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局部的、边缘的问题，所以，50年代到60年代，只有做宗教工作的人和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人关心它，一般的人不太关心，在学术界也没有宗教学这门学科。当时有一个总的看法，认为宗教是消极的东西，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文化，在我们新社会会很快地消亡，所以不需要研究。从党的政策来讲，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明确的，不过57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宗教受到了冲击。

在1963年有一个转机，毛泽东主席在一个文件里面批示，让全党研究宗教，批示的大意是，世界三大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而我们却没有认识。而且他还说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这个批示是说研究宗教和研究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批示后不久就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我是1965年北大研究生毕业，1966年春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两个月后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做研究工作。改革开放给宗教研究带来了一个春节天，1979年2月，在昆明召开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成为宗教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兴起的标志，社会对宗教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

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同志写了本书，名字就是《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后来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同志又加了一个“怎么样”。我的看法：“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宗教情况究竟怎么样？“怎么看”就是我们现在的理念观点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办”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我就按照三个“怎么”来讲。

　  一、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加，影响也在增加，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会遇到宗教问题；要对外开放，也会遇到宗教问题；要面对国际事务，一走出国门就会遇到宗教问题。宗教越来越强了，强到什么程度呢？2007年12月18日，胡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号各大报都有报道。胡总书记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我想胡总书记提了四个关系，那宗教就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个边缘问题，已经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问题，我们全体干部都要关心这个问题。政治局就宗教问题学习，这在以前还没有过。胡总书记在这个讲话里还提到在新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是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胡总书记还有一个提法，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我想胡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好好学习。

中央说民族、宗教无小事，我觉得非常地深刻，多年来我体会，不出事不觉得有多重要，一发生大事就很显示出宗教的重要性。比如说从近来发生的事情看，确实如此。“3·14”事件一发生，全国震动，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关于“3·14”、西藏，我不是专家，不能讲得很深刻。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主要是达赖集团策划，内部敌对势力支持。但是如果没有民族、宗教问题，问题就不难处理。最麻烦的是宗教问题，达赖是个政治人物，而在信众心中他又是上师的上师，是神，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多麻烦。所以处理西藏问题，除了一般的外，还得考虑到这一层。还有奥运会，奥运会与宗教有关吗？还真有关。我在北京还参加一些会议，评议宗教的风险；还对志愿者进行了培训，好让各国运动员中的信教者能很好地过宗教生活。你看，连奥运会也离不开宗教。宗教与反恐也有关，反恐里面有一个宗教的问题。至于外事活动也都离不开宗教，这说明这个问题确实重要。再加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胡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讲的。我们有56个民族，而且它们在边境上，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山西不属于民族地区，不过也有很多少数民族，但我们要与民族地区进行交流。一到民族地区就会遇到民族、宗教问题。

　  二、我国宗教现状

根据外国的统计，现在全世界信教人数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世界上大多数人是宗教信徒，无神论者是少数。在两个世纪以前，一些无神论者和科学家曾经预言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宗教将消亡或被取代，最后被科学所取代。这些预言完全没有实现。在全球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宗教还是很稳定。虽然地区有所淡化，有些地区还是在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要勇敢地面对、承认这个现实，去研究它，不能回避。

从宗教分布的地区看，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没有宗教信仰。无神论者是有的，但整个民族是无神论的没有。那么中国怎么样？有人问，全世界有80%以上的宗教信徒，剩下的20%在哪里？有人说主要在中国，我不赞成。中国有多少信徒？50年代周总理和我们政府有一个数字，说有一亿人信教，现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信教人数难道还是一亿多？我想肯定不止，但我们没有科学、精确的调查。上海华东师大有一位学者刘仲宇教授作了一个社会调查，用5000个问卷加上一些推断，他认为目前中国有宗教信徒3亿人。我们有关部门也没有认可，但是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新的数字拿不出来，我个人估计3亿人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我们有7千万共产党员和7千万共青团员是无神论者，剩下的几亿人信什么？不都是无神论。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无神论者永远是少数，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哲学的理论来支撑，作个无神论者不简单；历史上的无神论者都有哲学的支撑，人的头脑会很容易受到某些宗教观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很多人没有宗教徒的身份却有宗教的观念、鬼神观念，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而且这些观念都是混杂的，有佛教的、道教的，也有一点其他宗教的，这样的人很多，恐怕是个多数。佛教徒、道教徒不好统计，是宗教的混血儿。昨天去悬空寺，一个庙里可以有几个神，在亚伯拉罕体系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人只能信一个教，信一个教派，可以改信，但不能信多个。

