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文献形式，因其突出的文物与文献价值而深受中外收藏机构的珍视。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大量石刻及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国境，散落于世界各地。正如罗振玉在《海外贞珉录》中所言：“尝闻我关津税吏言：古物之由中州运往商埠者，岁价恒数百万，而金石刻为大端。”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就藏有很多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有着极大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丰富的造像形式

东洋馆一号展厅共陈列着32件中国古代造像，其中佛教石刻造像27件，建造时间集中于北朝至隋唐时期。从造像的内容来看，或为单躯的菩萨、如来立像，或是一佛二菩萨的组合。从造像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带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5菩萨立像，属石灰岩质地，建造于北齐天保三年（552）。长方形底座，四面镌刻铭文。造像通高2.57米，举身舟形背光，圆形头光与椭圆形身光及四周刻有莲瓣、蔓草及火焰纹饰，背光后面及侧面线刻有千佛坐像。菩萨修长，肩宽腰细，亭亭立于圆形莲台上。头戴宝冠，面相方圆，细眉秀目，小口薄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帔帛掩住双肩，于腹前打结后垂至膝下，下身着裙，衣服轻薄贴身，衣纹线条简洁。此造像摆脱了北魏时期的僵硬与古拙，更加体现了菩萨的柔美与慈悲形象，展示出精湛娴熟的雕刻技法，实属难得一见的北齐造像珍品。

第二，不带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6观音菩萨立像，隋开皇五年（585）建造，属大理石质地，方形底座。造像通高3.02米，菩萨立于莲台之上，头披道巾，垂于肩后，面相丰满圆润，神态安详。上身披肩袒胸，下身长裙，轻薄贴身，微有褶皱。颈佩璎珞，悬至衣裙之上，复于腹部绕搭两边垂至腰下，背面亦然。遗憾的是，此菩萨造像双臂残缺，不过仍难以掩盖其雕刻之精美。

第三，龛式造像。龛式造像数量最多，共15件，全部建造于唐代，其中，TC-719与TC-775为单躯龛式造像，而其他为多躯龛式造像。如TC-775十一面观音龛，建造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属石灰岩质，通高1.09米，宽0.34米，纵深0.13米。龛内立一菩萨，头顶有十面，自下而上三层，各为五、四、一面。腾腾向上燃烧的火焰纹形成尖顶舟形头光，头光两侧各有一舞动的飞天。菩萨发髻高束，额上整齐盘起，丝丝可见。面相饱满丰腴，双耳垂肩，细眉长目，神情安详。袒露上身，斜披圣带，披帛绕肩缠臂自然飘下。佩璎珞项圈、手镯等饰品，赤足立于束腰莲花宝座之上，右手上举持莲花，左手自然下垂持净瓶，法相庄严，精致细腻，颇具唐代遗风。

又如TC-720弥勒三尊佛龛，建造于武则天长安三年，整体呈长方形，高1.07米，宽0.73米，纵深0.16米。上方为饰有宝珠、莲花及飞天的菩提树盖，盖下弥勒倚坐于台座上，面目慈祥，神情自如。右手举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下置左膝盖上，双足各踩一小莲台，两侧各有一蹲狮。主尊两侧为二胁侍菩萨，装束及身姿几乎相同，均为束发结冠，袒上身，佩戴璎珞项圈、臂钏、手镯等饰品，下着贴身薄裙，赤足立于莲座之上。

曲折的文物流向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十分精美，几乎件件都是珍品。这些佛教造像原本存于中国西安宝庆寺、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以及邯郸响堂山石窟等处，清末民初时被一些不法之徒贩卖劫掠，流出境外。

近人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对龙门石窟中随处可见的断手残足、支离破碎的石刻雕像慨叹道：“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土人斫佛头置筐篮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数十金。龙门洛阳山壁间法像断首者累累，且有先盗佛头，后运佛身，以其残缺，视为废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价。残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

