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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兼及我国最早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的诞生   2017年8月2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推究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扎根成长,持续地发挥作用和长期产生影响,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历代佛教信奉者对这种外来宗教的不断重塑、改造乃至变革有密切关系。在长期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乃是经由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的演化,即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发展,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一途;和佛教神祇愈来愈演变得具有中国人认同的形象,如弥勒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本土化,即另一路径这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主要表现在高僧大德在教义思想和规制的创新改革方面,重在思想内涵,后者则突出表现在广大佛教信徒们的信仰层面的演化上,注重心理与外观形象。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由男身神祇向女身定型化的演变,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

 

一、观世音与妙善三公主

 

在中国,有关观世音菩萨的佛教经典,如《悲华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等,早在南北朝时(或者更早),就已经翻译成汉文。佛经言:观世音菩萨乃转轮王之长子,名不眴,从佛出家修道。当他修成正果后,遂对佛言:“世尊,我之所有一切善根尽回向上菩提。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堕大暗处,忧愁孤穷,无有救赎。若能念我,称我名字,我天耳所听,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恼者,我终不成正觉。……时宝藏佛寻为授记:善男子,当观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及烦恼故,欲令众生经安乐故,今字当为观世音。”[1]清末国学大师俞樾,见尊信观音菩萨的民众极多,几近乎“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状况,也对观音菩萨的来历作了一番追踪考察。他摘录道:

过去散提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众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名不,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天上普提。”

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2]

在《妙法莲花经·普门品》中则曰:“观世音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苦恼,闻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即赋予观世音菩萨具有“寻音救度”超及时的特殊能力。除此之外,关于观世音的来历,还有另外说法,如说他是古印度“双马童神”转化而来。还有的说他是由“莲花化生”,故有“莲花之王”的称号。

 

正因为观世音有这样解救众生苦难的大善心,而且只要默祷其名,诵念其声音,皆可得到他及时的救助,脱苦免厄。所以受到佛教信众们最广泛的信仰与崇奉,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社会苦难深重,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就十分普遍。当时,就有很多《应验记》之类的书籍,记述着受难者,因口念观世音,菩萨应声而至,搭救其出离苦难的故事。[3]据传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太原郭宣被关在监狱中,他在心中不断地祈念观世音菩萨,遂被恩赦,摆脱了牢狱之苦。出狱后虔心为观世音造像,以报搭救深恩。这是迄今最早的记载。另据文献记载,在北方带头崇信观世音的是北凉国王渠蒙逊,他皈依了佛法,兼有疾患,诚心念诵观世音经,痛苦即除。在南朝则有梁武帝虔信佛法,曾修观音忏法,以超度死后堕入恶趣的后妃。同时,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和塑像,在各地寺庙和佛窟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不少造像,仍完好的保存到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凡在南北朝时的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形象皆为男身。

 

按照佛教经典所言,观世音本为男身。在佛经中,佛称观世音为“善男子”,“勇猛丈夫。”故在印度的佛窟造像中,观世音往往多为带髭须的男子形象。但是,当他入佛修道成为佛菩萨之后,则可随时化现为长者、居士、宰官、比丘、比丘尼、优婆夷或童男、童女等三十二种身形。我国历史发展到了唐朝以后,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当时的唐朝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大国,长安城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得到了大发展。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观世音的名字,因为要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为观音。[4]更重要的是,观音逐渐由男身向女身转化。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亲善万方的佛教神明,似应是女性更为合情合理,这实际上是在内心里天然地向往着母性关爱的缘故。当然,这一演变有一个渐变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早在北齐时,就有观世音为女身的记载。见《北齐书·徐之才传》其言曰:“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身长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是女身。”至唐武则天称帝时,印僧菩提流志译《宝雨经》,卷一中言:“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且在《大云经》中有言:佛曾对净光天女说“汝于见时,时是菩萨,现受女身”,“得大自在。”中唐大画家周昉绘“水月观音”,曾风靡一时。《宣和画谱》赞其“传写妇女,则古今之冠”。诗僧皎然写《观音赞》言:“慈为雨兮蕙为风,洒芳襟兮袭轻风”,显系妇人形象。传为吴道子所绘的“观音画像垂缨带钏,亦为女身无疑”。另据传,初唐时南山律师道宣,曾向天神问观音的缘起,天神告曰:观音菩萨原来是过去有个国王庄王的三女儿妙善,修道而成。并且言道:汝州香山寺,就是妙善出家修行,最终修成正果的寺庙。据此,国学大师俞樾判断:观音菩萨为女身,在“唐已盛行”。这位大慈大悲、急人难、救人危的观音菩萨,演变到了“盛唐”时,依照善男信女的信仰心理需要,终于神秘地完成了向慈眉善目的白衣柔美女子形象的转化。而到了宋代,这一“转化”则进一步普及到了全国。