改革开放以来，好多在地下的宗教到地上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宗教。我们以前有个观点，有了知识，富裕以后，就不需要宗教了。我们曾经认为，共产主义信仰可以取代一切信仰，文革后遭到了重创，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宗教存在的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宗教在中国还会继续发展，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发展，现在还看不出逐渐减缓的趋势。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难解释。还有两个根源更难解决，一个是生死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命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本性都希望能超脱生死，获得永恒。科学、医学解决不了，宗教则给人一种心理安慰。它认为人有来世，如果你做一个好人，那么你下辈子会得到好报，你会上天堂。既然现实解决不了，宗教的安抚便有人真的信它。他对待死亡就不会恐怖，这是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以前我们认为人定胜天，事实上人永远不能掌握自己的全部命运，人只能掌握一部分，因为有很多外在的因素人掌控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把这种力量——马克思称之为异己的力量变成神。市场经济使人生的不确定因素更加增加了，由于这个原因，宗教的存在有它的理由，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你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世界上没有天堂，遇到问题你不会去找宗教，但这样的人是少数；一般的群众很难建立这种哲学的理论体系，来作为他的世界观，很容易求助于神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存在就不是奇怪的了。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个观点，认为宗教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不对的。要准备长期和宗教信徒打交道，这就是中国宗教问题的“怎么样”。

　  三、怎样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

下面我谈谈自古及今我们中国人怎么看待宗教。

我先简单地回溯一下我们的历史。中国古代没有“宗教”这个词，19世纪末日本人用汉字“宗教”翻译religion，20世纪初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现在我们用着很习惯。古代叫什么？古代叫“神道”，与人道对立，是鬼神之道，这个词非常接近现在的宗教。中国的历史很长，主流社会、历史家怎么对宗教呢？孔子有句名言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不热衷于鬼神之道，但是对待老百姓的宗教信仰，采取了一个“敬（就是尊重）”的态度。儒家不信鬼神，但对别人的信仰是尊重的。有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就是祖先崇拜，其功能就是使老百姓的道德风尚归于淳厚，就是今天所说的宗教的道德功能，他很重视。后来，《易传》就把这叫做“神道设教”，就是把鬼神之道作为教化的手段。这是儒家的思想对待宗教的态度，这影响到历代统治者，我认为“神道设教”我们也可以借鉴。我们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这符合中央的精神。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的主流社会对待鬼神之道是个什么态度呢？我给它三个字“温和的”态度。中国历代的王朝虽然在政治上是专制的，但在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上是多元的、包容的。外国宗教在中国都有生存空间，中国人不排斥外国宗教，但会用自己的文化去改造它，佛教进来后、伊斯兰教进来后都有改变，这大家可以看到。比如中国的伊斯兰教它并不追求政教合一，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我想应当感谢孔子和儒家。

孔子的思想是不是宗教呢？我的观念是儒家基本上不是宗教，它是东方的伦理学，因为孔子不讲死后的问题、鬼神的问题。他的学生子路问他死后怎么回事，他说：“未知生焉知死”，问他“事鬼神”的问题，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没有神灵和彼岸的观点不能称为宗教，宗教得有一个超人间的彼岸。孔子一生讲的是怎么做人、怎么治国，所以《大学》给他归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不谈鬼神、天堂地狱，他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思想我认为是人学，不是神学。当然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宗教性，例如，孔子“畏天命”，对宗教祭祀也很重视。

