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既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也有带来很大的冲击和问题，面对改革开放对教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作为中国教会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很大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三自”的原则应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对“异端”一定要作出区分，不能扩大打击面；对于教会分裂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神学思想建设要允许多种神学思想共同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中国广大农村教会的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教会也必须要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否则跟不上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并将与整个世界形势相脱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而在这二十多年间也正是世界全球化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之相呼应，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因此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化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对中国教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了国际间的交往，打破了国界，拉近了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使国人打开了眼界，开扩了人们的思路。中国教会在这方面也深受其影响，使教会更加开放，由此带动了一批思想较为自由的教会人士和平信徒，尤其是教会内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更多的宽容和民主精神。具体而言，全球化给中国基督教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有：
1.打破了中国基督教会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加强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教会与世界基督教会基本切断了联系。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一词直接相联系。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电脑的普及、国际间的交往十分密切，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也逐渐在改变。教会的活动余地也较之过去有较大的空间。教会人士经常去国外参加各类会议，与此同时，他们也邀请国外的教会团体或个人来华交流。一些神学院也经常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或开办讲座。中国神学生走出国门，留学欧美的人数剧增。不仅如此，通过国际间的交往，近年来，中国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些人接受了基督教。其中有一批在国外非宗教专业的留学生改学基督教神学。近年来中国教会与国外交往之频繁可以从全国两会的活动中反映出来。“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1年底，全国两会共接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会和个人来访261批，3301人次；同时也派代表团出访计112批，295人次，在与普世教会的交往中增进了友谊。”实际上，通过这些交往不仅仅是增进了友谊，更多的使中国教会去了解世界基督教的发展状况，能更好地吸取和借鉴国外那些有利于中国教会发展的经验和思想，包括神学思想，并促使中国教会领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特别是神学上的思考。与此同时，通过这些国际间的交往也使世界更了解中国教会和社会，消除了许多误会，使中国教会被普世教会所接受。9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重返世基联并成为重要的一员就是一个明证。
2.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教会领袖们去思考中国基督教会处境化的问题。“处境化”一词本身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虽然该词是六、七十年代曾任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神学教育组的负责人Shoki Coe首先提出的，但由于中国教会长期与世界隔离，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初，这一词语才得以传入中国，并颇受中国教会领袖的欢迎，认为它较之本色化更有立体感和时代感。原金陵神学院副院长，基督教神学家陈泽民先生说“这种研究方法强调，‘要对基督教的圣经、福音和它传播时所处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之间的契合点做详尽的研究’。这种思想意味着，我们应当格外注重现在。”实际上在人们进行“处境化”研究时，很少考虑到它与本色化之间的区别，因此也许可以把它视为“本色化”在当今的替代物。中国教会在20世纪20年代曾发起了本色化运动，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运动并没有持续下去。
