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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梅:论海舍尔宗教哲学对象征主义的理解   2017年8月11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关于“雅典还是耶路撒冷”,西方文明在讨论哲学与宗教关系时对之有许多思考。20世纪著名的美国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为此对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即两希传统的关联及思想差异作了深刻而细致的剖析,他通过对象征主义的哲学考量而在理解两大传统的思想张力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分析象征主义的不足及缺陷出发,海舍尔向我们展现出希伯来《圣经》宗教传统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弥补了哲学理性思维的局限,从而说明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两大支柱均不可或缺,由此使西方涉及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得以深化。在当今时代西方科技文明昌盛而同时却面临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的困境之际,海舍尔有关象征主义的理论探究对反思当代文化的处境及走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海舍尔;理性;信仰;象征主义

 

理性精神肇始于希腊哲学,从中孕育出理性主义和科技文明;而以希伯来《圣经》为典籍的犹太教则是一神论宗教的源头,它的核心是对超然独一的神上帝之信仰,其宗教信仰历经磨难却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支柱。在当代科技文明昌盛之际,现代人却越来越陷入道德迷失的深渊,越来越面临生存的危机。理性与信仰的现实分离使人重新思考哲学与宗教关联上的深刻蕴涵,而如何从古老的《圣经》传统中吸取智慧,重新审视理性、科技与生存之道的关系,则是20世纪著名的美国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1907-1972)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探索路径。他对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即两希传统加以对比,认为西方文明的成熟及健康发展需要二者的平衡,它们各有侧重并起着不同作用,其对二者的思想差异亦作了深刻而细致的剖析。希腊哲学传统强调“知之优先”,“理解”成为其思想首选,而希伯来宗教却突出“行动”,以“德行行为的合法性”为首选,因而“首先是行动,然后是理解”,故此乃有着潜在的“反希腊”精神。[1]海舍尔主张传统与现代的连贯性,对于深受理性熏染的现代人而言,“上帝和人之间辩证的互动”则更为重要,因此其思想更强调“惊异、敬畏、超越和神圣”,称此为“需之必所需”。[2]但如何协调哲学与宗教二者的功能呢?海舍尔在此分析了象征主义的作用及意义,指出了其弱点及不足,他认为自己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审察在理解两希传统差异并对之加以弥合上会起到关键作用,而其对象征主义的哲学考量及透彻分析也会对当代人探索如何走出科技文明的困境提供一种重要的参照。

 

一、象征和象征主义

 

海舍尔对象征和象征主义的哲学思考始于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象征符号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由其“符号”或“象征”活动而构建出一个文化世界,人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在于符号或象征功能。相较于通常含义上的联结关系,卡西尔肯定和赞扬作为自发的创造性的活动的“符号”或“象征”功能,而在海舍尔看来,卡西尔的象征符号论由对象征符号化的倚重而掩盖了其中具有根本活力的事物,海舍尔将象征和被象征物的关系重新提出来,强调象征物对于被象征物的一种遮蔽或替代关系,“象征或象征物(symbol)乃是一种替代品,当头脑无法直接靠近它感兴趣的对象或没有直接的方式表述这一对象,就接受某事物作为替代放入原先感兴趣的对象的位置上。”[3]这就是说,当某一事物(被象征物)无法直接接近或表达时,它被置换为另一事物(象征物)并且代表了原事物(被象征物)。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在此亦处于某种象征与被象征的关系之中。哲学理性以清晰明确的表述却可象征那模糊、抽象的宗教信仰,其具体的概念实际上可以喻指抽象、超越的意境。从对象征的这一界定出发,海舍尔对象征物又作了进一步划分。他指出,象征物分为实体象征和概念象征两种。实体象征物又可根据象征物与原始对象的关系可以分为真实象征物和传统象征物两种类型。所谓真实象征物就是以可见的某物代表不可见的事物,以在场的某物代表不在场的事物,比如说,一个代表神圣的象征物是由于这一事物被认为神圣居于其中或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神圣的现实。所谓传统象征物则是被代表的某种实体不是由于象征物被赋予那一实体的某些因素,而是由于关系、联结或传统等提示了那一实体,比如一面旗帜。[4]由此,看似矛盾的理性与信仰、世俗与神圣则可通过象征关系而统一起来。