另外，儒家讲“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的思想在儒家里面最丰富。奥运会的主题是和谐，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说，和谐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这使中国能容纳多种宗教，形成了多元通和的形态。多元指多种种类的宗教。魏晋以后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行和多教共生的状态。佛教进来了，也有反的，但主流是接受的，加以改造；道教兴起来了，也有存在的空间；后来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进来了。只要它是爱国的、守法的，是劝人为善的，在中国都有它合理合法的存在空间。由于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是包容的温和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国的宗教品类之多，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三大宗教的主要的教派在中国也都有，又有民族宗教如道教，还有大量的民间宗教及各种原始崇拜，如北方萨满、南方的东巴教、麽教等等，中国差不多是人类各种信仰的一个缩影，所以有人说中国是“宗教的联合国”。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有五大宗教合法，四个是外来的，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这就说明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包容性。通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宗教文化的模式，我们又称为多元通和模式（费孝通先生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两千多年来有一个信仰基础，敬天法祖，有一个核心就是儒释道。儒不是宗教，但起到西方基督教的功能，佛也影响到很多中国人。儒释道在很多民族都有影响，包括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彝族的毕莫教中就有很多道教思想，它不像马铃薯是一个一个的。和就是中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基本上维持了和平与和谐，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虽然有些摩擦，但是没有形成传统，这与西方世界宗教冲突不断完全不同。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都是因俗而治，为什么几千年没分裂，有时政治上分裂了，但文化上没有分裂。文化的统一为后来的统一提供了基础，这就是多元通和发挥了作用。台湾在参加北京奥运会时让他用中国台北他不干，有政治含义，但中华台北他干，这就是文化的含义。从民族学来看，儒释道对凸现民族的身份是伟大的，一个民族没有文化，那么这个民族是名存实亡。

近代以来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对待宗教不再是温和的、包容的，而是激进的、否定的，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这是因为受西方屈辱太多，认为中国文化缺少民主与科学，应该用民族与科学取代宗教。这对，但没看到西方在民主、科学中，基督教没有被取代。当时在学术界就流行“宗教取代论”，认为，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中没有宗教的地位，所以，蔡元培提出美育取代宗教，陈独秀提出科学取代宗教，梁漱溟提出伦理取代宗教，冯友兰提出哲学取代宗教，宗教可以被取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忽视宗教的研究。民国时期，对佛道教还提出“庙产兴学”，国民政府把很多庙都没收了，美其名曰办学校，其实是对佛教道教看不起，要限制它；同时还发生了“非基运动”，反对基督教很激烈，这些都是“五四”后发生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时我们提出宗教五性论，李维汉提出的。怎么对待呢？统战工作。苏联将东正教当敌对势力处理，我们的宗教主流是好的，所以我们采取统战，将其作为我们的朋友，但是后来越来越左。后来我们又从苏联学到了“宗教鸦片论”，误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精彩的言论，但有些也偏离了马克思的看法。列宁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这是列宁的概括，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是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只是说这是宗教的一种功能，但不是他的宗教观的基石，鸦片论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人提出过。列宁说怎么办？斗争论，这影响了苏联70年，这是战斗无神论。18世纪的战斗无神论认为，人们信教是“傻瓜遇到骗子”，傻瓜指信仰的，上当了；骗子指神职人员，用花言巧语骗人。马克思是不赞成这观点的，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宗教根源于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一种外部力量所支配才有了宗教。列宁用鸦片论看宗教，又提出斗争论处理宗教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和宗教作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列宁还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把广大的人民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苏联的模式是不成功的，我们必须总结苏联模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建国以后也受了鸦片论的影响，58年的宗教改革值得肯定，但受了文革的影响，甚至说统战部、宗教局也归于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宗教鸦片论的一个恶性后果。