1949年之后，中国教会以三自运动取代了本色化运动。这一运动在五、六十年代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教会的思路较以往更为开放，对处境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处境化要求教会与所在地的社会与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相适应。对中国教会而言就是与中国当前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这制度下，教会要求生存发展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人民有备受外国列强欺压的经历，因此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特别强调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对教会提出的要求首先是要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开放，很少有人提帝国主义了（近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变化），但政府要求中国教会必须做到独立自主，在组织上不与国外教会有任何隶属关系，而对信徒则要求必须爱国，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教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必须配合服从政府。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很大的不同是：宗教信仰在全国人民中只占少数，尤其是以往作为“洋教”的基督宗教更是占人口中的少数。即使今天，“仍有不少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外国人的宗教’”，“尽管据估计目前中国约有两千万基督徒，但与全国人口相比，基督徒的数量仍是绝对少数地位。而且，中国教会也有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经济状况差的人多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基督徒大多是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被社会边缘化的一群。而且，他们往往也乐于这样地被边缘化，甚至主动地自我边缘化”。在这样的处境中，中国基督教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与“不信者”之间搞好团结，对不同信仰的人要坚持互相尊重的原则。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国教会提出了在处境化中四个必须，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实行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治好、养好、传好）”。只有这几条做好了，中国教会才有前途，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
实际上，当前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也主要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中国教会领袖认为中国教会的处境化或者说“三自”的经验在某些方面还为普世教会作出了贡献，例如丁光训主教就说，中国教会有几个高点：一是揭露了西方对华传教活动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关系，提高了广大信徒的反帝爱国觉悟，提出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路线。当时在世界范围中传教士威望特高，中国教会首先造他们的反，指出西方传教运动为帝国主义服务，并宣布我国教会独立自主，这种勇敢大胆的行为，惊动了全球基督教。二是我国的三自运动也对西方神学界“新传教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提倡新传教学的人用反省的态度，对传统的传教组织，差会和传教思想提出了批判，认为亚非拉各国教会的办教权在本国信徒手中，而不属于外国传教士，由此提倡好好研究中国的三自运动。三是提出办好教会。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就是为了办好中国教会创造条件，中国基协更是为办好教会提供服务。四是提出神学思想建设。要办好教会，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步是建设好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尽管对三自运动的评价见仁见智，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之迅速是举世瞩目的。这中间原因虽有多种，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与中国教会在处境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分不开。
3.改革开放对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有利。中国基督教会将1998年济南会议作为自解放以来教会发展的第三阶段——神学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提出了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处境化神学。尽管对此划分教会内有不同的看法，但能够提出这点还是标明了中国教会已发展到一定层次。中国教会要建立自己的神学思想首先善于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主要的神学流派的一些思想，否则就会与整个世界脱节。而使中国教会能及时准确地把握这些神学思想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影响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教会与国际交往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神学上的交流，近年来国际上一些著名神学家，如英国的麦奎利、斯托特、美国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富勒神学院院长毛瑞琪，提倡合一神学的斯维特勒等等都作为中国教会的客人先后来华作讲演或讲学。与此同时，国外大量的神学著作也通过各种国际交往的途径传到中国。
