渐第一次高潮是在明末清初,始于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止于18世纪末清廷禁止天主教的活动,历时200年左右。

[2]熊月之:《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等地活动史料钩沉》,《史林》1992年第4期第16页。

[3]李骛哲:《郭实猎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109页。

[5]李浩、梁永康:《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6]梁捷:《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

[7]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36页。

[8]刘蕾:《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

[9]1997年黄时鉴先生整理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后,对其研究日渐增多,多位作者分别从新闻史、文学史及历史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涉及期刊的创办背景、宗旨、特色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等内容,但是对其中所传播的经济学知识的研究尚有待补充。

[10]熊月之对《贸易通志》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第95-96页和熊月之:《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史林》2009年第3期第62-67页。

[11]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在其所著的书中记载,郭实猎创作的各种类型论著多达85种,其中中文论著61种。参见[英]伟烈亚力:《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倪文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72页。

[12]郭实猎在其早期著作中大多使用“爱汉者”这一笔名。

[13]威廉·渣甸(WilliamJardine,1784-1843),来自苏格兰,早年曾是一名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船上的外科医生,后来创办了怡和洋行,成为一名大商人,并在推动鸦片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

[14]郭全杰:《郭实腊与中西文化交流》,《文教资料》2008年第8期第50页。

[15]刘蕾:《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

[16]熊月之:《〈贸易通志〉简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445-450页。

[17]伟烈亚力(1815-1887),英国传教士,初属伦敦会,在伦敦时便自学中文,1847年受派来华,协助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他博学多才,除了负责印刷《圣经》等宗教书籍,还编写、翻译了《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重学浅说》、《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中西通书》等多种科学著作,主编上海第一本中文杂志《六合丛谈》,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亦有贡献。他于1862年休假回英国,脱离伦敦会,1863年11月,作为大英圣公会代理人再度来华,1877年因患眼疾回国。

[18]麦克库洛赫(JohnRamsayMcCulloch,1789-1864),英国庸俗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卡尔·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1年10月16日)中向他推荐1845年(有人认为1832年在伦敦出版)出版的麦克库洛赫的《商业辞典》,认为这本辞典里有关于经济学的解释。

[19]参见《传教士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6/20/content_15861543.htm。

[20]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华世出版社印行,1975年,第2页。

[21]褚苞一:《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页。

[22]梅俊杰:《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152页。

[23]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书林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第11页。

[24]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严氏丛刻”,光绪二十七年,南昌读有用书之斋校印本,页9b。转引自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第3页。

[25]同上,第5页。

[26]郭全杰:《郭实腊与中西文化交流》,《文教资料》2008年第8期第51页。

[27]参见梁捷:《晚清新教传教士活动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www.ishare.com。

[28]李浩、梁永康:《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3页。

[29]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黄山书社,2009年,第280页。

[3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34、21页。

[31]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书林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第160页。

[32]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复将其译为《原富》,并于1901-1902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出版。

[33]赖建诚:《当中国遇见〈国富论〉》,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页。

[34]《最新经济学》为章宗祥、戢翼翚及两个日本人合编,《普通经济学教科书》为留日学生王宰善独著。参见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第667页。

[35]同上,第667-668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10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