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宗教文化史是中国宗教文化史的缩影，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建筑、艺术、文化、书法、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已经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述。

无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还是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宗教文化，在北京地区传布过程中虽然有过碰撞，但是，却在碰撞中交融，最终因其植根于北京民众中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得到发展，构成了一部多元和谐共存的北京宗教文化史。在北京宗教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来没有因为信仰价值的差异、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导致宗教之间的争斗。这正是北京宗教文化史的特质。

北京是一座汇聚中国悠久宗教文化的城市。从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葬、琉璃河商周遗址的祭祀区域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燕齐方士，从京西潭柘古寺到唐代幽州的天长观，从辽代牛街礼拜寺到元代房山的景教十字寺等等，在历史长河中连绵不断，形成了多种宗教文化元素组成的北京宗教文化体系。

1933年至1934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发掘发现的“北京山顶洞人的墓葬”，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宗教遗迹。山顶洞人的宗教遗迹不但揭开了北京宗教文化史的序幕，而且也揭开了中国宗教历史与文化萌发的篇章。

从古至今，中国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以及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在北京这块沃土上自由繁衍和发展。外来的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亦相继在北京地区传布，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中。作为宗教精神的载体寺观教堂，在京郊大地上层见叠出。北京宗教文化成为北京城重要的标志之一。

道教

道教自东汉中叶形成后，便在北京地区传布。传播过程中，仙真高道、名流隐士辈出。唐朝开元年间，天长观在北京地区落成后，便揭开了道教各个派别在北京地区建观传道的历史。北京道教宫观种类繁多，除关帝庙、龙王庙、真武庙、娘娘庙、土地庙、火神庙、财神庙外，还有七圣祠、五圣祠、三圣祠、九圣祠、药王庙、吕祖宫等，以及二郎庙、二圣庙、九天庙、山神庙、天齐庙、天妃庙、文昌庙等。仅北京地区的关帝庙就有三四十种称谓，如忠义关帝庙、万寿关帝庙、重兴关帝庙、五岳关帝庙、三财关帝庙、护法关帝庙、护国关帝庙、倒座关帝庙、大马关帝庙、五显关帝庙、立马关帝庙、双关帝庙、九圣关帝皂君庙、九圣关帝庙、关帝五显财神、关帝鲁班庙、保安关帝庙等，这些道教宫观承载着厚重的北京道教文化，见证了北京道教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

白云观的建筑格局是道教宫观的建筑典范，采取八卦方位布局，有明显的中轴线，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另外，白云观以收藏道教文物最丰富、保存最完整而闻名中外。珍藏在白云观三清阁殿内的明版《正统道臧》如今已成孤本。明版《正统道臧》、唐代石刻老子像、石刻《松雪道德经》不但是稀世的道教艺术珍品，而且是白云观的镇观三宝。白云观山门上悬挂着的“敕建白云观”匾额，也与其他的寺庙宫观不同。匾额由生铁铸造而成，是当年明英宗特地赐给白云观的。白云观内丘祖殿的宋代木制巨钵，又称“瘿钵”，号称钵中之王。巨钵，是清朝雍正皇帝赐给白云观的供品。当时曾有上谕：“庙中他日有绝粮乏食之时，道众可舁此钵从正阳门入皇宫，宫中必有赐给”。白云观珍藏的历史文物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折射出北京道教文化史演进的历程。

东岳庙是与白云观齐名的另一座道教宫观。其久远的历史、旺盛的香火、宏伟的建筑、显赫的地位，成为北京道教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环。东岳庙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的第一大道观，以庙里的碑刻而闻名中外。京城至今还流传着“东岳庙的碑刻数也数不清”的说法。在东岳庙多达163通碑刻中，最著名的是由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书撰额的《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师张公碑》，俗称“道教碑”，是东岳庙的镇庙之宝。东岳庙的碑刻多，趣闻也多。“机灵鬼儿，透亮碑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儿”就是老北京人的顺口溜，讲的是东岳庙里的4块碑。东岳庙里现存的为数最多的香会碑刻，记载了北京香会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是北京道教文化重要的文物。

京西妙峰山和京东丫髻山上的建筑与碑刻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历史价值。北京形形色色的道教宫观不仅记载了北京道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且记载了其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丰富多彩的北京道教文化的物质体现。