在对国外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介绍方面，中国教会还得益于一批对基督教持同情或好感的非基督徒研究者，其中不少是大学教师。他们抛弃了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将宗教视为鸦片或异己力量的做法，而是肯定宗教是人类的文化现象，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宗教、哲学、文学、政治学等方面对基督教作出客观公正的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并一度在一些大学生中出现了“基督教热”。当然这些现象和人物的出现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结果，如果中国依旧处于过去的封闭状态是绝无此可能。在这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中国出版了一大批有关各类基督教书籍和文章，有翻译的，有介绍性的，也有不少有相当深度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其中有一批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神学著作和神学思潮的著作和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特别是那些介绍西方神学和思想史的著作对开扩中国基督教会人士及平信徒的眼界不无影响，使他们看到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差距，促使他们有迎头赶上的要求，对推动中国基督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中国教会领袖们在构建具有中国教会神学的思考中也认真学习和吸收了海外神学家的思想，例如丁光训提出的“宇宙基督”的思想就深受进化神学家德日进影响。中国教会如今提倡的“上帝是爱”的思想也明显地受到国外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教会在介绍国外基督教思想史和神学思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教会发行量最大的《天风》杂志经常刊登有关的内容，包括介绍巴特等人的著作和文章。金陵神学院及地方两会等也翻译出版了不少海外著名神学家的著作、圣经导读及灵修书等，如去年出版的冈察雷斯的中文版译著《基督教思想史》（三卷本）就是金陵神学院副院长陈泽民先生等人翻译的。
4.改革开放客观上为中国教会提供了更多地从事社会关怀的渠道。基督教素有对社会关怀的传统，特别是在从事慈善事业，开办医院和学校等工作。但在解放后的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教育、医疗以及以往的慈善事业都已属国有，一切由政府和国家来办理。不仅如此，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思想上根深蒂固地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迷信”，将宗教视为异己力量，对宗教界人士，甚至一般信徒都持不信任态度，因此让宗教界出面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各级政府也不允许教会从事这些工作。再加上中国教会中的信徒大多是基要派，原本就只注意个人灵魂的得救，不关心社会，在这种形势下更促使中国信徒对社会采取不关心态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较前开放，对宗教也持越来越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政府允许开办私立学校、私人医院、诊所或对社会有益的养老院等等。每当发生灾难时，政府也号召民间力量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凡此种种，为基督徒提供了各种社会关怀的条件。中国教会十分注意引导信徒关心社会，提倡“爱国爱教”、“荣人益人”、“作盐作光”，由此在教会中拥现了一批关心社会的好人好事。非典期间，中国基督徒都与全国人民一起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最近安徽发生水灾时阜阳有70的教会泡在水里，信徒们与军民共谱英勇抗洪的赞歌。如今教会不仅通过基督徒个人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有时是以各级教会或信徒群体组织出面为社会服务。这种情况在2002年5月两会成立“社会服务部”以后更为明显。如今各地教会有为弱智儿童开办的康复中心，如河南许昌的基督教诚德残疾儿童康复中心；有为老人办的敬老院，如杭州基督教敬老院、徐州爱德老年公寓等；有为市民服务的医院，如淮南广济医院；另有为满足社会需要开办的有关学校，如湖北方舟英语培训学校；还有为社区民众开办的集休闲服务为一体的场所，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罗山市民会馆等等。更有甚者，福建省教会还积极支持配合公安部门在闽候监狱，为犯人创办新生学校。这种事情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才有可能为中国教会提供这种机会。可以说，如今是解放以来基督教参于社会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也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结果。
