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践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与学术伙伴，曾经合写过《中国宗教通史》，在研究上给过我很多帮助。他是我国最早着手研究民族宗教学的学者之一，在这门新学科初创的道路上，筚路蓝缕，勇于求索，有突出的贡献。早在10多年前他就围绕着民族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主轴和民族宗教问题，开始了系统性研究；先国内，后国外，先历史，后现实，一步一步拓展和深入，撰写出一系列很有创新性的论著，推动了民族宗教学的建设。他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五”重点课题《宗教与民族》的撰稿工作，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写作任务，系统总结了历代政权处理民族与宗教关系的经验与教训。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和齐经轩撰著的《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该书从社会管理的高度，考察了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历史演变，在理论和方法上兼容民族学、宗教学和政治学，这是前人未曾做的事。21世纪以来，他又参加了吕大吉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卷本)，独撰了其中《宗教·政治·民族》一卷，依据中国经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宗教关系及宗教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还发表了《论政教关系的层次与类型》、《民族宗教政策与国家统一》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近几年中，张践教授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项目课题《民族宗教学初探》的实施。他不仅撰写了其中一个专题，还写出《民族宗教关系的社会理论考察》一书（该书已于今年8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成为民族宗教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他在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广泛借鉴海内外研究成果，以宏大气魄，进行综合创新，为民族宗教学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对民族宗教关系重要维度的认知

本书跨越了东方和西方、民族和国家，将学术视野扩展为全球性的民族宗教研究，增强了研究的普遍价值。本书又寓一般于特殊，将研究置于具体的时空之内，在跨文化比较中总结出民族宗教关系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及其特征和影响，从而绘制出一幅全方位的民族宗教的理论框架结构蓝图，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去把握民族宗教现象的来龙去脉与主要形态。

本书概括出研究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范畴、途径和方法，便于人们步入其中，探寻奥秘。它提出影响民族宗教关系的4大文明要素：民族、宗教、国家、意识形态，从而把民族宗教学与政治学联系起来，使相关问题得到较好的说明。它分析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相互关系，并说明两者都具有终极性。它指出国家是处理民族矛盾的机构和构建当代国际社会秩序的基础。它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运行的指导思想，具有一元性；国家意识形态在古代主要是宗教，近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成为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本书又概括出研究民族宗教关系的4个维度：民族、宗教、经济、政教关系。我认为其中最精彩的是对政教关系4个类型的概括，即：神权政治、神学政治、神辅政治、世俗政治，把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单列为一种类型即神辅政治，这是本书的独到之处。另外，本书从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视角，总结出当代国家模式：一族一教一国，多族一教一国，多族多教一国，比较其异同，最后落实到中国模式，这也是别开生面的。

创新理论，开拓我国民族宗教学学科新视角

本书为了深入说明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对于民族学领域的一些基本理论，大胆涉入，不仅有借鉴，也有创造，给民族学增添了新的观念，同时也丰富了宗教学。例如，在考察民族的属性时，作者指出，“民族是一种隐性的非组织化的共同体”，这就把民族与国家区别开来了。在民族的分类上，本书分为：原生性民族、衍生性民族、复合性民族、泛化性民族4类，这种民族类型分列有很大的开拓意义，更加符合民族发生的历史和形态上的多层次性。在民族分类上张教授与我之间多次交换意见，观点有同有异。如他把汉族归属于衍生性民族，我把汉族归属于融合型民族；他称一些因某些民族要素扩展而形成的超民族国家的非实体性民族为泛化性民族，我则称为集合型民族，指称对象也有所不同。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我们互相尊重，把这种差异作为学术争鸣一起交给读者去思考。张教授和我之间的一致性，重要之点是“复合性 (型)民族”概念的提出，它是我们在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基础上的共同创造，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复合性(型)民族的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构成形态的复杂性，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这一类民族的双层结构和民族关系的交错重叠，为研究民族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增加了民族理论对实际生活的解释力，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兼顾“多元”与“一体”两个方面。

独立思考，发出我国宗教学界自己的声音

本书对于当代西方民族学的成果高度关注，批判地加以吸收，用以丰富民族宗教学的理论。作者认真研究了一批影响很大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德拉诺瓦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等著作，吸收其中合理性营养，主要是关于民族形成、发展、认同的复杂性、变动性、模糊性的思想，同时批评他们否定民族客观实在性的错误，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于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作出理性的回应。在当今世界上，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劲有力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一个被学者谈论得纷纭复杂、混乱不堪的理论问题。中国学者需要聆听，但不能盲从。我们要面向世界经验，同时总结中国经验，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让世界更多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国学者应尽的责任。

内容丰富，富有启发性

本书非常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体现了作者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的人文关怀。书中辟有专章探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关系，论述全球化对民族宗教关系带来的双重效应，即经济的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的强化，其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民族仍然是人类最主要的利益共同体。本书认为文明冲突的本质乃是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对文明冲突的一种有深度地解读。本书还对宗教民族主义进行了专题分析，指出它是世俗意识形态淡化和民族文化认同强化的产物。本书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民族宗教根源作了揭示，批评了一神教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强烈排他性所带来的危害，指出民族宗教对话是解决民族宗教冲突的唯一道路。本书最后部分论述中华文明可以为世界宗教对话作出应有的贡献，包括它的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理一分殊的哲学智慧，忠恕之道的全球伦理，多元参与的宗教实践。

本书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有不完善和需要深入讨论的地方。就我自己而言，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如作者基本肯定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强调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我还是觉得它们不能构成民族的必备要素，无法与共同文化并列，我认为，祖源认同、文化认同和共同命运才是民族更稳定的核心要素。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20世纪前期先进的中国人根据时代和民族解放的需要而提出来并加以实践的，而且有“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胸怀，书中的介绍与评价似乎不够。《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关于四要素说、四维度说，以及其他许多新观点，都还要经受社会的检视，继续研究讨论下去。民族宗教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学术争鸣中进行。我盼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民族宗教学，参与它的理论建设和实际运用，使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0年04月10日 中国民族报,引自佛教在线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