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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对拜物教的分析   2015年9月28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引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本文阐述了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对拜物教的分析,揭示了拜物教和商品社会的关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克服和超越拜物教的意义,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发展的动力以及宗教发挥的功能。

 

[关键词]物性化;拜物教;宗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完成于1922年圣诞节前夕,于1923年春天由柏林马立克出版社出版。《历史和阶级意识》不是一部专门的系统性宗教观著作,而是一部哲学著作。虽然书中仅有部分零散内容涉及到宗教,但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卢卡奇在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之前就提出了异化意义上的物性化概念,并使用这一概念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20世纪思想理论发展的重大影响也是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之后。[1]由此可见,在对异化理论的理解上,卢卡奇与马克思达到了非凡的共识。而宗教与异化的关联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思考之一。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书中亦触及到宗教与异化的关系,其从宗教意义上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其物性化理论基础之上的。

 

一、物性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拜物教的产生

 

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首先通过物性化理论揭示了拜物教的形成机制。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研读,卢卡奇发现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时,都会从分析商品开始。这一发现使卢卡奇意识到,通过了解商品关系的结构,可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客观形式,以及同这些客观形式相适应的主观形式的模式”[2]

 

卢卡奇认为商品结构本质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特性,从而其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即一种看来十分合理的和包罗一切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掩盖了商品的基本性质(即人与人的关系)的一切痕迹”。[3]这种虚幻神秘又难以捉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并非是随着人类史的诞生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商品形式逐渐“渗透到社会的一切方面,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铸造整个社会”[4],这一渗透过程使商品形式最终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物性化就产生了,即“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可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5]。可以看出,物性化与现实的商品社会以及与人的实践具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卢卡奇对物性化的诠释,可以看出人所创造出来的商品具有了独立的规律性,并站在人的对立面支配与制约着人的活动。这种规律性可以逐渐被人所认识和掌握,但并不能被人任意改变,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第二性质”[6]的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所创造的“第二性质”对人产生的控制力量越来越强大,人与物出现了颠倒的关系,人变成了它的奴仆并崇拜着它。于是人开始陷入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至此,各种各样“拜物教”的形态和观念就产生了。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拜物教所下的定义相呼应,马克思将拜物教同宗教信仰作了比喻,“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7]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指出了“人手的产物”和“人脑的产物”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的相似性,而且也揭示了拜物教与宗教信仰的内在联系。首先,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形式上来看,它们“充满超越性,它本身具有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宗教信仰观念,它把人的劳动产品对象化为超感觉的、异己的力量,使人们拜倒在它的面前,所以,马克思把商品货币拜物教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8]。”[9]再者,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是现代社会宗教继续存在的重要社会根源。宗教存在的最主要的社会根源是异己的自然力量和异己的社会力量的压迫。商品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的统治就是这种异己的社会力量,它是现代社会产生宗教观念的现实的‘世俗’机制。”[10]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这决不是可以用其他概念,用‘自我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来解释的,而是应该用一向存在的生产和交往的方式来解释的。……如果他真的想谈宗教的‘本质’即谈这一虚构的本质的物质基础,那么,他就应该既不在‘人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11]卢卡奇对拜物教与“物性化”本质关联的分析,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肯定及其自我理解的表述。

 

二、物性化意识:揭示拜物教产生的问题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卢卡奇指出“人的活动变得跟他自身相疏离,变成为服从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的商品,变成为恰恰与任何消费商品一样的,必须按照独立于人的自己的活动方式进行活动的商品”。[12]卢卡奇强调劳动过程的不断合理化和机械化是造成人的特性逐步被消除的基础,而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前提条件就是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的产生。[13]随着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生产的客体逐渐由一个整体被分割成为许多的组成部分。人作为劳动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与之相应地被分为许多的局部劳动,使人成为了各自“孤立的抽象的原子”[14],“他们的劳动能力对象化为与他们整个人格相对立的东西(这个过程已经通过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而完成),这种对象化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改变的现实。在这里,当人本身的存在被归结为一个孤立的粒子而被一个异己的关系所吞并时,人格只能处于无可奈何的旁观地位。”[15]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合理化的形成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通过把一个整体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而达到专门化。但是,专门化的局部劳动割裂了人与生产活动的整体的联系,分离了劳动同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和需要。正如卢卡奇所说的,“违背人的本性的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16]。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人的能力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导致了人的特性变为了物的性质,人与人的关系变为了物与物的关系。由于分工的专门化,人们无法看清整个劳动过程,并且无法意识到物的过程是由人自身所创造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性化不仅渗透到了人的世界,而且也渗透到了物的世界,掩盖了物的直接物性,使物的性质异化。卢卡奇认为,“当使用价值普遍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对象性,一种新的实体性。在偶然性交换的时代,它们不拥有这种新的实体性,这种新的实体性破坏了它们原有的和真实的实体性。”[17]如前所述,物性化使人创造的商品获得了虚幻的对象性,具有一种不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由于人不能完全掌控这种规律,就会产生出对这种未知事物的好奇、恐惧、甚至崇拜,也会产生出对这一规律认知的渴望。由此看出,物的个性的异化必然会反映到人的意识领域,造成人意识的物性化。这种“物性化意识”可以理解为“是对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的认同,是对外在规律和命运的服从,是主体的批判和超越维度的缺失”。[18]在物性化结构的社会中,物性化意识渗透了人的肉体和心灵,使人的可以作为商品进行出卖的能力与人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并使这种能力屈从于这种物性化结构。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情感和表达能力被归结为自动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并且它既同其‘所有者’的人格相脱离,又跟所掌握的题材的物质的和具体地情况相脱离。”[19]人的世界被这种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物”所掌控,人的价值取向和真实情感被淹没在这个物的世界使人很难去觉察和感知,而人的精神存在就陷入了拜物教的窘境。人逐渐迷失在了自己创造的这个“第二性质”中而无法真正体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本性。而蕴含在这一过程中的物性化意识则麻痹着人的思想意识,使人无法觉察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是一种拜物教的关系。这也是物性化结构“带给人最持久、最致命的危害”[20]