 

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翰林学士蒋之奇出守河南汝州。一次,蒋之奇出巡,来到本州的龙山香山寺,意外地见到了该寺僧人,他所呈览的唐代传本《香山大悲菩萨传》,即律师道宣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观音菩萨缘起事。这位文人出身的太守,十分倾慕佛法,见《大悲传》则甚奇之,视为可传世之典。遂应寺僧怀昼之请,于次年将此本《香山大悲菩萨传》加以润饰,鸠工勒碑,模刻于香山寺内。且在《大悲传》前,附以蒋之奇之《赞文》。碑首赫然题有“蒋之奇撰”、“蔡京书”。

 

国学大师俞樾在其《茶香室丛钞》中,曾援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以见证此事。

宋朱弁《曲洧旧闻》云: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5]

可以想见,在北宋时由翰林学士蒋之奇撰文,大书法家蔡京书写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隆重地树立在汝州香山寺内,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佛教盛事,定会轰动于一时,远近闻名。尤其在佛教信徒中,必然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二、《香山宝卷》的面世与观音信仰的普及

 

蒋之奇于元符三年(1100年)在汝州香山寺树《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证言观音菩萨乃庄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一事。曾经引起社会轰动。尔后仅四年,即宋崇宁三年(1104年),该碑文即已传到杭州,并且由杭州天竺寺僧道育,将“蒋之奇撰、蔡京书”的碑刻,重刻于天竺寺内,且冠以《香山大悲成道碑》名,以广其事。因此,《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吴越地区更广泛地流传。观音菩萨为慈祥女菩萨,原为庄王之三女儿妙善修化成道,则已成为世人共识。

 

《香山大悲菩萨传》中言:

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亲救父疾。

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施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6]

此后,则有人在“庄王”前面加“妙”字者,也有人在“庄王”前加“楚”字者,虽然说法不一,而且将此“国”所处的地域尽量西移,但那目的无非是在显示该《大悲传》真确不伪。可是,不管怎样,这位妙善三公主既然是在汝州香山寺修道成观音菩萨,就自然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着密切的乡土血缘关系,却是无可怀疑之事了。而经过此番神意诠释,则神奇而又巧妙自然地满足了中国信众(特别是女性信众)的信仰心理,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当我们梳理追踪印度佛经中的男身观世音,是如何在传入中土之后,逐渐演变成女性神祇——观音菩萨的过程时,发现《香山大悲菩萨传》在由唐及宋,由汝州移至杭州的流转变迁中,起着信息载体,这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令人惊奇的发现,我国迄今所知的第一部宝卷——《香山宝卷》,也与这本《香山大悲菩萨传》有着不解之缘!

 

原来《香山宝卷》,是否可以确定即是卷首题记所言为“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持有疑惑,认为“题记”属于神话传说,不足作为凭据;有人却径直予以否定,认为纯属伪托,无法置信。[7]对此,我国最早关注宝卷研究的郑振铎先生,曾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做出如下的评断:

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所作。普明于宋崇宁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示而写作此卷,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北平图书馆藏有宋或元人的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8]我于前五年,也在北平得到了残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一册。这是元末明初的金碧钞本。如果《香山宝卷》为宋人作的话不可靠,则“宝卷”二字的被发现于世,当以《销释真空宝卷》和《目连宝卷》为最早的了。[9]

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史》中,准确地缕述了宝卷从唐变文演变而来的历史,并颇有远见地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宝卷之已于那时(宋)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宝卷在宋代出笼面世的可能性。只不过对《香山宝卷》是普明禅师“受神之示”而编撰,这一具体案例表示了理性的怀疑罢了。对郑先生在科学考察中的远见卓识,笔者是赞同的。

