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教是印度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一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自产生以来，一直表现出向周边地区和平辐射的良性传播状态。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一是印度僧人以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怀向周边地区的人民和平传播佛法，二是印度之外的各个地区的人民前往印度求取“真经”。这种双向互动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佛教与中国之间的双向互动，造就了中国佛教的特殊性表现，此即佛教的中国化或中国的佛教，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的民族性格。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的不同表现形态，并没有完全消融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如儒道或苯教之中，反而在儒道思想不断更新并逐渐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佛教的独立性，或者取代苯教成了藏蒙等民族的主体信仰。换句话说，中国的佛教始终体现着佛教的核心思想，也就是“普遍性佛教”的基本特征。所以，唐代创立的禅宗，近代兴起的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标志性理论形态，均是既契机又契理的佛教，始终体现着佛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佛教的特殊性表现

打开世界地图观察当今佛教信仰人口的空间分布，中国是重中之重；打开中国地图观察中国佛教的空间分布，中国也是世界三大语系佛教共存共荣的典型地区。佛教经籍卷帙浩繁，内部派系林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不同的时代也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中国佛教虽然语系齐全、派别众多、历史悠久，但总体上却呈现出和谐共存的文化形态，这是中国佛教特殊性的典型表现。

（一）汉传佛教的特殊性表现

汉传佛教特殊性的表现，有以下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抱负，极为相似。自公元前传入汉地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与汉地原有的儒家、道家或道教思想不断冲突、融合，有过隋唐时期开宗立派式的辉煌，也有过宋代以后逐渐被边缘化的“衰落”，逐渐渗透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具有明显的“客随主便”似的文化特征。也正是这种“客随主便”，使得儒佛两家不断协调，为佛教中国化开辟出了康庄大道！这条道路，重视发掘佛教内在的与儒家文化相适应的思想要素，从而寻找儒佛两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同，但汉地中国人对于大小乘佛教思想的抉择，就是一个明显例证。佛教讲解脱，但大小乘佛教讲解脱的方法不同，小乘佛教的“自了汉”思想在汉地就难以引起共鸣，而大乘佛教在“普度众生”中实现自己解脱的“菩萨”精神，则引起了汉地佛教信仰者的广泛赞许。不管是天台宗、华严宗，还是禅宗、净土宗，都是从不同角度弘扬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佛教宗派。而且，随着三教并立、乃至三教合流的发展，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更是逐渐融合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之中。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成为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南宋孝宗皇帝赵昚“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样的话，尽管概括说明了儒释道三家的不同侧重点，但三家致力于身心和谐、社会和谐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二是佛教“觉悟”的思想与儒家“修身”的思想相当合拍。佛教的“觉悟”，是生命主体的自我觉悟；儒家的“修身”，是生命主体的“求仁得仁”。尽管二者对“生命主体”的理解不同，但就“人道”而言，却是比较彻底的“人本”立场，没有外在于人的“造物主”。自己的终极解脱，依靠的是自己的主观努力，依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在佛教这叫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在儒家这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或“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表达的都是“内在超越”的修行路线。

三是佛教的生死观与儒家的生死观，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如果说佛教修行者看重的是精神的解脱，表现为对肉体轮回的“断灭”，儒家所追求的“三不朽”实际上也是精神“解脱”。不过，儒家的精神“解脱”较少“宗教”的意味，更主要表现为“人文关怀”。宋代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揭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说明了儒家精神“解脱”的着力点所在，用他《西铭》篇中的话说，就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活着，尽你自己的本分、能力做你该做的事情，这就实现了你的价值；肉体的生命终结了，那就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万物各有其太极，世界也自有其“气运之道”在，顺乎这样的“道”而生生死死，才是正常的状态。儒家的这种生命观，与佛教的三法印思想之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汉传佛教是儒家文化背景中的高僧大德结合儒家思想并对大乘佛教中某些思想特点重点发挥强调，这不仅是佛教“客随主便”的积极尝试，而且也是中国佛教“主人翁”身份取得的重要特征。佛教只有在与汉地主流文化即儒家人生观、社会观取得一定的会通之后，针对佛教的“华夷之辨”才可以逐渐淡化，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藏传佛教特殊性的表现

与汉地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相似，佛教在藏地也遇到了藏民族原有文化苯教的抵制，但与汉地佛教“客随主便”的结果不同，佛教在藏地征服了苯教，并在佛笨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成藏民族的主体信仰，具有明显的“反客为主”的文化特征。