 

在海舍尔看来,由于概念思维的特性就在于它的抽象性,从现实中已经消逝的事物被转化为作为思想的对象,思想对象是关于事物的记忆。它将活生生的运动的、当下呈现的现实事物转化为头脑中的范畴,再对事物的一些共同特征进行抽象和比较。然而,知识的基础是当下事物的显现,后者是对于现在的意识。现在或当下事物的显现却无法通过本质抽象出来,作为独一无二的事物,它从来不仅仅是一般规则的表现,它的价值始终是无法简约的,它的意义大于普遍的本质。于是,个性与共性之间会产生张力,难以言表的意义超越其本质抽象和象征喻指。当我们越来越沉浸于智力的概念构造时,我们与现实相遇的原发处境就会越来越被淡忘。在海舍尔看来,当真理等同于智力的创造物,当人成为善恶的尺度,当以概念思维为特征的理解方式成为人们唯一的理解技术时,它就发展为象征主义。例如在康德哲学中,他力图证明由于知识总是以范畴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范畴是接受外在不可知之物的表象结构,因而客观现象总是以“好像如此”的方式表现出来,从“好像如此”到“确实如此”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中间显然有着隔绝,因此人们通过理性所得到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会是二律背反的。在海舍尔看来,康德的哲学理论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知识的一个典型代表。[5]

 

随着象征发展为象征主义,实体象征和概念象征二者产生出同样的效果,即原发事物(被象征物)渐被淡化或疏远、象征物渐被凸显或聚焦,这种象征实际上则出现了异化。对于这个象征化过程,海舍尔所特别强调的主张在于:原发事物(被象征物)无法接近或表现并不等于它可以完全被象征化,原发事物具有其不可约化、不可替代的独特存在和价值,此即绝对意义上的物自体。在海舍尔看来,我们通过当下的理解与现实事物打交道,当下的理解使我们获得洞见,使我们懂得快乐、美丑以及短暂易失的事物的意义;但从更深层来发掘,我们则会意识到当下的理解也会使人的头脑中存在大量的不知、困惑、惊异和彻底震惊,当下的理解在此乃具有不可言说者意识,而它正是意识的源头,故而给人带来“十足的震惊”。从意识的源流来看,人的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不是象征的技巧而是不可言说者意识,人之所以作为人的标志不仅仅是他发展语言和象征的能力,更是其区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震惊于无法转化为语词的事物的能力。不可言说者意识与陌生的现实之物打交道,是精神与现实相逢的第一域;而象征知识是通过概念抽象和逻辑运作将意识第一域的部分内容转化而来,因而是非当下的、延后的,是意识的第二域。不可言说者意识是前概念的、当下即时的、模糊的;而概念思维则是清晰的、滞后的。显然,前者深含宗教信仰之超越意义,而后者则是理性、思辨的具体表达。二者的关联则在于不可言说者意识经过概念思维的功能,结果部分转化为概念。这样,概念思维可前后相继而并行不悖,共同构成多向度的意识整体。而从根本上说,不可言说者意识应当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根源,其存在和意义从根本上不可为象征物所替代。

 