 

关于宝卷究竟在何时面世,学术界有三种看法。其一就是郑振铎先生的看法,认为宝卷最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宋崇宁二年(1103年),不然就是“宋或元”,最迟也不晚于“元末明初”。其二是李世瑜先生的看法,认为宝卷“是起于明末”。他著文批驳郑振铎先生,说“郑著中根据一段关于《香山宝卷》的传说和《销释真空宝卷》、《目连宝卷》两种钞本的写绘形式就断定了宝卷可能起于‘宋崇宁二年’,不然就是‘宋或元’,再不然就是‘元末明初’,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故断定“无生老母的崇拜是起于明末,无生老母是秘密宗教的中心崇拜,宝卷是秘密宗教的经典,所以也是起于明末。”[10]其三是车锡伦认为:“据现有文献看,宣卷产生于元代后期。它同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及白莲教的发展有关。已知最早的一部宝卷是北元宣光二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年)蒙元脱脱氏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11]车氏这一看法则是参酌了郑和李两位先生的意见,既有纪年宝卷为证,又把宝卷与“白莲教”(即李世瑜所称的秘密宗教)结合在一起,似乎更稳妥可靠。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还是前辈郑振铎先生的推测,最具有缜密的学术眼光。因为郑先生的推断,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唐宋俗文学史的研究,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出来的。在唐代,许多寺院里,流行着由和尚说唱佛经故事的“俗讲”,而“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中间有说有唱。说唱的材料,大部采取佛经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采取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12]“俗讲”在长安曾非常盛行。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的记载,“九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淑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淑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13]而且,“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的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14]

 

用郑先生的话说,即:

“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故能号召一时的听众,而使之“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这是一种新的刺激,新的尝试![15]

 

这种为唐朝乃至五代广大民众喜闻乐见,颇为流行的“俗讲”“变文”,到了宋代却受到明令禁止。“从一些材料上证明,宋真宗时(988-1022年),曾经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16]然而,变文公开遭禁,宫观寺庙不允许讲唱,可民间百姓依然喜欢这种讲唱形式。于是,在瓦子里(即市肆)便有模仿起和尚、道士讲唱佛道经典的故事和因果报应之类各色艺人出现,以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后来的宝卷,就是由这类“讲经”、“说因缘”的手本演变而来。

 

用郑先生的话来讲:

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里,也记录着:“‘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弹唱因缘,童道以下十一人。”这是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直至今日,此风犹在。[17]

 

据此,郑振铎先生有据有理地作出了推断:“宝卷之于那时(宋崇宁二年)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以下依据本人的考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或者恰好就是历史真相。

 

根据《香山宝卷》题记,该卷是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受神人之示”,感悟而撰写出来的,时在宋崇宁二年(1103年)。考证这一年,恰好是杭州天竺寺重刻《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正式落成的前一年。更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汝州香山寺,主持撰文立《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的太守蒋之奇,也恰好在崇宁元年(1102年)十一月至崇宁二年(1103年)十月调任为杭州知府。[18]

 

据《宋史·蒋之奇列传》载:“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绍圣中,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符末……责守汝州。……崇宁元年,除观文殿学士,知杭州。”[19]

 

蒋之奇于崇宁元年来杭州任知府、上天竺寺僧普明于崇宁二年撰《香山宝卷》、天竺寺于崇宁三年《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重刻落成。这三件事依次相继发生,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否。其中必有某种历史的因果机缘在!

 

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考察,《香山宝卷》题记所言,上天竺寺普明禅师所谓“受神人之示”,显然是受到汝州香山寺那本为天神传示,且由太守蒋之奇撰文刻石立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启示而已,其有他哉!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翰林学士蒋之奇。他不仅全力襄助《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汝妙香山寺树碑这一善举,还在于他趁崇宁元年(1102年)调任自古繁华的杭州任知府之便,特别把自己撰文、蔡京书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携带到任所,且将传扬此《大悲传》视为重大功德,散播于杭州佛教界知名人士。尔后才有天竺寺主持僧道育见碑文大悦,遂发愿把香山寺原碑,重刻于寺内这件大事的发生。同时,可以连带推想,《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妙善故事,也深深感动了该寺中善于讲唱佛教故事的普明禅师。他遂依据该《传》故事,敷衍编撰成流传后世的《香山宝卷》。以上的推理,应属合情合理,可谓是对“神人之示”这一神秘“托词”严丝合缝的解读。