藏传佛教的特殊性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1、藏传佛教尤其重视密宗

佛教传入藏区的时间，学术界一般界定为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传入的来源也有印度和中国内地两个方面。藏传佛教尤其重视密宗的原因很多，但有四个方面显得更为重要。一是藏民族原有的苯教信仰，本身就具有原始宗教的性质，具有多神信仰、自然崇拜的特点，这是藏民族一开始接受佛教传入的重要文化背景；二是佛教在藏地传播的内容，恰恰是印度大乘佛教后期的密宗佛教，大量印度佛教的密宗经典随着一批密宗大师一起传入藏地，为密宗佛教在藏地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三是印度密宗佛教与汉传佛教禅宗在藏地的斗争结果，加速了藏地佛教的密宗化进程；四是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制度、教育理念等各种原因，历史上藏地文化的控制权始终掌握在寺院贵族阶层手中，广大藏族人民的人文素质明显偏低，这也是导致藏地佛教盛行密宗的重要原因之一。

2、显密结合的格鲁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密宗佛教本身就蕴含着多种发展的方向，比如印度佛教密宗化过程中出现的强调“性力”等特点，所以密宗佛教在藏地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僧人不能够恪守佛教的戒律甚至腐化堕落，导致佛教社会观感的负面评价。宗喀巴为了扭转藏地佛教的没落风气，不仅提倡以服装改革为显著标志的“守戒”运动，而且认为藏地佛教没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僧人不重视对于佛教教义的了解，所以他大力提倡僧人学习经典，并创作了许多适合藏民族思维特点的佛学著作。经过宗喀巴及其弟子们的不懈努力，注重显密结合的格鲁派逐渐占据了藏地佛教的主导地位，成为深刻影响藏族社会历史的一种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格鲁派注重显密结合即人文理性与宗教超越性结合的特点，不仅影响到藏地佛教的其他宗派如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等，也对汉地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转世活佛的组织制度

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转世活佛的组织制度。这种制度的思想基础，无疑是佛教中的三身佛即法身、报身、化身（应身）理论，但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汉地抑或南传上座部佛教区域，都没有产生出转世活佛的思想及其实践。为什么在藏地却产生了这种制度呢？学者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探讨，兹不赘述。我们只是从转世活佛的认定、培养等一系列流程中可以看出，这种制度在藏地却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稳定社会、特别是稳定社会上层统治集团的作用。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一旦被认定为转世活佛，不管其地位多么卑贱，经过寺院集团认可的十几年培养流程的系统培养，从少不更事而成为寺院集团的核心人物，一般情况下都会成为这个集团中极为重要的稳定因素。在藏地过去数百年特别是达赖、班禅活佛系列确立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转世活佛制度对于藏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政教合一制度

佛教传入西藏以后，逐渐受到上层社会的欣赏和支持。13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又逐渐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工具，通过对活佛、法王的册封、罢免实施对西藏的行政管理。上层喇嘛与世俗封建领主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17世纪格鲁派得势以后，更加强了神权与王权一体的僧俗联合专制制度，达赖、班禅成为西藏政治和宗教上的最高领袖，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最高权利的中心。此后的数百年间，西藏的政治是典型的神权政治，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均与藏传佛教有关；西藏的经济也与寺院密切相关，主导西藏经济的三大领主（政府庄园雄溪、贵族庄园格溪和寺院庄园曲溪）不仅寺院三居其一，而且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更居于主导地位，拥有对土地、草场等主要生产资料和对全体农奴人身的最高占有权。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西藏土地的38.9%，贵族和寺院分别占有土地的24.3%和36.8%；全藏寺院大约有27000所，僧侣12万人，占西藏人口的10%。目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人民的主导信仰，凝聚着广大藏族人民的精神寄托，依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何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独立自主、依法管理，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总之，中国佛教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性特点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佛教特殊性的主要表现。

二、佛教思想的普遍性内涵

纷繁复杂的佛教，都是佛教的组成部分。佛教之所以是佛教而不被称之为其他宗教，就因为佛教中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一贯之道”。综观佛教的历史与派别，慈悲、智慧、涅槃这三个词，在佛教思想中明显具有无可替代的“标签”价值，体现着“普遍性佛教”的思想内涵。

（一）慈悲是佛教的“圆心”