5.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地方基督徒观念的转变。中国基督徒中多数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特别是穷人较多。以往教会所宣传的是贫穷更有灵命，因此许多基督徒安于贫穷。这种思想在改革开放前被视为优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进入小康。这种思想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加速日益深入人心。教会有意识地引导信徒扭转他们对贫穷的认识，大胆去追求小康，如2003年江苏宿迁市基督教两会便倡议“基督徒要做‘奔小康’的带头人”。文中指出小康社会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需，也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客观要求，更是宗教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明智选择。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首先要当好中国公民，既向往神圣的天国，也要创造美好的人间天堂，基督徒应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大潮，找项目，勤劳致富，使全市20多万信教群众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文中还对教会应该如何引导信徒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如提高教务管理水平，深入开展学法守法活动等等。这一倡议得到全国基督教两会的肯定，《天风》杂志编者按中指出，按倡议书“体现中国教会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积极参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群体风范”。正是这种观念的变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信徒首先进入了小康，如浙江不少农村和城镇信徒。当他们富起来之后，自养能力大增，由此有些地方完全靠信徒自己筹款盖起了漂亮壮观的大教堂，如2002年6月浙江义乌建立的新恩堂。工程总面积达8712平方米，其建筑有教堂、综合办公楼及附属用房。教堂分上下两层，共有2200个座位。综合办公楼内有老人公寓、主日托儿班、义工培训中心、生活、接待、办公用房等。全部建筑基本上采用欧式结构，但又有较强的本土特色，是全金华地区最大最美的教堂。该堂得到了中国教会领导的肯定，主要是因为它所需要的1千万左右的资金完全靠信徒自己奉献。而信徒之所以能奉献得起完全得益于义乌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商城地位以及信徒敢于“奔小康”的结果。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是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的加强。中国社会一直是个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法律意识淡薄，许多事情有法不依，这些情况也反映在中国基督徒中。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缺乏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一些信徒不谙圣经，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诉讼告状”，认为向教外人诉讼是不属灵，亵渎了圣灵。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法治意识有所增强。基督徒中也有人在受到所谓自己人严重伤害时，敢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2003年至今已有两期《天风》刊载有关法律的文章，一篇为“基督徒寻求法律保护就是不属灵吗？”另一篇为“基督徒不可以诉讼告状吗？”批驳了这些曲解圣经的言论，支持那些敢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信徒。随着信徒法律意识的增强，中国教会建章立制工作也得到重视。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影响，至今不少农村教会信徒缺乏民主意识，认为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而教会是神的家，是圣灵的殿，基督是教会的领袖，因此只强调神治，不要人治，这些错误的想法使一些教会领袖不重视规章制度建设，甚至长期无章可循，出现家长式统治和一言堂。有些教会给有野心的人，或一些坏分子所把持，则更不堪设想，他们将信徒的奉献任意挥霍，而教会却无账可查，这种教会制度上的混乱局面如不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教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信徒对民主办教呼声日高，这反映在他们对当今一些教会领袖独断专行一言堂作风的强烈不满，迫切希望在教会体制上能确保民主办教的实施，由此要求教会从事建章立制工作。为此，1992年中国教会出了《中国基督教各地教会试行规章制度》，1996年12月又进而通过了《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随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腐败作风在教会内出现并有所发展，近年来中国信徒更加意识到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教会内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和文章也越来越多。如1998年10月，中国基督教治理工作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了教会治理经验交流分享会。上海、江苏、福建等地的教会就这方面作了经验介绍。