 

至此,我们根据这一珍贵史料的发掘,完全可以将郑振铎先生的“可能性”,更正成“现实性”啦!也就是说,《香山宝卷》题记“宋崇宁二年普明禅师编集”,虽有神秘的“受神人之示”的托词,似神话传说,但那只不过是编撰者为了神圣其《宝卷》惯常的便通手法而已,丝毫不影响该《宝卷》出笼面世于“崇宁二年”的历史真实性。而关于《香山宝卷》面世的具体时间,如实地确定为北宋崇宁二年这一判断,也必将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宝卷的研究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五代时后晋天福初年,僧道翊在白云峰下结庐修行,称“大名山房”(即上天竺寺址)。他在山中发现一发光奇木,遂请名工孔仁谦雕刻成观音像。其时,吴越王钱弘淑夜梦白衣人求其为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基建“观音看经院”,在天福四年(939年)五日建成,遂将放光木刻观音像请入供奉,是为上天竺寺之始基。至后汉时,又有僧人从勋自洛阳带来佛舍利,置于观音像头顶。于是“妙相庄严,端正持好,尽放白光,士民崇敬”。

 

北宋咸平初,浙西大旱,杭州知府以上天竺观音“灵异”,将观音菩萨像迎出祈雨,果真及时降雨,于是“观音灵验”之说不胫而走。此后,上天竺寺“观音灵验”,为民众倍加崇信,每每遇难祈祷,香火更旺。至宋仁宗时,特为上天竺寺亲书“灵感观音院”寺额,以示崇仰。大诗人苏轼有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颂赞观音。其诗曰:

蚕欲老兮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

由此可知,上天竺寺是一座专以供奉“灵感观音菩萨圣像”著称于世的寺庙。寺僧当然对观音菩萨格外虔诚护佑。所以才有道育特别及时地重刻《香山寺大悲传》碑事发生,而恰好是寺中禅僧普明编撰了《香山宝卷》,这本是当然之理,应有之义。

 

《香山宝卷》,在佛教界人士又称其为《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它是由文白与七言押韵的诗偈(间有五言、十言)交互叙述组成,没有后来成熟宝卷中常见的三、三、四字组成的十字攒(亦称十字佛)和曲牌,显示出带有宝卷初创时的“胎记”。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版本《香山宝卷》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本,卷首署有“天竺普明禅师编集、江西宝峰禅师流行、梅江智公禅师重修、太源文公法师传录”,出版单位是:“古杭州昭庆寺大字经房”。这清楚地证明,它已不是普明编撰的原本了。该《宝卷》经过此后多位禅师的加工,即所谓“流行”、“重修”、“传录”之类,其内容当已经历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故事情节当然更加符合中国普通信众的礼仪、风俗与口味。尽管妙善的父王,是“须弥山之西兴林国国王”,年号为“妙庄”,该国所在地更加模糊难测,但是三公主妙善出家的寺庙,却赫然标明:“初在汝州龙树县白雀寺”,尔后历经艰难曲折,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的寺庙,则是“惠州澄心县之香山寺”,明确无误地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宝卷》中还演述了妙庄王得了重病,妙善公主全然不计较曾受父王的种种责罚迫害,甚至烧寺致死等极大苦痛,出于一片至诚孝心,自愿舍双眼、双手搭救父王,使妙庄王大难不死很快痊愈。国王因此受到大感动,遂推位让国率眷属,前往香山寺礼佛修行。而妙善自己也因此受善报,由现手现眼而长出千手千眼来。谓“舍双眼得千眼报,舍双手得千手报”。这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的来历。而后世在我国各地信徒隆重纪念的观音诞日(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日),皆是与妙善出生、出家与成道日相同一致。这就有力地证明,中国的佛教信徒,都将妙善三公主在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看作是确定无疑的事,一体遵奉无疑。

 

宋代以后,观世音的传记,屡有人重写,最著名的是元代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之妻管道昇居士所撰《观音菩萨传略》,并镌刻于碣石之上,流传甚广。该《传略》云:

观音生西土,讳妙音,妙庄王之季女也。将笄,王以三女觅赘婿。长妙因,次妙缘顺旨,妙音以忤王被贬。后王病疮濒死,乃自幻形为老僧上奏:非至亲手眼不可疗。王以二女为至亲,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长济度生灵,一启口必可得。”王使臣从仙长求,即自断剜其两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见仙长,果无手眼。吁叩天地,求为完之。于是叙父子之情,极欢。劝王修善,王从之。

然而,管夫人的《传略》多在文人学士中传布,远不及《香山宝卷》通俗易懂,情节动人,不仅在善男信女中狂热传颂,并能在平民百姓中流布。所以,《香山宝卷》不胫而走,迅速流向全国。不同版本《香山宝卷》一印再印,抄本更递转传抄,可见社会需要之广。据近年车锡伦所编《中国宝卷部目》载,仅《香山宝卷》前后竟有三十五种版本和抄本(实际上当不只此数),可谓洋洋大观,传布极广。[20]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宝卷、戏剧、小说、唱本也纷纷面世风行。如《观世音菩萨普度授记归家宝卷》、《观音送子宝卷》、《观音大士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鱼篮观音宝卷》、《观音十二圆觉》、《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观音十叹宝卷》和《普陀观音宝卷》等。戏剧有《香山记》。小说有《南海观音全传》、《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等。

 

据考,这些宝卷、戏剧、小说,大多出自江南,特别是吴越地区。而且在吴越地区特别流行宣卷、演唱不衰。即使到了近现代,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内,都还在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在不少地区,如江苏的靖江,宣卷活动又重新恢复。

 

主要是由于《香山大悲菩萨传》和它的通俗说唱形式的《香山宝卷》广泛流传、深入影响,几乎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遂使原来佛经中男身的观世音菩萨,演化成妙善三公主在中国的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女身观音,而且进一步幻化为身披白色中式长袍,手拿插有杨柳枝净瓶,美丽慈祥,仪态万方的南海普陀观音大士,受到亿万民众,特别是女性最虔诚的信仰崇奉。他们甚至不惜跋涉千里,也要赶到专门供奉观音的浙江普陀山顶礼朝拜!事实上,在我国广大群众中,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是不次于佛祖释迦牟尼,甚至达到了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

 

注释:

 

[1]《悲华经》。

[2]《癸巳类稿》卷十五。

[3]晋代谢敷曾作有《光世音应验记》,传于傅缓,后因孙恩之乱散失。傅缓子傅亮追忆七条,再南朝宋人张演又追忆十条,集成《续光世音应验记》。此三书中国久佚,赖日本佛寺发现镰仓时代古写本,始知此书原貌。详见孙昌武:《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华书局,1992年。

[4]事实上,观音称号早在东汉末年即公元185年(中平二年),就已出现在支曜所译的佛经《佛说成具光明定慧经》中。不过在唐太宗后,称观音者则更为普遍,几乎成为定式而已。

[5]《茶香室丛钞》卷十三。

[6]宋朱弁:《曲洧旧闻》。

[7]参见车锡伦:《中国最早的宝卷》,认为《香山宝卷》题记只是托词,并无足够的凭据。实际上,宝卷形成没那么早,而要晚近得多。文章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3月。

[8]判定《销释真空宝卷》为宋或元人抄本,大误!据考证此抄本肯定为明代宝卷无疑。——本文作者

[9]《中国俗文学史》,第479页。

[10][14]李世瑜:《宝卷新研》,《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1957

[11]《宝卷和民间信仰》,《吴越民间信仰与民俗》,第298页。

[12][16]《敦煌变文集·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向达:《敦煌变文集·引言》,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中国俗文学史》第150页,文中引文见唐赵遴:《因话录》。

[17]《中国俗文学史》,第478-479页。

[18]参见[]杜德乔著,李文彬译:《妙善传说》,第22页。

[19]《宋史·蒋之奇列传》卷三至四十三卷。

[20]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仅《香山宝卷》,前后竟有三十五种版本和抄本,可谓洋洋大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世界宗教研究所卷》,方志出版社20074月出版)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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