 

三、如何克服“物性化意识”?

 

马克思认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1]因此,要弄清不同历史时代下宗教信仰的不同特征,首先要弄清各种宗教信仰存在的不同的社会结构。随着各种各样的拜物教的出现,人的特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性化,以及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对人与生产活动的整体的分离,孤立的事实随即出现,而这些孤立事实的出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信奉的“事实”崇拜提供了条件。当前的社会现象被看作是固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将此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为在资产阶级看来,“根据永恒有效的范畴来理解资本主义本身的生产制度,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资产阶级必须把资本主义看作为由自然界和理性世界的永恒规律所预定要永存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必定把无法否认的矛盾视为与这种生产方式无关的纯粹表面的现象。”[22]因此,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对这种孤立事实的维护,使事实与现实、个体与整体分离,以便达到资本主义的永恒不变。这种资本主义永恒论最终也会导致宗教永恒论。

 

根据卢卡奇对物性化理论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在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经济规律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而是由“人手”创造的一种社会规律。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理解,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物性化的社会结构之所以实现,就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事实”崇拜的方法论,即“事实”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扮演最高的拜物教对象的角色”[23],而这些孤立的“事实”是脱离其历史和社会性质的。可以看出,这种非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背道而驰的。卢卡奇认为,“事实”崇拜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其实并不科学,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无法看到和说明其作为基础的事实的历史特性”。[24]并进一步指出,对这种方法论的崇拜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25]

 

卢卡奇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论述的时候,发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整体性”的范畴。[26]卢卡奇继而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而这种辩证的整体观则是“能够理解和再造现实的唯一方法”。[27]如上所述,“事实”崇拜脱离了历史过程,将直观的社会表象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事实,掩盖了客体之间的真正关系,使人无法剥离这种虚假的表象进而认识到社会关系中事物的本质,并使人产生一种颠倒的观念。卢卡奇提出,“只有根据这种联系,才能把社会生活的孤立的事实看作为历史进程的各个联系环节,并且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整体,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够有希望成为对现实的认识。”[28]马克思用更为形象的方式描述了如何用辩证的整体观去认识“事实”:“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29]由此可见,辩证的整体观能够揭去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这层面纱,了解事实的历史制约性,并把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放到总体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从而看清掩盖在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之下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这种概念才能解决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的认识,才能使我们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被某些人看作是必然的,但它们终究是假象。”[30]卢卡奇进而认识到了,“只有当已经打破了‘事实’的理论前提时,只有当把一切现象看作为一个过程时,才能认识到,我们所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是由过程组成的。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理解,事实只不过是一直是被打断的、被人为的孤立化和固定化的整个过程的部分和环节。这也说明,为什么未经物性化的任何痕迹所沾染的、并且类似过程的本质具有全部纯洁性的过程,应当是真正的、较高级的现实。”[31]

 

卢卡奇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克服和超越“物性化意识”的方法论,那就是辩证的整体观。他提出人所产生的颠倒的意识是由资本主义物性化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辩证的整体观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历史性,注重整体的意义,能够揭开物性化的面纱,打破这种颠倒的意识,使人恢复人类的本性,“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32]。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经济关系透彻的诠释可以作为分析各种精神生产形式的背景和基础,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发展的动力以及宗教发挥的功能,进而为我们解决宗教问题提供帮助。

 

注释:

 

[1][32]卓新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6227页。

[2][4][5][6][12][13][14][15][17][19]卢卡奇著,王伟光、张峰译:《历史和阶级意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486858690909092101页。

[3][16]卢卡奇著,王伟光、张峰译:《历史和阶级意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399-100页。

[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页。

[9][10]陈荣富:《<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史上的地位》,曾传辉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70页。

卢卡奇著,王伟光、张峰译:《历史和阶级意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18][20]王晓升等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

[22][23][24][25][26][27][28][30][31]卢卡奇著,王伟光、张峰译:《历史和阶级意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98761111915198页。

[29]《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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