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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总:义桥·义井·邑义——造像碑铭中所见到的建义桥、掘义井之佛事善举   2015年3月11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邑义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佛社组织。在中国古代的佛教造像中,邑义造像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北朝时期,大量的单体佛像、造像碑、造像塔,都是出自邑义组织之手。早期的邑义几乎就是专门从事于造佛像、建佛塔等方面的佛事功德活动,以后邑义活动的范围更扩展到更多的佛事活动。由于邑义是深入民间的寺院外围组织。其成员包括官员、僧人和下层民众,因而在邑义进行的种种活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众信仰的详深层面。在为数极多的古代佛教艺术遗品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在邑义举行的种种活动中,还有一类重要而有意义的活动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邑义进行的建义桥、掘义井的事项。这些活动具有明显慈善事业的性质,而这些活动又往往和造像、建寺、筑塔之功德联系在一起。从现知古代造像碑拓等的材料之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如下一些直接与建义桥、掘义井相关联的邑义碑刻与碑像。

 

 

1.东魏兴和四年(542)李显族造像碑

 

此碑现存河南新乡市博物馆。原出于河北正定。碑铭之题为“李氏合邑造□像碑颂文”。文中说“于村中造寺一区僧坊四周讲堂已就宝塔凌云……/复于村南二里大河北万路交过水陆俱要沧繁之宾攸攸伊洛之客亦届迳春温之/苦渴涉夏暑之炎奥愍慈行流故于路傍造石井一口种树两十根以息渴乏由斯建立/遐余称誉……”碑后的题名中有“都邑金像义井主长乐太守李次”,还有天宫主李鹦鹉、菩萨主、像主等。[1]

 

2.东魏武定七年(549)义桥石像碑记

 

碑首题“武德于府君等义桥石像之碑”。清乾隆年间出土于河南沁阳,时存汤帝庙。此碑即是怀州(今河南沁阳)长史于子建等官吏与杨膺寺等众多寺庙修建义桥,“运石立碑敬镌图像”所立。武德郡是东魏天平初年分怀州河内郡所建,领有四县。参与造桥的有四县的官吏及郡守官吏等。发起造桥者及施主实为众多的寺庙僧人。发愿文中说到了七座寺庙,即“杨膺寺、金城寺、雍城寺、恒安寺、荀□寺、朱营寺、管令寺诸师……咸施材木、构造桥梁”,并以杨膺寺为发善之源,而认为桥主。碑侧的题名中又另有乐善寺主僧湛、郡沙门都维那法云、普泰寺主法□之名。碑阴则有(沙)门都昙定之名。

 

参与造桥的官吏有称定州刺史旨授渤海太守旨授洛阳令。还有称郡光初中正郡盟主郡兼功曹多人,与民望土豪等及平远将军白衣左右和天宫主多人。

 

此碑的形式仍仿如造像碑,碑额还开龛造出佛像。碑文记建桥之功,碑身之阴阳及侧面刻满纪铭文字和近三百人姓名。碑记中清楚地说明发愿施桥材者是以杨膺寺为首之七寺的僧人。[2]

 

3.东魏武定八年(550)廉富等造义井颂

 

此碑上应有螭龙碑首。碑额有龛中佛像,龛旁有像主和比丘僧题名及施主线刻像。碑文首述佛理,念及释迦。如“口感轮回……然托主王宫现灭双树身……”其碑文中有“居士廉富挺秀/……虽籍俗因归心法……发起真容群仙形像两千躯桥梁义井处处皆置……/率我乡邦三十人等敬造义井井地通泉方求日流上/涌兮……劝率邑仪如父存焉……为群生共登菩提遂刊文颂”。碑侧刻有邑老、唯那、邑主和广威将军、轻车将军、伏波将军等人姓名。[3]

 

4.北齐天统五年(569)合邑建福铭碑

 

河南襄县出土北齐天统五年刻像碑。碑高仅53、横长达137厘米。碑面正中开龛。上有流云纹,龛中雕交脚弥勒菩萨并有二胁侍。大龛之下又开出三小龛,雕双狮与香炉,龛面左右两部分刻发愿文与邑众姓名。此碑的书法和造像也都很出色。其铭文中有:“有广州(今河南鲁山)德广/郡高阳县人张噉鬼张伏恭一百人/等体解无常……各割舍奇珍采匠京都左盼州城右观龙山南触岭北据汝水东西路侧敬造天宫一区……高梧弱柳阴影衢路义井滂池充济一切”。[4]

 

5.隋开皇五年(585)建天宫义井记

 

隋开皇五年(585)九月十五日刻,拓本高27、宽74厘米。其中开有一尖拱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左右两面为造像发愿文与题名,其中有:“在路交冲建天宫/一所一年诱发菩提义井一区”。

 

碑铭题名中亦有天宫主、维那、邑老之名。[5]

 

6.开皇六年(586)仲思那等四十人造桥碑

 

此碑是山东“兖州高平县”石里村村民造桥之碑记。碑石原在山东微山县马坡乡石里村。现存山东微山县文化馆。碑铭中所述之“兖州高平县”,是延用北朝旧称,隋代其地属于鲁郡(治兖州)邹县。拓本高109厘米,宽73厘米。《邹县旧志》载碑上原有佛像两层,今已不存。碑记中明确地说:“如萨埵之投骸克已精诚汰尸毗之救鸽……/今大邑主仲思那等四十人谨见村南兮派成池/帝水竟流以起漂涛之浪阻隔长衢……谨于此处敬造石桥/一济之所急缓通传永绝稽留之叹”。

 