同时,概念象征化过程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简约化过程,它将意识在第一域即不可言说者意识中的内容加以规范而生成清晰的范畴,其中无法表现为范畴的模糊或超越的内容则被过滤掉了,意识第一域的内容只有部分转化为概念。此即不可为而为之,不可言说却言说。希腊哲学试图解答世界的终极问题,然而它使用的工具却是理性思维,理性在“知”的诱惑下将终极问题诉诸于观念化的本质知识,因而只能是一种简约或近似。哲学对现实的观照和探求演化为只有透过观念才能看到的“现实”,现实事物于此实际上已被简化为观念事物,简化的观念象征物则逐渐淡化、遮蔽、并进而取代了现实事物,由此导致了在终极问题探求上的偏差。“爱利亚学派的预设认为真实的存在没有变化,变化意味着腐朽,然而,这一预设的有效性只适用于反射于头脑中的某物。但现实中的存在,我们所遭遇到的存在,则意味着是处于运动之中。如果我们将存在设想为在万物之上或与万物分离的某物,我们或许会得出爱利亚学派的观点。一种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包含万物并作为万物之源的形而上学,却会发现将存在与行动或运动相分离是不可能的,这也就得出了神圣存在与运动之不可分的结论。”[6]海舍尔认为,西方哲学的本质知识论诉诸于观念认识,而它在终极问题的目标和思考方式之间却存在着不对等,对于真正蕴涵、统摄却超越万物的“形而上学”,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由于符号和象征是一种抽象构造物,故而不能等同于现实之真实存在;当我们的思想聚焦于象征物,我们与现实的当下相遇就被抛弃在我们的象征中,从而固步自封在自我编织的世界中。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逐渐发生思想与现实世界的隔裂。我们在抽象和象征中傲慢自大,不断对世界加以开发利用却忘记了其限度和对其必须尊重,而世界本身的限度与我们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将这种象征思维自诩为思想的深刻,却忽略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来自抽象和象征事物,而是在我们与活生生的现实之相逢中获得。现实的生命和真实的世界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尊重。当存在的根基、意识的源头、终极关怀等意义和价值越来越被边缘化时,这种认识上的偏失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及时纠正了。

 

由于近几个世纪以来对概念象征和象征主义的兴趣占据了思想主流,现代人往往从自身的理性思维方式出发去理解《圣经》。在海舍尔看来,《圣经》是在当下洞见中或不可言说者意识中理解世界,与现实世界直接打交道;而理性却以概念象征为导向,热衷于将现实事物观念化;如果二者由此代彼,双方也就往往失之交臂。由于理性与信仰处于意识的相容而不同的两种思想维度中,哲学理性精神要理解异于自身的另一种传统,就需要超越单一的理性思维方式,回到多维度的原初意识之中。人在不可言说者意识中与现实相遇,并非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恰如在康德哲学中“物自体”般不可企及;只是囿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错失了那个相交的点。人类的哲学史在不断演进,但当下现实的实在事物却明显地遗失在观念之外,这一偏失导致西方哲学史上《圣经》声音的缺失,而只有后者才正是回应和敞开当下现实实在的真正维度。

 

二、象征主义与《圣经》宗教

 

希伯来《圣经》中表示“象征”的希伯来词汇semel出现过五次,都是在否定、贬义的意义上出现,指一种偶像对象。这种具体崇拜形象在《圣经》中受到强烈谴责,被视为可憎之事,制造金牛犊便是一例。《圣经》先知对形象象征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如果一种宗教是由它满足人的象征主义需求程度来判断的话,那么,摩西应该被指责为影响了人的发展,‘十诫’也要改写。”[7]海舍尔指出,与哲学出于“知”的诱惑不同,宗教是从不可言说者意识出发,在此,犹太信仰面对世界的最高神秘,除了以敬畏作为对神秘的理解方式,没有其它任何事物能够解答终极问题,没有任何象征和科学解释能够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犹太信仰的终极问题是关于世界何以存在的充足理由问题,在它看来,象征和科学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象征和科学?它们从哪里而来?对犹太信仰而言,最高的神秘没有任何物化的体现,我们所有看到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只是有关我们所能领悟到的最高神秘和终极者的一种迹象和提醒。因此,敬拜某种形象在犹太教中是最为异化之举,如以金牛犊这一象征物来替代关于终极的信仰就是为《圣经》先知所坚决拒斥的。对此,海舍尔作了很好的总结,“象征代表其它事物,就其定义本身不是终极的。终极者无法转化为象征,终极者是象征的反义词。”[8]