2002年教会将重庆垫江坏分子易亨明事件揭发之后，教会的建章立制问题引起了广大信徒的高度重视，《天风》杂志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更加多，如“权利义务与遵纪守法”、“建章立制是加强教会管理的基础”、“监督机制是治理好教会的保证——重庆垫江3.2事件反思”、“赣州章贡民主办教”等，2003年又有“教会建章立制工作应常抓不懈”的讨论等。这些文章和讨论对推动促进中国各地教会建章立制工作的加速进行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社会流动性增加，不少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本来就是基督徒，到新的环境后参加了城市基督教会活动。有些原本是非信徒，由于进城后没有多少依靠，在基督徒老乡、邻居或亲戚的规劝下入了教。这些人加入教会后较为虔诚，至少每周进堂，有些则参加了家庭聚会。不管哪种形式，他们接受到与农村不一样的信息和观念，包括宗教上的不同观念。笔者最近访问了北京的两个教堂（海淀堂和缸瓦市堂）发现有一大批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基督徒参加礼拜。在与他们交谈中，他们认为城里的教牧人员所传的道比他们当地的要开放，尤其是一些安息日会信徒更有此感。相信当他们返乡时就会将这些新思想带回家乡，有助于农村教会的提高。当然，农村教会的提高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带路人，教牧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关键。许多城市教牧人员如能有更多的献身精神，能做到为了福音，不怕吃苦，乐于深入到条件艰苦的农村，中国教会才会真正有希望。
二、改革开放对中国教会带来的冲击和问题
改革开放在给中国教会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原有的道德观念、消费观念等的冲击而给教会带来的新问题。由于与国际社会加强了联系，有些与当今中国教会主张不相符合的神学思想和新兴宗教甚至邪教也随之传入中国，在信徒中产生了新的问题等等。
1.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原中国教会的“三自”原则必定会受到新的冲击。这里只需要引证《天风》中的一段话便可充分反映出来当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所受的冲击：“需要警惕的是，当前境外势力利用基督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花样翻新，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一种是暗的，偷偷摸摸的。借‘传教’为名，派人进来秘密活动，在宣讲内容中，制造‘信教与不信教’的截然对立，鼓动并组织信徒把矛头针对我国的政权。一种是通过教会以外的渠道，利用合法身份来进行违法活动。我们要吸引外资，有的就借投资来设立宗教活动据点；我国要开发西部，有的就号召沿着过去的传教士的足迹进军西北；也有借学术研究传播他们反对基督教走三自的观点。还有一种是打入走三自道路的教会，主要是通过金钱（捐助）铺路，造成教会对境外的依赖，把已有的教会变成他们的活动据点，以破坏‘自治’、‘自养’，进而利用讲道、培训、非法出版物、音像制品、网络等，破坏‘自传’，引导信徒与国家人民背道而驰。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反对‘西化’、‘分化’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我们更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动摇。特别要注意，不要因贪图境外的经济援助，将‘自养’变成‘他养’，使多年积累的‘三自’成果付诸东流。”这段话充分反映了中国教会对当今形势的担扰。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如今教会中一些领导人又强调“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侵略”，要信徒们“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会的联合出现了新问题。中国教会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曾于1958年开始打破了教派界线，组织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基督教会，实际上可以视为提前进入了“后宗派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当时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基督徒本身教派意识不强有关。近些年来教会分歧和分裂现象则日益严重。究其原因：一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不少境外传道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他们都属福音派，有强烈的向人传福音的习惯。由于中国教会特别强调“自传”，他们无法在三自教会传，只能去家庭教会发展，造成了中国信徒的分裂。二是中国广大农村实行责任承包制以后，不少地区党政建制较为松散，加上农村缺医少药等原因，促成了基督教的发展。由于中国教牧人员的培训严重不足，加上不少神学生缺乏献身精神，不愿去条件艰苦的农村，使许多农村根本没有教牧人员，只能由一些自发的传道人进行传道工作。由于这些传道人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神学训练，又带有强烈的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特点，受他们影响的信徒也容易脱离属中国的主流教会。三是中国教会自身的许多问题，包括有些教会领袖将宗教过分政治化，严重地脱离信徒群众，或是教牧人员水平不高，无法满足知识分子信徒的灵性需要，由此造成不少人脱离三自教会而去家庭教会。四是近年来中国教会与国外各教派的接触日益增加，由此促使一些信徒教派意识的复苏和增强，甚至形成各派互相攻击的情况，由此搞得信徒间彼此不和。最近笔者参加了北京某教教会的活动，一位信徒在讲台上公开讲：“天主教会是主犯，其它教派（指其他新教各派）是从犯”。言下之意，唯独他们这一派才是最正确的，唯独他们的信徒才能够得救。