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位于新疆和田市策勒县南部的达玛沟水系为古代于阗佛教遗址较为集中之地。2002年清理出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完整地呈现了于阗6-7世纪的绘画风格。佛寺中的图像配置为东、南、西三壁用绘、塑结合的方式表现了七尊佛像，北壁寺门两侧绘制了两身守护神。佛像采用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通行样式，而守护神图像则可能为于阗所特有。本文主要利用丝绸之路上的同类图像，对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图像题材进行判断，认为此寺三壁表现的是过去七佛，寺门西侧的武士形守护神为散脂夜叉。通过对壁画题材的分析进而讨论于阗在丝绸之路图像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白衣装饰佛；散脂夜叉；图像交流
位于新疆和田市策勒县南部的达玛沟水系南北长约120多公里，东西宽约20余公里。自20世纪以来，此地先后发掘出二十余处遗址，如丹丹乌里克遗址、喀达里克遗址、巴拉瓦斯特遗址、喀拉墩遗址等均集中于此。2002年、2005年、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三次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先后清理出了毗邻的托普鲁克墩1号、2号、3号佛寺。这批新近发掘的佛寺遗址，出土了大批较为清晰、完整的壁画，特别是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尽管占地面积小，但是呈现了于阗6-7世纪的绘画风格与佛寺中的图像配置，对于材料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于阗佛教艺术而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资料。本文即对此寺的壁画图像进行初步的判断。
一、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白衣立佛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坐北朝南，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面积仅为3.4平方米[1]，是现今发现的最小的佛寺（图1）。通过对寺内木料的碳14鉴定与相关风格分析，考古学家将其年代定在6-7世纪。佛寺内北壁正中为一身结跏趺坐佛塑像，肩部以上已经损坏。像连座高1.45米，佛像身着土红色袈裟，佛像双手已残，可能为禅定印，佛像背后有残留的浮雕背光。佛像下方为仰莲台座。
图1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
佛寺的四壁都绘有壁画：主尊的两侧壁面各绘有两身立佛像，东壁、西壁同样绘制着两身立佛，南壁门两侧绘有守护神像。各壁佛像的空隙间点缀着结禅定印、跏趺坐的小千佛。六身佛像有五身穿土红色袈裟，从图像上看，五身佛像的姿势基本相同，为一手于胸前结印、一手自然下垂或握袈裟下摆，手指间有蹼连接，跣足，呈外八字立于莲台之上。唯一不同的一身，为东壁南侧的立佛像。
此身立佛像身着白衣，胸部以上已残损。佛衣的衣纹线条较为稠密，腿部的“U”形衣纹紧贴身体，佛左手自然下垂，掌心微握，跣足立于长方形须弥台上，佛足中间有一小人，可能为地天或供养人。佛身后有圆形大背光，背光内层绘满千佛，千佛均为半身像，有的可以看到置于胸前的手。在须弥台两侧各有一身菩萨，高度大概在佛的膝部，两身菩萨均梳高发髻，戴三珠冠（北侧一身头部残损），微微仰头上视。菩萨上身袒露，胸饰项圈，菱格纹的长帔帛绕臂，腰间系带，下身着长裙（图2）。这身佛像在小佛寺内显得非常醒目，也是我们进行对包括主尊塑像在内的七尊佛像身份判断的切入点。
图2 胁侍菩萨与千佛背光
背光有千佛的立佛在和田多有发现，热瓦克佛寺遗址是较为集中的一处。仅从此地的出土品中即可发现，这种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分为两类，一类为莲中坐佛，以斯坦因发现的浮雕像为代表[2]，结跏趺坐的小坐佛端坐在莲花之中，莲花花瓣呈圆形在背后展开。另一类则为以高浮雕的形式在背光中表现千佛的头部与上半身，所有的佛像排列整齐，均带圆形头光，面带微笑，手于胸前施无畏印，一般高度为30厘米左右（图3）。这种方式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白衣佛如出一辙。
图3 热瓦克佛寺 千佛背光