 

《圣经》宗教面对和坚信的终极事物不是人的头脑自身的创造物,当它与现实面对面相逢时,它意识到人之头脑中的智力所见不过是深远的、尚没有开启的未知的一个表面,而其本真则无须借助人自己制造的术语和象征。卡西尔强调符号象征的重要性,但是在终极事物面前,与终极者的联系却不是通过象征这唯一的方式,人的独特性也不仅表现在象征功能上。《圣经》宗教与理性哲学的相异之处就表现为:《圣经》宗教不是头脑创造的象征物的总合,因为《圣经》中在现实意义上的终极者不是可被纳入思想观念中的事物。在海舍尔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实际上是在防止象征物对于现实洞见和不可言说者的完全取代,“宗教的实质作用会是,如果必须的话,就是防范象征化的一些形式。”[9]在自我的头脑和观念之外看不到任何事物,这种唯我论与《圣经》的立场是相反的。对《圣经》宗教之信奉者来说,对当下终极实在的信仰或洞见比所有哲学形而上学的反思都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前者的确定性是无法为象征物所取代的。

 

尽管在宗教与象征之间存在思想立场的殊异,但整个宗教历史上充满着偶像崇拜和反偶像崇拜、象征和洞见、象征作为目的和作为手段的斗争。海舍尔指出,早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之始,人们就已在考虑如何创造一个神的象征物,即一个可见的事物可以崇拜,以使人们遇到它的时候就会随时感觉到它的力量。人们开始根据头脑和想象力凭技艺创造出物质的东西来,艺术成为宗教的一个帮手。而在《圣经》先知看来,艺术代表的是人们庆祝上帝造物的一种意愿,人们可以通过艺术品赞美上帝的造物;但是当人们不满足于此,妄图表达上帝的本质、创造上帝的形象时,这些形象就是人自己制造的实体象征物,其艺术则出现偏离和异化。实体象征和概念象征一样,在它们妄图取代或占据终极的位置时,便与《圣经》宗教的立场相背而驰了。对应这种艺术创作,“犹太人没有化育出自己的有影响的艺术的一个原因在于犹太民族特别的精神气质,即‘反希腊’精神。”[10]

 

从象征的观念与宗教的联系之久远来看,象征主义不是现代的新事物。但在海舍尔看来,象征主义在现代担当的角色和任务的确发生了新的转变。由于现代以来象征主义成为理解宗教的最高范畴,人们内心已将宗教看作大致为一项象征性事物,也就说,我们可能无从认识宗教的真理,但是宗教对社会和人类福祉仍是有用的,以此应当保留,这就意味着宗教的存在仅仅是出于有用性而已。“早先象征和象征主义被视为宗教思考的一种形式;在现代以来宗教被视为象征思想的一种形式。”[11]也就说,在现代的象征主义这里宗教的根基被颠倒了,从前是象征主义以宗教为根源,现在是宗教以象征主义为根据。当宗教的现实根基和基本立场被抽掉后,它也就变为一种观念之物。对《圣经》宗教来说,如许的宗教不再是人和终极者上帝的关系,而成为人与自己的最高观念象征物之间的关系。

 

当宗教中的人与终极者上帝的关系被转化为人与观念象征物的关系,由于象征物并不能满足心灵的终极关切的需要,甚至扭曲了这种需要,因而就造成心灵和社会文化的荒芜,正如同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所意识到的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在海舍尔看来,象征常常就像玩具,它模拟现实,因为它所提供的情感满足而受到追捧。而这种象征主义的观念在与宗教联系起来时,它试图将信仰及其礼仪的意义长久存储和保持着,然而,它所实现的却是将信仰简约为对信仰的模拟,将先知的预言简约为文学,将神学简约为美学,它提供的只是一种观念享受,不需要回应和返还什么,结果它从不能将我们带入终极的关切和顺服中。象征主义对宗教的现实根基的取代,使它要么歪曲了字面意义为真的事物,要么亵渎了不可言说的真实;一旦我们心智的最深处被它占据,我们对终极信仰的渴求则会扭曲为仅仅渴望美学等类似物而已。然而,长久来看,由于象征物终究要依附于信仰根基中的意义,当信仰之根中的意义变得荒芜、陈腐时,象征物也就随之而死掉了。对此,海舍尔警告我们说,过多的或泛滥的象征主义将导致信仰心灵的死亡,对于寻求真理而言,象征主义是一个陷阱。[12]