有些小教派和家庭教会信徒还去教会“拉羊”（拉信徒），甚至将“三自教会”说成是“敌基督”之类的，为此双方的教牧人员和信徒有较深的成见。中国信徒原本基要派较多，随着国外灵恩派和福音派的传入，更增加了基要派的力量，他们在教会内区分谁属灵，谁不属灵，将自己说成是属灵的，惟有属灵的才能得救，而其他的基督徒是假的，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五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教会中不少堂点的教牧人员对个人的权势非常重视，常常为了自己的私利搞得不和，使教会分裂。《天风》杂志有一则报导说：“有一个教会，有两个教师，不知从何时开始，互相嫉妒，互相排斥。甚至把讲台当作‘炮台’，引用圣经，互相攻击。这个教会的光景可想而知，信徒自然地分成两派。”中国教会内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目下教会的问题，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主要就是兄弟阋墙问题。教会内部不团结、起纷争”。他们对这种不团结现象也深表忧虑，认为这种做法“使亲者痛，仇者快，主在痛，信徒在痛，只有撒旦在快！教会是否合一，关系到福音事业的兴衰存亡，岂能等闲视之！”教会的分裂的确对其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因为中国基督徒本来就是极少数，如搞分裂不仅削弱自己的力量，而且给教外人士造成不良印象：一个口口声声讲基督之爱的教会竟然是个互相拆台、互相攻击的机构，它比一般的社会团体还不如。这样的教会还能对人有吸引力吗？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还能进行下去吗？
3.改革开放以来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中国教会的某些信徒更趋保守。全球化的一个反作用就是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宗教或民族更趋保守，这点也反映在中国教会的信徒中。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信徒多数是基要派，原本就不关心社会，只关心灵魂得救。在经历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后，他们中不少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态度。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有所变化，政治运动也基本不大搞了，于是他们中一些人又故态复萌。二是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社会腐败之风日盛。一些信徒便对社会越来越看不惯，为了表明与世俗社会不同流合污，与社会保持距离，实行新的关门主义。他们把信徒视为圈内的人，而其他人则是圈外的，是不得救的，死后必下地狱的，由此声称教内教外的人不能负同一轭，“只有信的人最好，是什么‘宝宝玉’，不信的人是‘地狱里的柴’，即使做些好事，也是魔鬼的化身，没有生命的，是在硫磺火湖里烧的胚子”，“对教外人保持着一种冷漠、孤立的态度，甚至都不愿在一起工作”。一些人入了教后，与非信徒亲戚、原来的朋友和同学不理不睬，甚至完全断绝来往，将自己局限于教会内，与人民和社会相隔离，思想变得十分狭隘。
这种关门主义的保守态度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教会对教外人士的吸引力，有些对教会原本持好感的非信徒，去教堂听到“下地狱”之类的信息后，对教会产生反感，再不进堂了。还有些非信徒本不了解基督教，看到自己的亲戚或朋友入了教后变得对人如此冷淡，而且动不动就诅咒人，使他们对基督教留下恶劣印象。中国教会的重要处境是要面对最大的非基督徒人群，如果中国信徒对非信徒采取这种态度，只能使他们对教会“敬”而远之，实际上连“敬”都谈不上，而是将基督教也视为“邪教”类的宗教，这将使中国教会毫无前途。
4.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教会内的不正之风大为增加，甚至贪污腐败等事件也时有发生。其表现为：一些人权力欲膨胀。在那些以个人的私利为目的的信徒中，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教职实际上也是一种官位和地位）或者为了爬得更高，根本不考虑信徒的根本利益，一味地听从或者揣摸“上面”的意思，为此做出一些不利于教会发展的事。一些人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当上了地方教会的领袖，他们无视法律，更不执行有关的教会规章制度，完全实行一言堂，家长式的统治，将教会的公产视为自己的私产。还有不少地方教会堂点管理权“落入信教不久，却善于拉拢的人手中”。有些教会在人们抬举下，大款“成为左右教会的人物，致出现所谓‘大款教会’”。这样的教会堂点往往突出的是个人特殊地位，无视了教会应以基督为身体，民主平等地发挥所有肢体（信徒）的共同作用。最近中国教会处理了好几位像重庆垫江易亨明这样一类堕落分子，其中有些人之所以能爬上去是通过政治投机，走上层路线，取得信任后获得了地方教会的领导权。助长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教会内缺乏监督机制，规章制度不健全，教会内领袖的产生往往不是经过全体信徒的认同，而是由“上面”决定，由此容易让那些会钻营的人当选。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二、一些教会内信徒法制观念淡薄，不敢与教会内的不正之风斗争，甚至当教会内一些坏人在做违法乱纪的事时，也不愿上诉法庭，片面狭隘地理解保罗的话，提出不向不信者告状，由此助长了教会内一些腐败分子的气焰。三、教会内的不正之风也与一些信徒片面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将“因信称义”与道德对立起来，一些信徒只要一听到“基督教应高举伦理道德”这类字眼就反感，把提倡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信徒视为不信派，认为得救全在于信，而不在于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正是利用信徒的这些观念，在圣灵的名义下趁机做违法的勾当，而信徒对此缺乏识别能力，使其得逞。例如，已被取缔的主神教教主就利用信徒的这种心态达到奸污妇女的目的。