与之完全一样的背光还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斯坦因发现的绢画Ch.xxii.0023号《瑞像图》中绘制了各地的著名瑞像，每尊瑞像上下排列，较为整齐，动作、服饰各具特征，有的旁边还留有榜题。这幅绢画分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地，最大的一片藏于新德里博物馆。画面上段中间一身为着白衣的立佛像，佛像头戴扇形宝冠，冠后有长头巾垂至脚边，身着白色通肩大衣，领口有衣纹表现，整体的衣纹多为短弧线，紧贴佛像身体。佛像胸口装饰着珠宝连缀而成的璎珞，垂于胸前的装饰物宽大而华丽，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自然下垂，手指微握，跣足、外八字脚立于莲台之上，两脚之间画面残缺，无法判断有无人物。头光为圆形，肩部有火焰纹，圆形的大身光中分三层排列着半身千佛像，同样为将手置于胸口施无畏印的姿态（图4）。
图4 Ch.xxii.0023号绢画（局部）
除了线条的运用方式、局部残损之外，Ch.xxii.0023号绢画中的白衣瑞像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中残留的白色佛像非常接近，不论是下垂、微握的左手还是背后的千佛背光，据考古报告称，1号佛寺的白衣佛胸前同样饰有璎珞[3]。而Ch.xxii.0023号绢画中的白衣瑞像的扇形头冠在于阗多有表现，通常为世俗人的头饰，如《蚕种东来》木板画中的女性即戴这种头冠（图5）。用世俗冠冕装饰佛像在于阗也确有记载，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对于阗勃伽夷城的记录中，提到的一尊来自迦湿弥罗国的佛像：“王城行至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嶷然，首戴宝冠，光明时照。闻诸土俗曰：‘本在迦湿弥罗国，请移至此。’……（王）与迦湿弥罗王谢咎交欢，释兵而返，奉迎沙弥时所供养佛像，随军礼请。像至此地，不可转移，环建伽蓝，式招僧侣，舍宝冠置像顶。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4]
图5 《蚕种东来》木版画
不仅如此，在于阗的壁画与雕塑佛像中也有模仿世俗人物的装扮的倾向。如大谷光瑞从约特干收集的一尊铜质佛像头，佛像的肉髻之下束有发带，并在中间打结固定（图6）。斯坦因从喀达里克遗址带走的壁画残片同样有这种束发带的表现，只是在肉髻的两边打结。而这种简单的装饰在热瓦克佛寺遗址发现的供养人壁画上能够看到，在一位年长的男性所戴的头冠下部束有窄带，并在中间处系结（图7）。因此，Ch.xxii.0023号绢画中白衣瑞像的装饰，很有可能是对于阗人现实生活中所戴头冠的模仿。Ch.xxii.0023号绢画为各地瑞像的集合，其绘制年代可能在7世纪[5]，这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年代也相差不远。能在敦煌发现，也说明了于阗的白衣装饰佛像已经传到了敦煌。
图6 大谷光瑞所获铜佛头
图7 热瓦克供养人像
而在敦煌的石窟壁画中，确有在背光中绘千佛的白衣立佛。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瑞像中，就有几身着白衣、戴宝冠的立佛像。其后的洞窟中也有延续，如在莫高窟72窟西龛西披中，有一身身着白色通肩袈裟，戴宝冠、耳环等装饰物、圆形身光中绘鳞片纹的佛像。其旁榜题为“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6]，伯希和在76窟中也抄录了榜题“结（？）迦（？）佛（？）亦从舍卫……”[7]，这类白衣佛背光中的鳞片据张小刚考证，为背光中千佛图像的简化。结迦宋佛为拘留孙佛的不同音译，故伯希和在220窟抄录的“南（？）无拘留孙佛□□□□来住于阗国”。[8]也是指此佛像。
拘留孙佛，又译为结迦宋佛、俱留孙佛、鸠楼孙佛等，为过去七佛中的第四尊。过去七佛的名号在各个经典中不甚相同，根据《增一阿含经》记载，分别为维卫佛、式弃佛、随叶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9]《长阿含经》载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10]前三尊为过去庄严劫中成佛者，拘留孙佛则为贤劫千佛中的第一尊，道世的《法苑珠林》卷8“千佛篇第五”叙述了过去七佛的因缘：“初千佛者，华光佛为首，下至毗舍浮佛，于庄严劫得成为佛。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贤劫中次第成佛。”[11]
北魏时的汉地石窟之中对于过去七佛多有表现，如云冈石窟第13窟南壁、11窟西壁等等。七佛身形、手印相同，看不出彼此的区别。但是到了隋唐之际，这种现象显然有所调整。在佛经中并没有对拘留孙佛尊形的记录，但在敦煌石窟中此类佛像的身形却是比较固定的，通常表现为白衣佛像与背光中的千佛（简化为鱼鳞纹）。由此可以推断，与敦煌壁画中尊像样式对应的Ch.xxii.0023号绢画和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中的白衣佛当也皆为过去佛——拘留孙佛。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并不是于阗原创，在中亚地区即已有类似的表现方式。如巴米扬石窟222窟的窟顶即是交脚菩萨端坐正中，周围的禅定千佛呈圆形分层排列；338窟也是在尊像的外围环绕千佛。此外在敦煌壁画中榜题提到的“舍卫国”也以著名的神变故事而闻名：“何因世尊以手摩地，知佛大师欲现神变须此莲花，即便持花大如车轮数满千叶。以宝为茎金刚为须，从地踊出。世尊见已即于花上安隐而坐，于上右边及以背后，各有无量妙宝莲花，形状同此，自然踊出。于彼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于彼佛莲花右边及以背后，皆有如是莲花踊出化佛安坐。”[12]