 

如何化解象征主义造成的心灵的、甚至社会文化的危机呢?海舍尔指出,人类终极的需要是对生存意义的需要,这并不能由哲学一般地、象征地予以解决。象征的意义取决于洞见,缺少洞见的象征是不必要的包袱。象征之物使我们远离生存的根基而分散、隔离开来,而洞见则使我们回归生存的根基而凝聚、团结起来。在对生存意义的洞见中,我们懂得和奉行诚实、安宁、仁慈、谦卑,无论它们通过什么形式来表达,都可殊途同归。我们需要相信我们之所言,明白我们之所说,见到我们之所看,听到我们之所闻,这是我们生存中所面对的挑战,然而它们的根据在于现实的意义源头,而不是在象征符号中。我们需要新的洞见来理解意义而不是新的象征,象征问题的相关性是建立在这种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回应、解答我们面临的这种挑战中,象征主义的危机才可以随之而解。[13]

 

三、对象征主义当代意义的分析

 

作为西方文明另一翼的《圣经》宗教传统常被忽视。这种宗教传统在西方文明发展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怎样使我们的当代文化既吸收科技文明又维持这种双翼般的平衡呢?海舍尔对象征主义的上述哲学考量为我们思考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参照。

 

象征主义理论揭示出理性精神和科技文明的思考方式是通过概念象征来表现和掌控世界的,于此,概念象征物不但是我们的认识对象,我们还会将兴趣和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概念象征物上,使后者逐渐成为我们的关注中心和精神焦点。其结果是我们对自己主观创造力之外的事物越来越产生距离,世界的存在及其存在限度在我们的思想中也逐渐淡化,我们日渐偏离自己与世界存在的根基。这种偏失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在现实中的人迷失了生存的方向和意义,人只剩下肤浅的存在或表层的存在。

 

海舍尔通过这种对象征主义理论的阐发,还原出被概念象征所遗忘的终极关切,表明人自身不是封闭的,而是超越的;通过不可言说的意识之引导,我们可以与现时实在相联系。人的理性思维只是具有超越性的人的一个思维向度,在当下洞见中与终极实在相通才是一切价值和创造能力的源泉。由此,海舍尔还原了现实世界与意识相互联系,还原了意识的整体性和多样性而不局限于概念思维,他重新挖掘出当下洞见的存在意义之维度,对于在迷失于观念世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无疑具有点醒作用。

 

海舍尔关涉象征主义的哲学理论提醒我们,概念象征的过程是一个简约化过程,“不可言说者”的意识能力则是向现实存在本根的回归,二者前后相继而相容。不可言说者意识是与现实相遇的第一反应,是当下的,即时的,它是意识活力的源头,无法由其后的理性知识代替,是理性知识之源。返回和发掘这一意识层面是向存在之根的回归,思想和智慧扎根于这一深度根源中。在我们热衷于概念象征的时候,决不可遗忘它的深度根源。意识并非仅仅如理性与概念象征一样的镜像,而更有深层次与未知现实的相遇,这是关于活的现实事物的不可言说者意识,是意识深度之根,概念象征扎根于这一深度之根中。

 