5.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思想的开放，各种新的迷信思想及异端邪说在教会内盛行。这两年见诸于《天风》所提到的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新兴宗教和邪教之名的有：呼喊派、新约教会、三班仆人派、门徒会、灵灵教、全范围教会、被立王、主神教、达米宣教会、统一教、天父儿女、东方闪电、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圣灵派、南韩救援派等等。这些教派中有些是海外传入的，有些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几乎都是前千禧年主义，宣讲世界末日，其中不少教主自称是耶稣基督复临。除了这些新兴教派外，还有些人受海外灵恩派及农村巫婆神汉的影响，对圣经一知半解，信口解释，传授所谓“圣灵仆倒”的经验或召开所谓的“圣灵充满会”，另有人传讲“上帝是大神，我们是小神”的信息，让听道的信徒都高喊“我们是小神”等等现象在教会内层出不穷。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其原因有：一、由于中国只承认五大宗教是宗教，其它的信仰都不属宗教之列，一些海外传道人来华传教时便打着基督教旗号传播新兴宗教，包括邪教。在农村中，有些巫婆神汉为取得合法性也往往举起基督教的旗号，他们没有任何神学基础，但利用教牧人员不足，信徒圣经功底不深传播一些是似而非的歪理或迷信，使信徒不能识别真假，乃至上当受骗。二、市场经济造成的新的贫富不均是构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后，取消了不少原有的福利制度，使许多人看不起病，特别是下岗工人，这使祈祷治病非常盛行。近年来农村实行体制改革，其中，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遇到生老病死或灾荒等事得不到基层政府的有力帮助，只能转而求神拜佛，由此农村中一些民间信仰层出不穷，赶鬼治病则更为盛行。实际上，基督教近年来得以发展，有许多是靠这点吸引人的。三、中国人信奉宗教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也有利于这种情况的产生。中国不少信徒，不管信什么教的，佛教，道教，还是民间宗教，或是基督教，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今世带来好运，来世修个好的去处。因此有些人加入基督教也是抱着这个目标，一旦这个目标达不到就会退出教会。也正是这种功利目的，很多信徒容易受邪教的骗，也容易使他们的信仰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甚至于对“拜偶像”的认识，也是带有迷信色彩。一些人坚决反对拜偶像，是认为偶像崇拜会给自己或全家带来厄运，于是便走得十分极端，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标记，如龙凤等吉祥物均视为带来厄运的魔鬼，还有些甚至将圣诞老人或向遗体行礼也视为偶像崇拜，一概加以剪除，由此造成与一些不信教的群众或家人的隔阂。另一方面，中国宗教传统中又强烈地带有“偶像崇拜”的特点，基督徒也受到强烈的影响，因此在去除传统的偶像崇拜的同时，又将基督教会中的耶稣像或圣经作为崇拜对象，每天对着圣像进行崇拜或者睡觉时将圣经放在枕头下，作为避邪的工具用。更有甚者，在崇拜耶稣像的同时，也将中国民间信仰的神，如关公等一同放着，加以崇拜。正是中国信徒对宗教的这种功利主义特点决定了他们容易接受基督教教义中或者并非属于基督教的那些较为极端的、非理性的东西，构成了中国教会新问题。四、中国信徒中有不少人贬低理性和知识（包括圣经知识）也容易造成这种现象。许多信徒入教只为了当前的利益，如消灾免祸，神迹奇事，或者灵魂得救的问题而入教，一些信徒公开声称，知识无用，每天只须读一本书，即圣经就足够了。实际上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连圣经也不可能真正读懂，因为他们对有关介绍圣经背景的书也不感兴趣，这种对知识的狭隘态度使他们只能停留在圣经经文的只言片语上，容易走极端。五、国际交往密切，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世界新兴宗教更容易传播，中国基督徒自然也较以前更容易受影响。凡此种种，近年来，由国外传入或中国本土产生的，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新兴宗教日益增加，这些宗教教主往往利用圣经中的只言片语在信徒中进行游说，或声称自己受圣灵的感悟，或把自己说成是复临的耶稣基督等等，最容易上当受骗被他们拉过去的往往就是这些自认为“属灵的”而又无深厚的神学和圣经知识的信徒。对此有些教会领导人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说：“如果把福音的需要仅建立在物质贫穷、知识低下、社会没希望的基础上，或者只强调神迹奇事，消灾免祸等功利式的内容，即使一时能够吸引一些人加入教会，终究没有根基，不能持久”。
三、几点思考
面对改革开放对教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作为中国教会应该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应该：顺应形势，与时俱进，以开放的态度办好教会。
一是“三自”的原则应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什么是真正的“三自”原则？三自如果按字义解释，那就是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依我看这一原则最根本一点就是坚持教会的主权应在本国信徒手中，这也就是爱国的原则。就这点而言，当今世界各国教会都会接受，正如世界各国都坚持行使自己的领土主权那样。但坚持主权并不等于排斥一切外援，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神学思想上的，或者传教方面的。基督教本身是带有普世性的，不可能与世隔绝。相反，一个能给世界教会作出榜样的三自教会也决不是守残抱缺的排斥别人的教会，它必须学习借鉴国外教会许多好的经验和思想，并加以吸收消化为本国教会所有。因此它必定会对一切抱着真诚帮助中国教会，愿意为中国教会服务和奉献的国外教会或信徒持欢迎态度。