文中所描述的释迦神变与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较为接近，有学者认为舍卫城大神变对于佛教造像的影响非常大。[13]因此，通过此类背光中有千佛的白衣佛的分析，可以看到于阗在佛教图像传播中的位置——在中亚与敦煌之间起到了有效的勾连作用。
二、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立像与千佛
在对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中的白衣佛身份进行判断之后，再来看看其他尊像的特点。表面上看，剩下的五尊立佛像服饰、身形、动作非常相似，皆为土红色袈裟，一手下垂（或握袈裟）（图8）。这种造像样式是一种在新疆地区非常流行的古老样式，克孜尔石窟与于阗各处遗址均有发现。同样，在敦煌石窟流行的瑞像中，这种样式有相当的数量。而不论是在洞窟榜题还是四篇著名的《瑞像记》P.3033、P.3352、S.5659、S.2113中提到的“腾空”至于阗国的佛像多为过去佛。如P.3352中载“毗婆尸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有人钦仰，不可思议”“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国人虔诚，无不遂愿”；S.2213A中有“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伽你迦牟尼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14]固城在于阗西境[15]，在这些从舍卫国腾空至于阗的瑞像在洞窟中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类为上文所述的拘留孙佛这样的白衣宝冠佛，一类则是身着土红袈裟、手捻袈裟的立佛像。而这种样式同样也能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相对应。因此，在将有榜题的敦煌壁画与于阗佛寺壁画进行比对之后，能够清楚地看到两者间的联系。而托普鲁克墩佛寺的建造年代在6-7世纪，与于阗佛法衰微，瑞像守护思想盛行的8世纪[16]还有时间差，因此笔者认为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壁画、雕塑所表现、功德主所供奉的当是过去七佛，而不是腾空而来的七佛瑞像。这与敦煌壁画有所区别。
图8 北壁立佛像
于阗的佛寺壁画中，千佛是常见的题材。丹丹乌里克（图9）等多处遗址均有发现，这些像上下排列整齐，在墙壁上占据较大的面积。从佛教义理上讲，以过去七佛配置千佛，也是稳妥。《释迦氏谱》中对于过去庄严劫、贤劫的千佛记载如下：“今此劫者名之曰贤，以劫初时大水弥满，生青莲花其数一千，第四禅天曾见往事，便相告白今此世界有千佛现，可目此时以为贤劫。故经说云‘即贤劫中千佛是也。从拘留孙为首，最后成佛号曰楼至。’是知第一拘留孙如来、第二迦那含牟尼、第三迦叶波、第四释迦牟尼。我等所师则贤劫中第四佛也。如小乘经贤劫之前，劫空无佛。九十一劫独毗婆尸，三十四劫三佛出世。接贤劫中四佛成七，如常所说如。大乘经三世三劫，劫有千佛。”[17]
图9 丹丹乌里克千佛残片
可见对于千佛与过去七佛的信仰是典型的大乘思想，这也为于阗作为丝绸之路上信奉大乘佛法之地的图像证明。于阗本土崇拜过去七佛也是有一定的传统的，如《于阗教法史》中载：“（尉迟毗梨耶）王建瞿摩帝（窣堵波）时，携带一孩童，（后）遗失，循迹而觅，于今牛头山上和文殊住所二者间之一小沟谷内寻得，王于寻得孩童之处。（即）小沟谷中，建一伽蓝，奉安七世佛之舍利。”[18]
从现存遗迹来看，对于过去七佛的崇拜可能也并不是这一座寺院的单独行为，除了背光有千佛的雕塑在于阗多有发现外，其他五尊佛像，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如北壁主尊西侧的一身，在袈裟的鸡心领口有绘有豪光，考古报告将之判断为八十种好之一“三十二毛右旋”。[19]2011年在当地公安部门追回了可能出自达玛沟东部地区的一片佛头壁画，在佛的衣领口露出一颗圆形的摩尼宝，豪光围绕，其表现方法与前者一样。故此尊佛像胸口豪光当为表现摩尼宝。再如西壁南侧的立佛，右手下垂握住衣角，掌心中隐约可见花纹，这种掌心绘花纹的表现方式，与斯坦因于喀达里克遗址发现的佛手残片相一致。虽然比对的对象皆为残片细节，但是可以说明，这些与众不同的图像细节并非偶然，可能为于阗表现过去七佛的特殊方式。
三、佛寺内的守护神图像