不管佛教这个“圆”画的是大小显密，还是南传、藏传、汉传，统统都紧密联系在慈悲这个“圆心”上。慈悲是佛教独有的概念，源自于佛教产生时期释迦牟尼对于当时印度社会的深刻思考。当时的印度社会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种姓制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也是一个列强混战的时代，因此平等与和平就成了释迦牟尼关注的核心，体现这两大关怀的核心词汇，就是慈悲。“悲”的意思是“拔苦”，要把众生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慈”的意思是“与乐”，你已经没有痛苦了，但还要让你更加快乐。佛家的慈悲，不仅要“自利”，而且更要“利他”；慈悲的对象不仅是人类，更要扩展到“六道”众生（天、阿修罗、人、畜生、鬼、地狱）。救苦救难的观音信仰、“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信仰，以及“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菩萨心肠，都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围绕着慈悲概念的展开，佛教又从缘起分析个体与众生之间的关系出发，进一步得出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淑世情怀。彼此之间的关爱，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式“信与爱”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儒家宗法血缘的“仁爱”基础和墨家“交相利”的“兼爱”基础上，而是奠基于个体的存在与周围人群、众生、环境之间的密切“缘分”、源自于深刻的报恩意识。换句话说，在佛教看来，慈悲应该是生命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也是佛教之为佛教的根本思想之一。

（二）智慧是佛教的“半径”

佛教虽然也被现代人划入“宗教”的行列，佛教虽然也有类似于“救赎”式的净土信仰，但佛教的“信”，却极有理性的特色。在佛教著名的“三宝”信仰中，“佛”被后人崇信的原因，主要在于历史上实有其人的释迦太子作为现实人身而觉悟的佛“法”正确而有效，以及释迦太子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好德性。释迦太子的做法并不是凡人遥不可及的造物主或神仙的专利，众生身边的“僧尼”都是世世代代追随释迦太子、学习释迦太子的具体榜样。佛教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偶像崇拜，不相信有终极的创造者，主张万事万物均处于因缘和合、缘起缘灭的自然主义状态。所谓三法印中对“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的反复解释，均透露着佛教对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等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诸法无我”的意思，就是万事万物都没有自我主宰的本质属性，都处于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之中，讲的就是“众缘和合”。“诸行无常”，讲的就是运动的绝对性，任何事物都绝对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呈现出相同的本质属性。20岁有20岁的青春活力，40岁有40岁的不惑魅力，60岁更有60岁的耳顺睿智，看清楚了这些，自然就会减少烦恼，时时刻刻活在当下、清凉自在。而且，佛教中的这些道理也并不深奥，没有人仙相隔、无从验证的苦恼，也没有几天创世、马槽产子的迷茫。“信”与“解”的密切结合，是佛教自许为“正信正见”的重要特征。此后的实践（“行”）与证悟（“证”），自然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小乘大乘、中观唯识，侧重点或有不同，但都体现出对智慧、对生命主体观照能力的高度重视。

（三）涅槃是佛教的“圆周”

在佛教中，慈悲与智慧，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即不成佛法，而且主张智慧与慈悲成正比，此即“悲智双运”。在藏传佛教中，这一思想则具体表现为男女双修的独特造像形式：女性彰显柔性慈悲，男性彰显刚性智慧，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佛教追求的修行境界。只有悲智双运，才有可能在生命的时时刻刻做到一切随缘、六时安乐。只有这样的活在当下，才有可能达到烦恼寂灭、清凉自在的涅槃境界。可以说，有了慈悲这个圆心，有了智慧这个半径，才有可能画成涅槃成佛这个圆。当然，这个生命的圆圈究竟能画多大，完全取决于生命主体的慈悲心与智慧力。心量越大，智慧力越强，成就的境界自然也就随之扩大。不同的生命主体都可以画自己的圆圈，不同的生命主体在不同的修行阶段也可以画自己的圆圈，但圆圈的大小却不是固定不变的。释迦太子的圆满，就在于他达到了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境界。一个个菩萨也具有类似的属性，但菩萨为了显示度脱众生的无量慈悲而发愿永驻世间。同时，为了彰显不同属性的独特特征，汉地佛教又进一步划分为大智、大行、大悲、大愿等具体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菩萨形象及其道场。所以，佛教对涅槃的诠释，也从早期部派“灰身灭智”逐渐发展到中观派中的“世间与涅槃不二”的认识，活着的时候只要认识佛法、实践佛法，只要悲智双运，都可以达到涅槃成佛的境界。

有了慈悲、智慧这些佛教的圆心、半径，佛教的解脱之圆也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大、小、汉、藏……概莫能外。借用印顺法师1940年所写《法海探珍》中的话说：“佛陀正觉的正法之流，适应人海思潮，展开了自由与谨严、自力与他力、平常与奥秘、浑括与严密等多种不同的风度；大、小、空、有，提示了种种不同的行解。在这万有不齐的法海潮中，波谲涛骇，也还有它内在的关联与条理。”基于这样的认识，印顺法师穷毕生精力矻矻以求，“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印度之佛教·自序》），揭举出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思想。“契理契机”四个字，既适合于禅宗，也适合于人间佛教，因为它有佛教民族性格等特殊性的表现，也具有“普遍性佛教”的思想特质，体现着佛教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来源：《法音》2010年第11期，引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