改革开放后，我们进行了反思，认为文革的做法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通过拨乱反正，我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有几个标志，其一就是1982年“十九号文件”，总结了我们党在宗教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宗教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它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信教群众团结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党对宗教的新的认识，这个认识超越了“残余论”。这也符合列宁的主张，列宁也不主张将这个问题扩大化。还有一个里程碑，就是1993年我们党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认为这有伟大的意义，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有共同点，可以相适应。这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史上是首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的宗教工作越来越健康。21世纪，我们党提出“要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十七大提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一个里程碑，不是一般的引导，而是主动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从宗教的正面功能上做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阶段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向着一个更开放、更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宗教永远是有两面作用的，但可以引导，尽量让它发挥积极作用。今天，主流社会是温和的，又恢复了传统。不像有些地方的宗教冲突，到处都在流血，加上被有些力量利用，造成了很多流血。我们很好，党从统战角度上讲要处理好宗教等五大关系，应该说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正确理解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有四条：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提到了尊重和维护人权的这样一个高度。外国有人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政党，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神的，共产党不可能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自己也有些人不理直气壮，我们是无神论政党，怎么能够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我认为这里有很多误解。历史上有很多无神论，有一种既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共产主义，这批人什么都敢做，危害很大；还有战斗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温和的无神论者。他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会人为地消灭宗教，它维护群众的权力，其中就包含信仰的权力。

毛泽东在50年代就说过，共产主义不能强迫人信仰。董必武说过，让所有人信奉同一个信仰就像要求所有的人做同一个梦一样。这个精神世界本来丰富多彩，怎么可能是一种信仰呢？我们真心实意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它是我们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宗教观、民主观、平等观所决定的。社会主义讲平等观里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法律平等和文化权利平等；社会主义者应牢固树立文化权利平等的观念，从这样的平等观出发，他一定会尊重别人的信仰，他不会强迫别人信仰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是强迫就不是社会主义。我在中央民族大学讲党课，共产党员第一坚定自己的信仰，第二尊重他人的信仰，有这两条就够了。我们是唯物史观支持下的无神论，信仰的外延很大，宗教可以成为信仰，社会主义也可以成为信仰，各有所好。信仰上的差异只是精神世界的多样性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讲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是清一色的，像文革时那样，那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坚定的维护者。我们是无神论政党，但我们不是战斗无神论者，我们的无神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我们的无神论是真正了解宗教存在、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反对用简单的方法来取消宗教。我们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权益，也包括尊重和保护群众信仰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信仰者是爱国的手法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都会生活得很愉快、很自由，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对此坚定不移。从整个国家讲，她有一个主导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我们要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就讲发挥宗教教义和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第二条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我们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法制的国家所需要的。我们过去管理宗教比较习惯以行政的方式，或者单纯依靠政策来管理，今后我们要有一个转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确立宗教工作中的一些规则。一是宗教立法要健全，二是法制观念要加强。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比如《宗教法》现在还没有出台，现在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是行政法规。《宗教法》要不要，80年代就开始，后来搁置了。我参加过两次讨论，我认为需要。管理宗教事务不是干预宗教界的内部事务，而是管理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相关的事务。如宗教界要出国，要办理手续，宗教事务管理不管宗教界内部的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正常的、合法的活动来打击非法的活动，以后还要加强。这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地方行政上还有过多的干预。管理上有两个转变：行政上直接管理转为依法管理，由防范性的非常态管理转变为服务型的常态管理。有些部门定的就是别出事，这是非常态的，一定要转为常态的，一定要把宗教现象看成是常态的，它不是另类，是我们社会很正常的现象，我们的政府要建成服务型政府。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主要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从历史上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和基督教确实受帝国主义和外国人的控制，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且今天，西方敌对势力还在利用宗教试图颠覆中国的政权。《耶稣在北京》的作者就宣称应用基督教改变中国。因此，强调独立自主自办非常重要。我们要切断中国教会与外国势力的联系，把天主教和基督教办成中国教徒自办的事业。这是为了维护我们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也有利于天主教和基督教健康的发展。在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交往。天主教长期存在地下教会，基督教也有家庭教会，这个问题要解决。我的观点，与其让它们在地下、在黑暗中发展，不如在阳光下、在地上来发展，它的问题你也看得清楚。

第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适应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不能仅仅满足于爱国守法，这是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的适应；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在社会建设上怎么适应？要全方位展开。适应是双向的——宗教要适应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管理部门也要有一个重新学习、重新认识宗教的功能、积极主动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适应可以做很多很多工作，我认为不要过多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学习；还有个问题就是经济上，缺乏了神圣性。以前有一观点，要与宗教界争夺阵地，发挥积极作用是不是就在抢夺阵地？难道我们不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发挥他们的消极作用？