我们再来看位于南壁两侧的守护神图像，南墙西侧为一身男性武士（图10），腰部以下保存在壁面，上半身残块在遗址中发现，可以拼合成一尊较为完整的图像。此武士为正身直立，面部为四分之三侧面，眉目细长，唇上有蝌蚪胡，头戴卷草纹装饰的头冠，中心有一圆形装饰片，当中绘有一只鸟，周围有联珠纹装饰。冠后发髻微微耸，淡黄色的卷发披于身后。武士戴圆形大耳环，佩项圈，身着圆领半袖长锦袍，领口、衣襟、袖口装饰有卷草纹，锦袍之下穿有窄袖衫，菱格纹的长帔帛搭在右臂上，右手持长武器，顶部残缺，当为长枪、长戟之类。下身着宽松的白色长裤，裤脚塞于黑色长靴之内。武士身后绘有一头长着犄角的鹿。在考古报告中将此身武士判断为毗沙门天王[20]。但是其身着的锦袍与披长甲的毗沙门天王完全不符，可能为另一神祇。
图10 南墙西侧守护神
在与于阗相关的文献中记录了此地流行的众多守护神，如敦煌石窟中榜题为“守护于阗”的迦迦那莎利神、莎那末利神、莎耶摩利神等八位神灵即是代表。他们以外，在经典之中还有其他神祇守护着于阗。如在《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中世尊安排神灵守护各地时就有如下记载：“而时世尊以于阗国土，付嘱难胜天子千眷属、散脂夜叉大将十千眷属、羖羊脚大夜叉八千眷属、金华鬘夜叉五百眷属、热舍龙王千眷属、阿那紧首天女十千眷属、他难阇梨天女五千眷属、毗沙门王神力所加共汝护持于阗国土。”[21]“月藏分”成立于于阗是学界所公认的[22]，其中参杂着大量关于于阗本地的传说，难胜天子、散脂夜叉大将、羖羊脚大夜叉等很有可能是于阗本土信奉的神灵。其中散脂夜叉在《摩诃摩耶经》[23]、《金光明经》[24]、《观海三昧经》[25]中都有出现，在《佛说观海三昧经》中，此神为夺食小儿的恶鬼，后被释迦化现千佛驯化。在《金光明经》、《摩诃摩耶经》中皆为护法善神。此外在一些陀罗尼经典如《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26]《孔雀王咒经》[27]等中，散脂夜叉也作为护持佛法的善神加以供奉。在经典中这位神祇通常变成鹿化现，如《大方等大集经》“宝幢分钟旷野鬼品第十二”中即有“散脂菩萨既现鹿身”[28]的记载。
同样在藏文《于阗教法史》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尔后，（尉迟）毗梨耶王于于阗都城苏密堡上东南隅眺望，见城堡外似有一金银毛色之鹿。王及其侍从追之，来至今牛头山下瞿摩帝，大窣堵波所在之处，见鹿化为散脂夜叉王，散脂夜叉王告（尉迟毗梨耶）王道：‘嗨！大王，你宜于此地建一窣堵波。’”[29]可见，在于阗的传说中，鹿与散脂夜叉是紧密联系的。在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发现的此身守护神身后立有一只雄鹿，在其他地域的图像中比较少见，可能为于阗人信奉的散脂夜叉。类似的图像还在巴拉瓦斯特遗址有所发现，德国人特灵克勒在此地发现了一片壁画残片：长靴后露出一只食草类动物的头，角部已经遗失，格洛普（G.Gropp）将之补完为一头牛[30]（图11）。这只动物的头部与托普鲁克墩1号遗址的鹿几乎一样，并且同样位于长靴之后，可能也是表现的雄鹿，而长靴的主人可能同样是散脂夜叉。
图11 巴拉瓦斯特残片线描图
南壁门北侧同样为一身守护神，只有下半身保存下来。为一身穿着白色短裙的站立神灵，两胯之间有土红色衣物，最外垂有宽腰带，两腿赤裸，身两侧有宽帔帛垂下，重心放在右脚上，跣足立于棋格状的莲台之上，身后有椭圆形大身光（图12）。莲台的一侧绘有小莲花，上方有禅定小佛像。在考古报告中将此身人物比定为吉祥天女[31]。但是在于阗除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吉祥天女外，其他遗址并没有下身裸露的女子出现，在壁画与木版画中，女性多穿长裙，而这种在胯中缠布的穿着方式可能为男性所用[32]，如克孜尔17窟的卢舍那佛，形似裸体，背光与身上遍布千佛，只有下身为此穿着。在敦煌石窟中出现榜题为“守护于阗”的八大守护神中两位女神阿隅阇天女和悉他那天女都是着及地的长裙。而男性神祇莎那末利神、阿婆罗质多神都是着短裙，并且在胯间垂有宽带的穿着方式也与此身守护神相似。因此，虽然由于图像的缺失无法进一步判断其身份，但当为一身男性神祇。
图12 南墙东侧守护神残片
上述壁画之外，在寺内还清理出一块较大的壁画，其位置可能在南门正上方。为一身倚坐的菩萨残片（图13），从现存图像上看，菩萨佩有半圆形的大臂钏，裙腰外翻出一段，束以腰带，末端垂于胯间，下身着白色长裙，跣足踏大莲花。周围有莲蕾、荷叶，可能表现的是莲池。菩萨坐于双层圆垫上，两旁各有一身怪兽护持，怪兽尖爪竖耳，口较大，可能为狮子。菩萨身后有菱格纹圆形大背光。与之身形相近的菩萨像在敦煌石窟中有所发现，莫高窟第237窟西壁佛龛盝顶的东披南起第二格中绘有一身倚坐菩萨。身形非常接近，不论是弯曲的手肘还是腿部的姿态基本一样，手臂所佩戴的臂钏、裙子的穿着也相一致。两者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莫237窟中的菩萨坐于须弥座上，中间部分有叠涩，佛座旁探出两只龙首。此身菩萨榜题为“虚空藏菩萨于西玉河萨迦耶倦（仙）寺住瑞像”。由此看来，两地的菩萨之间存在着确定的联系，虽然无法明确判断托普鲁克墩1号的此身菩萨尊位，但可能与虚空藏菩萨相类。
图13 倚坐菩萨残片
小结