白云观壁画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佟洵摄）

佛教

潭柘寺是北京最古老的佛寺，在晋代名嘉福寺，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虽然说法过于夸张，却也反映出潭柘寺历史与文化的久远。由于历代王朝对佛教的推崇，京城内外佛寺比比皆是。至民国年间，北京地区拥有上千座佛教寺庙，故北京有“寺庙甲天下”之称。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统计：北京登记在册的寺庙为1631个。另据1947年北平市政府统计，当时全市城区和郊区的寺庙为1920座。北京拥有的古刹，居全国都市之首。北京地区的佛寺不仅历史久远、建筑宏伟，而且形式各异。如唐太宗赐建的法源寺、元代修建的白塔寺、明代的大钟寺、清代的西黄寺和雍和宫等，充分体现出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这些佛教寺庙不仅是北京佛教文化物化的形式，而且具有传播和承载北京历史文化的功能。

北京佛教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体现在典雅辉煌的寺庙建筑、神采奕奕的造像和精湛的佛教艺术品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生长周期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上的奇姿异彩的古树上。潭柘寺殿宇巍峨、建筑气势宏伟，寺内的古树多在千年以上。寺内清、奇、古、怪4棵松树姿态各异，最令人叫绝，成为潭柘寺重要的文物之一。戒台寺内的抱塔松、卧龙松、九龙松、活动松、自在松，形态各异、枝干槎丫，不论寒暑，傲然挺立，使戒台寺以松树而享誉京城。

北京最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当属房山区云居寺收藏的已逾千年的1.5万余块石经。云居寺内全部经版镌刻的佛教经典达千万字以上，使其成为世界佛教典籍的石书库。石经上汇集了千百年来无数雕刻家和书法家的字迹，字体风格各异、结构严整、蔚然壮观，是书法艺术中的精品，是历史留给人类的稀世珍宝。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称房山石经为“国之重宝”，珍藏石经的云居寺为“北京的敦煌”，被誉为世界七大石窟之一。云居寺石经的发现，是继陕西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的又一世界奇观。1981年11月27日在云居寺雷音洞内发现的贮藏千年的“佛舍利”，更是世界珍宝。云居寺内的石经和佛舍利是中华文明的骄傲。

北京地区的佛教寺庙不仅承载着其法脉的传承，而且是文物荟萃的艺术宝库。雍和宫万福阁里的白檀木大弥勒佛，堪称北京佛教文化精华之最。同时，也是“世界独木大佛之最”。令人惊诧的是，这尊大佛神态雍容而雅，体态雄伟，抬头仰目观望着佛首，恰有落冠之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惊讶地赞叹道：“它给了我美的享受”。雍和宫独木大佛与寺内金丝楠木的佛龛、用紫檀木雕刻而成的五百罗汉山，堪称木雕制品的三绝，是中国古代艺术家的杰作。除此之外，雍和宫里的唐卡、三光毛毯、喇嘛碑、亿万年前凤眼香等，件件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故雍和宫被称为北京佛教文化的博物馆。

北京的佛塔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品。房山区石经山上的4座唐代石塔，是中国保存完好的唐代石塔。塔壁浮雕像形态生动，雕工精美，既玲珑秀丽，又简洁朴实，是难得的唐代艺术珍品。矗立于西城区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是一座典型的辽代密檐式佛塔。梁思成先生称赞天宁寺塔“富有音乐的韵律”。阜成门内白塔寺内的白塔，不仅是一座罕见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而且是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结晶，它渗透着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的血汗。西黄寺内的清净化城塔，亦称班禅塔或六世班禅的衣冠塔，它记述着清朝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洛桑丹贝意希的深切缅怀。清净化城塔是一座典型的藏式佛塔，用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其雕刻晶莹端秀、脱俗新颖、气势不凡，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每一景物又都生动细腻，整幅画面呼应配合，连成一气。北京的佛塔不但历史悠久、形式多样，而且是我国建筑家创造性地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艺术品。