这四句话加在一起就是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我们几十年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成果。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从管理的高度概括出来的，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四条来做，宗教工作肯定是健康的；离开这四条，宗教工作就会出问题。

　  五、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我们的对应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太快了，这必然引起宗教方面的一些新的变化，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比如：信教人数不仅在增加，更重要的是信教人员的结构层次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是老人，现在则是年轻人、知识分子比较多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加快，宗教徒的流动性增加，流动人口中信教徒的管理问题；藏密东渐、天基西行，即基督教天主教向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传播，藏传佛教向东部地区传播，这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传教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日益多样化，如商贸传教、网络传教、旅游传教、留学传教等等，现在宗教网络太多；民族的身份、宗教的身份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人的阶级身份淡化了，民族身份、宗教身份增强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更加突出；新兴宗教起来了，民间信仰在复苏，这些问题提出来了。中国历来就不止五大宗教。新兴宗教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不断地出现，民间宗教与主流宗教之间的界线正在消失。我们能否让它们长期处在灰色地带？五大宗教的格局不能突破吗？这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还有，面对宗教极端势力，怎么办？按照胡总书记的话说，要把大家团结好，打击极少数恐怖分子。宗教问题与反恐斗争联系在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宗教均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基督教发展尤为迅速，宗教部门有个统计是说1600万，有人说几个亿，有人说是8000万，有的学者统计说平均每年要增加100万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100年，解放前信教人数不过70万人，改革开放30年，信教人数突飞猛进，超出了传教士的预期，这对宗教生态会带来重要的影响。这是什么原因？一、现在的传教者有经济基础；二、传教灵活；三、我们自己为他们扫清了道路。我们长期以来批判封建迷信，把大量民间信仰扫清了，老百姓的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是接受基督教的最大障碍，但我们长期以来扫了很多，为基督教扫清了道路，而老百姓又有需求。传教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弘教，但基督教是往里拉人，把扩大地盘、增加人为第一手段，类似于传销。传得越多就是对主的贡献，所以与伊斯兰教发生很多冲突，它的传教方式应该加以限制，如韩国的企业家把我国企业的员工变成基督教徒了。基督教在韩国很受反感，但在中国却很成功。一个办法就是恢复宗教信仰生态，给民间宗教一定的空间，再有就是把基督教中国化，基督中国化后对中国人就没害了。我们的神学家很早就在做这工作了，我们做了一个课题，选了7位神学家。可惜他们的做法没有传扬开来，我们把他们著作的内容要研究出来，传播出来，让年轻一代了解老一代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年轻人不了解。我们应提供很多机会，让大家互相之间更多了解。这样的话，基督教的问题题就会解决。我认为中国不会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有老子、孔子后来又有释迦牟尼，肯定成不了基督教国家。世界上有些地区是充满了斗争和危险的，是什么文化在引领呢？一些是基督教在引领，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改变别人，后来梵二会议也决定要交流，他们也在改变。必须改变，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孔子、老子，认为今后要吸收中国的经验，要和而不同。我不赞成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与欧洲中心论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们也要克服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要文化自觉。

费老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非常好，与孔子的和而不同是一脉相承的，可以流传下去。

宗教工作者以往边缘化，其实这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精兵强将才能做好；还有一支队伍就是宗教教职人员，既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又要有很高的宗教素质，还有很强的道德素质，这就比较好了。我们现在很多神职人员在信教群众中没有威信，热衷于公益与经济，本职工作少了。我们能走出去与别人开展对话的如丁光训、赵朴初这样的大师太少了。

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总的目标就是尽量地化解宗教负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宗教界和宗教文化的积极的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现在的宗教问题不是靠老经验能够应对得了的，必须学习调查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宗教本身具有复杂性，宗教工作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的工作，而且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尽心尽力地去研究，现在很难说提出一套东西就能行之有效，我们要不断地摸索。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引自佛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