通过对达玛沟1号佛寺的图像研究，可以发现过去七佛信仰在于阗的流行，这也契合于阗大乘佛法盛行的史实。图像样式上面，以拘留孙佛为代表，体现了于阗在丝绸之路上图像传播的意义：一方面它吸收了来自中亚的造像，并在于阗本地加以改造，如饰以璎珞、头冠，最后以瑞像的方式传到了敦煌。于阗本地的守护神图绘在佛寺之中，也表现了于阗人希望用本地神灵守护佛法，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
注释：
[1][19][20][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载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333、296、325、325页。
[2][3]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肖小勇、方晶、孙莉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XVIII。
[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6页。
[5][英]韦陀：《西域美术》第二卷，11页。此处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载《于阗史丛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6][15]参见张小刚：《敦煌壁画中的于阗装饰佛瑞像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9年2期，第11、12页。
[7][8][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21页。
[9]参见（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1，《大正藏》第2册，No.0125。
[10]参见（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1，《大正藏》第1册，No.0001。
[11]（唐）道世：《法苑珠林》卷8，《大正藏》第53册，No.2122，333页中栏。
[12]（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26，《大正藏》第24册，No.1451，第332页上栏。
[13]参见[日]宫治昭：《宇宙主释迦佛——从印度到中亚、中国》，《敦煌研究》，2003年1期，第25-32页。
[14][16]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载《于阗史丛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76、214-215页。
[17]（唐）道宣：《释迦氏谱》卷1，《大正藏》第50册，No.2041，第84页中栏。
[18][29]参见朱丽双：《敦煌藏文文书P.t.960所记于阗佛寺的创立——于阗教法史译注之一》，《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86、85页。
[21]（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卷55，《大正藏》第13册，No.0397，第368页上栏。
[22]参见羽西了谛：《西域之佛教》关于于阗佛典的叙述，载广中智之：《汉唐于阗佛教研究》，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23]（齐）昙景译：《摩诃摩耶经》卷上，《大正藏》第12册，No.0383，第1009页上栏。
[24]（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大正藏》第16册，No.0633。
[25]（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海三昧经》卷7，《大正藏》第15册，No.6043，第678页中栏。
[26]（晋）佚名译：《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4，《大正藏》第21册，No.1332，第561页上栏。
[27]（姚秦）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大正藏》第19册，No.0988，第482页下栏。
[28]（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卷21，《大正藏》第13册，No.0397，第152页上栏。
[30]G.Gropp，Archaologisches Funde aus Khotan，Chinesisch-Ostturkestan. DieTrinkler-Sammlungim Ubersee-Museum，Bremen，1974.abb.41.
[32]此处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老师的提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