根据海舍尔的思路,从这一深度之根生发的终极关切乃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万物有其生的秩序当活的万物和世界向我们发出召唤,要求我们了解和遵守生活的秩序和法度时,但我们却迷失在一个自制的幻境里而充耳不闻,那么我们就逐渐关闭了尊重和服从生存秩序和意义的精神渠道。这种对意义世界的尊重和顺从,正是虔诚的宗教生活的根源。反观我们当代的思维方式,我们以概念象征妄图把握世界的时候,却忽略了世界本身,它存在的条件和限度,我们对它所负有的责任。我们更忽略了我们本来具有的这样的意义意识能力,后者在我们热衷于抽象思维的过程中被忘却,我们沉浸于自我的愿望、沉浸于自我的主观之中反而迷失了本真的自己。当我们被不可言说者的意识能力唤醒,我们才意识到意义的丢失。哲学的本质论诉求沉浸在以观念所思考、探寻的世界,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渐趋隔离,导向一种自负而封闭的生存样态;“不可言说者”则引领我们沐浴在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光辉中,回归我们生存的本真之根,尊重和回报我们被给予的一切,同时意识到自我的限度。在这个意义上,终极关切也就是对世界负有的责任。

 

从当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来说,首先,它们是关于两种对于世界的不同设定和探索方式。科学探求宇宙的原因,它以因果范畴进行思考,因果律设想一个连续过程的原因和结果、一个不变整体的可变部分。而《圣经》则以两种完全不同、不可比拟的实体二者之间创造和被造的关系来理解世界,世界被视为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不是过程。创造的观念超越因果律,它告诉我们因果律从何而来,不是从自然界中借来范畴解释世界,它暗示究竟是什么使自然成为可能;其次,二者目的不同。科学的目的是探求事实和自然进程。宗教是从与终极者的关系中理解自然的有无;其三,它们是关于人的需要与被需要的不同。科学满足人的知识需求,终极问题回答一个人与终极者的关系问题,而是人被需要的问题,人被世界的终极存在所需要;其四,二者是关涉人生活于其中的精神秩序与物理秩序的不同。人生活在独特事件构筑的精神秩序中,而不仅仅生活在恒定过程的秩序中。洞见、决定、祈祷,对于空间事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生命是其中的焦点。时间中发生的事件无法简约为作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含有我们无法描述也无法解释的事物。事件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超出我们的解释范围,有个终极的意志需要我们的尊重。我们需要在事件与过程、在不可言说者与理性思维、《圣经》维度与科学之维的相继而相容、两两互补的关系中理解世界。

 

由此,我们通过海舍尔的上述论说而可在深度意识层面上去理解西方社会的两希文化格局。与希腊哲学的象征主义对现实和意义的疏离相异,希伯来《圣经》传统注重人和世界存在的深度之根胜于思想之果,看重精神中的未知事物胜于知识,它敬畏和遵循不可言说者维度的生存意义和秩序律令,而胜于理智沉思和逻辑论证。世界的存在系于不可侵犯的道德法则之中,在这一生存的深度之根中,知识、道德和智慧才能达至统一。《圣经》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西方哲学理性精神中的意义缺失,缓解了形式科学的危机,也为人类文化前进的方向立起道德的标识。海舍尔分析象征主义的宗教哲学理论将《圣经》宗教的活力之源——人的终极关切和对存在意义的需要——这一生存处境重新揭示出来,对于一个遗忘了自身处境的现代人,将重新认识到人面对的现实挑战,应对这种挑战,返回到人和世界被赋予的存在意义中。回到原点,回归初心,海舍尔对象征主义的理论阐述对于我们反思当代文化困境的启迪作用显然也是意味深长的。

 

注释:

 

[1][10][11]托利弗·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1129页。

[2]乔纳森·D·萨纳:《美国犹太教史》,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3][4][5]Abraham Joshua HeschelMan's Quest For GodStudies in Prayer and SymbolismAurora Press19541998p.130p.118p.128

[6]Abraham Joshua HeschelThe Prophet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2pp.262-264

[7][8][9][13]Abraham Joshua HeschelMan's Quest For GodStudies in Prayer and Symbolismp.119p.141p.135p.144

[12]Abraham Joshua HeschelMan's Quest For GodStudies in Prayer and Symbolismpp.142-143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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