碑下部有众多的维那题名。[6]

 

7.隋开皇九年(589)两村法义造桥碑

 

此碑是清道光廿五年在山东兰山普照寺址发现,拓本残高62、宽80厘米。

 

碑文中有:“今此两村诸□人法义/——桥功既讫/——合敬造交龙碑像一区莹饬真容……率起慈悲造桥济溺”。

 

由碑文不难看出,这个碑是件造像碑,既有交龙碑首,又有佛像真容,碑文内容记述了造桥功德。[7]

 

 

上述材料虽然不很多,但却反映出中国古代造像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古代佛教徒在建寺庙、修寺塔、琢碑像之时,常伴有造义桥和掘义井之举。有些碑像其实是造义桥、掘义井完成之后的纪功之碑。

 

上面列举的七段材料中,涉及造义井的有四段,而关于造义桥的有三段。东魏李显族造像铭中先述及造寺塔讲堂,继而就讲到在水陆交通要道造石井,可解路人春夏苦渴,而且井旁还种了小树林。更可供行人休息。最后还讲到了造天宫浮图四区和交龙石碑像一躯。交龙石碑像即是李显祖造像碑自身。碑文后面的题名中有“都邑金像义井主长乐太守李次”,还有数位“天宫主”的题名。东魏居士廉富率乡亲众人造像碑之碑文就是围绕着掘义井之事而撰写之颂文,其碑首亦有造像和交龙。北齐张噉鬼造像碑中的弥勒之像,像铭中先说了在位置很好的东西大路之侧造天宫一区,继而说到在高梧弱柳之旁有义井还有水池。隋代开皇五年的菩提义井也是在交通要路之处,建天宫之同时掘了义井。上述情况不难看出,义井所造都是在交通要冲、行人多经之处。井旁还伴有梧柳等树木。其义井具有公益慈善事业之性质是毫无疑义的。义井的所建常与寺塔或天宫造像相联系,但也有专门造义井之举,并立碑像记之。至于天宫造像,也是造像碑塔中很值得探究的一类题材,笔者已另著文探讨。

 

比起掘义井的情况来说,造义桥的规模更大,“兴师动众”更多。从东魏于府君等造桥碑铭文可知,碑上题名的有近三百人。而且是七座寺庙的僧人施以建桥之工料。并被奉为桥主。碑铭专述造桥之缘起事由等等,桥即建于沁河之水之上。民众造桥热情亦非常之高“齐比肩献义……人百其功共陈心力”,由七月六日开始,至廿四日就完工了。造碑镌像本身实为记造义桥之功。隋代仲思那率乡民四十人造桥之碑也是专颂造桥之事。碑铭中其石里村仍延在,村旁有泮水,以后称为白马河。义桥建于此河之上。碑文起首处先述佛教教义论及生命无常,还列举出佛本生故事中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为典故。碑铭说到了“漏佛两坎相同百工左右侍卫八部备足此桥像福及那等”,碑中使用了较多异体字。此句文意即是雕镂了两龛佛像,相好具足,胁侍菩萨和护法天龙八部都很完整。情况与《邹县旧志》所载碑上原有佛像两层相吻合,更有趣的是铭中使用“桥像”一词,说明此碑像是为造义桥而镌造的,由此而可祈福。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造桥造井碑记功之碑也都是佛教中之造像碑。这的确扩大了我们对造像碑功能之认识。隋代两村法义造桥碑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在桥功已毕之时,造出交龙碑像、莹饰佛像,铭文中还强调了造桥之慈悲救溺功能。

 

上述的这些义桥义井,也都是在邑义的组织下进行的。上述七段碑文中除东魏武定七年武德郡于府君造义桥之碑似未见邑义字样外,其余各碑像铭都有。李显族碑铭之题就是李氏合邑造□碑颂。参与者有百余人。廉富等造义井颂中有“邑仪”。碑侧题名中有邑老、维那、邑主之名。隋代天宫义井记中有维那、邑老题名。仲思那造桥碑即为大邑主仲思那率众所造。题名均为都维那、维那之名。两村法义造桥碑中法义就是邑义之另一名称。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在邑义这种寺院外围、深入民间的组织,从事的事业中还有公益慈善事业。“修桥铺路”,自古被国人视为善举。在古代佛教徒的社会生活中,慈善公益事业也占有一定份量,是一个极重要的方面。《续高僧传》卷二也提到北齐那连提黎耶舍“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在古代佛社长期延续的种种活动中,北朝至隋都盛行是开石窟、凿造像祈福等等佛教艺术活动。造义桥造义井也没有离开这些艺术活动,而且还创造了“桥像”这样的名词。虽然这些造像碑等在浩如烟海的佛教艺术遗品中为数不算很多,但其丰富而富于慈悲精神的内涵是我们决不应忽视的。

 

注释:

 

[1]新乡市博物馆:《新乡北朝、隋唐石造像及造像碑》,《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又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六,图90,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简称《拓》)。

[2]《拓》六,图153154。又见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一,北京中国书店本。

[3]《拓》六,图166167

[4]周到:《河南襄县出土三块北齐造像碑》,《文物》196310月。

[5]《拓》九,图26

[6]参见赵明程、杨建东、艾知舟:《隋开皇六年仲思那等造桥碑》,《文物》,1991年第2期;杨建东:《隋开皇六年仲思那造桥碑补缺》,《文物》,1993年第8期。此两文对此碑现存状况作了介绍,将碑残石作了辑录,但均未提《拓》九,图28中最为完整的拓本。此碑文情况可参见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廿四及上述《文物》之文。
[7]
《拓》九,图49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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