北京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艺术，亦体现在壁画、雕刻、造像、音乐之中。北京法海寺壁画，堪称佛教艺术的瑰宝，是北京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法海寺大雄宝殿内的10幅明代壁画，距今已有560年的历史，是古代壁画中极为罕见的珍品。法海寺壁画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在壁画里的杰出代表，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另外，由清代著名画家傅雯奉乾隆皇帝谕旨为皇太后祝寿所作的指画《胜果妙音图》，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广济寺内，是目前国内外最大的一幅指画，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文物价值。今海淀区温泉西东儿营保存完好的大石雕佛像，雕刻的是拓拔圭引导民众拜佛的景象，记载了北魏时期的佛教与文化。北京智化寺的“京音乐”是中国僧人创造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音乐的代表，带有浓厚的地域民间音乐的韵味，素有“京音乐”之称。500多年来，智化寺“京音乐”传承未断，至今该寺乐僧已传至26代，在演奏技巧与方法上，仍然保持着历史原貌，被称为庙堂音乐的活化石。在北京佛教文化的宝库中，造像、雕刻、绘画、经典、碑刻、音乐等，应有尽有。北京佛教文化演进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

潭柘寺山门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宋辽时期就传入北京地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穆斯林在北京城定居建寺的同时，北京伊斯兰教文化便随之产生。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在北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生长，与北京传统文化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从而成为北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载体，经过1000多年的演进与发展，自成体系，并成为北京城市文化中极其丰厚的民族文化宝藏。伊斯兰文学、艺术、天文学、医学、数学、建筑、书法等，以北京清真寺为中心发扬光大，同时也丰富了北京地区的宗教文化。

伊斯兰教中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历史悠久、书体繁多，在书法界享有盛名。阿拉伯文书法艺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毛笔体阿拉伯文书法以及各种各样的阿拉伯文匾额在北京清真寺内随处可见，中阿文字相互交融并用的“阿汉合书幅式”在清真寺内保留的也不少。上百年历史的手抄本阿文《古兰经》和《塞布盖》，雕版印制的《古兰经》，以及中文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古籍等，都珍藏在北京清真寺内。

牛街礼拜寺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一部阿拉伯、波斯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的《古兰经》（30本），这部《古兰经》是300年前一位中国阿訇用黑红两色、两种文字精心书写而成的，字体苍劲有力。北京东四清真寺珍藏的元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伊斯兰教历718年）手抄本《古兰经》一部，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罕见珍品”。

随着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传布，有不少伊斯兰教文物在北京清真寺内收藏。如明清时期白地蓝字的阿文“清真言”瓷牌，就珍藏在北京东四清真寺内，堪称中阿文化融合的佳品。牛街礼拜寺内的大铜锅、两座大香炉、黄绿釉细陶制炉瓶，三饰附香熏共4件，都是清代遗存下来的伊斯兰教文物。其中尤以细陶制品中的黄绿釉细陶制香炉最为珍贵，是一座极富中国伊斯兰教工艺特色的陶瓷器，穆斯林称其为“康熙炉”。康熙炉底座为绿琉璃釉黄心，中有经文赞言围于四面。从其外围经文正面横书的“敕赐礼拜寺”5个字来看，表明康熙炉是为牛街礼拜寺特别烧制的，因此这件文物更显珍贵。另外，牛街礼拜寺里中国独有的砖雕建筑文物“无眼兽建筑构件”独树一帜，康熙年间制造的“敏拜尔”、天棚藻井，都凝聚着民间的智慧，是中阿文化艺术的结晶。

牛街礼拜寺内有一剑石，曾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有人说它是“熔岩”，也有人说它是“流灌”，众说纷纭。这块保留至今的剑石，其形状挺拔、古趣盎然，且石质异贵，既点缀了寺院，又是一块难得的石器文物。值得一提的还有寺内收藏的一些石雕文物。如国色天香的汉白玉盆景盆，汉白玉浮雕龙头花卉荷叶翻卷垫石座墩，影壁石雕岁寒三友等，其做工独到、图饰考究，高度表现了中国绝妙的工艺和淳朴无虚的品格。