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人早崎梗吉游历陕西，发现宝庆寺佛殿砖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绝伦的造像（原属光宅寺，明代因寺废而移入宝庆寺）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结主管人员，最终在光绪二十八年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其中15件至今仍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

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的永野清一、长岛敏雄非法“调查”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与龙门石窟，次年又前往大同云冈石窟。此类活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共进行了八次，每次过后，总是伴随着石刻精品被肢解、盗凿，偷运出境。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TC-737菩萨头部与TC-449如来倚像原存天龙山，如来坐像（未编号）与TC-408如来头部原存云冈石窟，如来头部（未编号）原存响堂山，TC-465菩萨头部原存龙门石窟。

重要的学术价值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建造于武则天长安年间的TC-718、TC-720、TC-767、TC-768、TC-769与TC-775，都刻有造像题记，因其供养人分别是姚元景、萧元昚、高延贵、韦均、李承嗣与德感，故又被称为《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武周时期存世的史籍相对较少，故这对于该时期的历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具体来说，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借此考查武则天造字。一代女皇武则天雄才大略，称帝后发起造字运动，创造了多个汉字，被广泛地应用在该时期的碑石刻辞中。《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中有数个武则天所造之字，如“闻夫香风扫地”之“地”，原作“埊”；“宝花雨天”之“天”，原作“□”。《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昌平县开国公”与“奉为国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一区”之“国”，原作“圀”。《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圣人之德”，“圣”原作“□”。

第二，纠正文献载录讹误。如《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载于王昶《金石萃编》卷六五、董诰《全唐文》卷九八七、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一三二与《全唐文又再补》卷九。笔者以原石为据进行勘对，发现其存讹误：原石“粤以大周长安三年九月上五日”，而《全唐文》《金石萃编》《全唐文补编》《全唐文又再补》均误“上”为“十”；原石“弥勒下生”，而《金石萃编》误“弥”为“珎”（珍）；原石“六万仙人之供养”及“奉为七代先人”之“人”，《全唐文又再补》误为“生”；原石“前扬州大都督府、扬子县令兰陵萧元昚”，《全唐文又再补》误作“萧元春”；原石“留犊三江，还凫八水”，《全唐文又再补》误“八”为“入”；原石“雕镌就毕”，《全唐文又再补》误“雕”为“调”；原石“无边功德，即开方石之容”，而《全唐文补编》误“边”为“遏”，《金石萃编》与《全唐文又再补》误“即”为“既”；原石“希证恒沙之果”，而《全唐文又再补》误“恒”为“垣”。

《全唐文又再补》卷九《萧元春造弥勒像记》后注云：“日本细川护立藏宝庆寺石雕。转录自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实际上，此石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全唐文又再补》之所以存有数处讹误，可能是作者据《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识读刻辞时因图片不清而致。由此可见，文献典籍中的石刻铭文或存有讹误，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时，首先考虑实物或拓片资料，避免人为抄录讹误。

第三，了解武周时期的佛教盛况。武则天称帝后极力扶植佛教，兴修佛寺，镌刻造像，《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便是在如此背景下建造的。德感，太原人，奉召入长安，充任翻经僧，深得武则天的信赖。作为武周时期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德感于长安三年为女皇建造长安光宅寺七宝台。造像记中，德感题衔“检校造七宝台、清禅寺主、昌平县开国公、翻经僧”，正印证了史籍记载的真实性。德感怀着“伏愿皇基永固，圣寿遐长”的愿望，不遗余力地建造七宝台，召集了大批当世技艺绝伦的画工塑匠参与其中，故所建造像个个精美绝伦。

武周时期是唐代佛教的黄金时期，在武则天崇佛的带动下，社会上造刻佛像、开窟凿龛蔚然成风。究其所发愿心，或为国为民祈安，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伏愿皇基永固，圣寿遐长”与《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上下平安”；或为先人尊亲、众生万物祈福，如《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为七代先人，爰及四生庶类”，这都体现了佛教对当时社会影响之深。七宝台造像作为盛唐时期皇家雕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当时佛教造像艺术及佛教发展状况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来源：2017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