北京顺义区杨镇清真寺和牛栏山清真寺内，保存完好的伊斯兰教文物“铜汤瓶”和八人抬的“埋体匣”，是北京伊斯兰教文化本土化的有力佐证。

北京伊斯兰教文化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包括宗教信仰、生活习俗、饮食文化，而且还包括科技成果、建筑艺术、文物古迹、书法艺术、经堂教育等，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本身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是中阿文化融合的产物。从北京清真寺整体建筑来看，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木架结构，几进四合院，亦有明显中轴线。与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的建筑不同的是，北京清真寺建筑群的中轴线的走向多为东西方向，清真寺内的礼拜正殿和窑殿均坐西朝东，与中国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建制截然不同。北京清真寺建筑内没有任何动物形象的砖雕，多以几何图案和花草为饰，这显然是伊斯兰文化的体现。北京牛街礼拜寺“无眼兽建筑构件”从造型看，兽件像龙头，但细看却无眼睛等器官，眼睛部位被水纹浪花所代替，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忌讳“形象”。牛街清真寺“无眼兽建筑构件”不仅是北京伊斯兰教文化的物质体现，而且是独具特色的珍贵的砖雕建筑文物。

每逢开斋节，北京穆斯林都穿起节日的盛装，家家户户炸油香、馓子等食品招待宾朋、馈赠亲友，京城内每一座清真寺都成为欢乐的海洋。牛街整条街道都被穿着节日盛装的穆斯林和京城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如今，开斋节已经成为北京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牛街礼拜寺内古建筑群（资料图片）

基督宗教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宗教早在唐朝贞观年间就传入中国，从那时起，基督宗教就揭开了在中国建堂传教的历史。北京房山区景教十字寺的遗存，记述着元朝时期基督宗教（时称“也里可温教”）在北京地区传播的历史。由于基督宗教在元朝再度传入中国后，过多地借助于政治势力来寻求自身的发展，其结果必然要受政治的制约。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元朝败北后，基督宗教在北京地区的活动随之受到冲击而销声匿迹。当年基督宗教在元大都修建的教堂亦遭灭顶之灾。除了在今房山区修建的景教十字寺，因其地处郊外而幸免外，其他的教堂都随着改朝换代及政治风云的变化而荡然无存。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的碰撞、吸纳与融合，在明末清初时才得以在北京城建堂传教。康熙年间，因基督宗教与康熙皇帝发生的“礼仪之争”而引发的“禁教”政策，迫使传教士再次离开中国。

北京基督宗教与文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时期。伴随着近代基督宗教在北京地区的传布，基督宗教文化对北京固有的城市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除了一座座欧式的教堂建筑置身北京皇城中以外，还使北京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欧美国家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的思想对北京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使中国封建社会推崇的以皇权思想为中心的三纲五常伦理思想发生了动摇，西方学堂式教育亦悄然在京城兴起。

利玛窦创建的宣武门教堂，不仅成为展示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西洋琴、世界地图等西方科技的平台，而且成为中国人了解基督宗教及其文化的窗口。宣武门教堂的东、西两壁，由郎世宁所画的宗教历史画，以及其中取材于君士坦丁大帝题材的《人马凯旋图》，使西方绘画艺术落户北京。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了西方。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不仅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而且很注重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典籍。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就把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去。西方传教士还比较早地研究中国的《易经》，传教士白晋用拉丁文译著的《易经要旨》，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为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的科学创见提供了依据。北京基督宗教文化是西学东渐、中学西进的媒介与桥梁。

随着北京基督宗教与文化的形成，北京的婚俗、礼俗、民俗也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进入民国时期后，北京地区竟然出现了不用喜轿仪仗去迎娶新娘的礼俗，而出现了用花车婚嫁的现象。就连北京人固有的叩头、跪拜之礼也受到了冲击，亲朋好友之间大多免去了叩头、跪拜之礼，而改用了鞠躬、握手相互问候的礼仪。老北京传统习俗中那些旧习渐渐被新的礼俗所代替。由西方传教士创建的新式学校和神学教育亦在京城陡然兴起，西方的教育思想与模式伴随着基督宗教的传布也传入到北京。北京的私塾被新式学校所取代。每年的圣诞节来临之际，京城里每一座教堂更是人山人海，洋溢着节日的欢乐。北京基督宗教文化使北京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更加多姿多彩。同时，也使其时代特色得以凸显。

利玛窦创建的宣武门教堂（资料图片）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

（来源：2016年6月2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