如今在经济上中国政府十分开放，欢迎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由此引进了竞争机制，搞活了整个经济，对中国很有利。基督教在不少方面也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实际上只要中国基督教会由中国信徒掌握，国外的神学思想、国外的传教方法、国外教会的资助只要对中国教会的发展有利的都可以引进。对海外有强烈向华传教倾向的人，也要尽量争取，缩小打击面，不必将他们全都视为一股敌视三自的势力。实际上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一些令中国教会担扰的种种“不利于三自”现象或“渗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福音派（包括境外的）本身就有着强烈的向人传福音的传统，就这些人而言，很少真正是带上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或者说就是要想推翻现今政府的。多数人无非是觉得基督教是一种很好的宗教，人因信它而得救。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那些境外来的福音派就不会将他们都视为“敌人”或“敌对势力”派来从事颠覆活动特务类人物了，毕竟他们中真正搞政治的是极少数。只要他们的传教活动不触犯中国的刑法，不必为此惊慌失措。即使是一些传教者深入到家庭教会中去传福音，如果他们传的内容确实是基督教，而不是歪门邪道，也不必过于担扰。今天最值得担扰的是一些打着基督教旗号而对信徒和社会构成真正危害的那些邪教组织。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的交流都是互相在“渗透”，西方可以渗透我们，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的文化传统去渗透他们。只是一味地采用防范和打击的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固本强身。固本强身不等于一味地防范，而是要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去应对。
二是对“异端”一定要作出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尤其不能扩大打击面。对一些有前千禧年思想的基督教组织，即使是一些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家庭教会，也不能因此而打成邪教或者异端邪说。就是对那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新兴宗教，可以根据教义说它们不是基督教，但也决不可轻易地将他们打成邪教。从人的心理上说，一旦将某些组织打成邪教，那些参加组织的人就会有逆反心理，原本只是个宗教问题，也许就真的变成政治问题。上面提到《天风》杂志上所点名的许多邪教，有些也许不应该列入此列。例如统一教，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难以将它定为邪教。虽然许多传统基督教并不承认其为基督教，但该教自认为是基督教。它的一些做法与传统基督教有区别，但也难以构成邪教。因此在对待这些组织时，不要随意扣“邪教”和“异端邪说”的帽子。
三是对于教会分裂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那些为个人私利或政治原因而进行分裂中国教会的活动当然应该加以抵制。但对于有些人因教派意识的加强而使教会内产生一些问题则不要完全视为是一种反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许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分化或者说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是多元化，人们的思想必定更为活跃。教派意识的抬头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基督教历史看，从马丁路德至今，教派是越分越多，但这并没有削弱基督教的整体力量，反而基督教在全世界得到了发展。现在的关键是不要互相攻击，应该彼此尊重。这一点在美国的主流教会之间做得比较好。即使分属不同教派，但仍然彼此承认是“肢体”，是“兄弟”，而不是互相拆台，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对教会分裂的态度，要持平常心，看作是正常现象。要允许不参加三自的教会也能正常活动，注意团结最广大的信徒群众。也许这样做反而能使今天的宗教工作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神学思想建设要允许多种神学思想共同发展。世界到今天，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如今世界范围内的神学思想也是极其多元，因此中国教会在大力推进神学思想时，也应该注意多元化。只有多元化才能显示中国教会神学思想的丰富多彩。例如福音派神学思想，在中国的基督徒中本来就占主流。如今全世界福音派信徒增长得极快，中国信徒自然也会受这影响。对待福音派信徒也要持一种互相尊重的态度，这样有利于中国教会团结最大多数信徒。
五是教会确实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广大农村教会的建设。因为中国的基督徒主要是在农村，农村基督教会如能得到健康地发展，中国的基督教就有希望。而要保证做到这点，教会就必须大力培养能致力于农村工作的教牧工作者。农村条件差，能否有这种献身精神，是放在许多中国神学生及中国教牧人员面前的一个考验。实际上，中国教会有这方面的传统，如果说不少传教士不怕苦，深入到中国广大偏僻的农村去是为了传教的目的，而三十年代有些致力于乡村工作的中国基督徒，如晏阳初、许仕廉、陶行知等人就不限于此了，他们都积极支持教会开展乡村工作事业，推动教会从事乡村服务工作。徐宝谦更是在黎川设立了一个完全由基督教会承担的试验点，帮助农民提高生活，与此同时在农村扩大了基督教影响。今天，中国的农村也许不可能让基督教出面来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教会至少可以在提高广大信徒的信仰层次和识别力方面作出贡献，使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或“异端邪说”没有吸引力。教会应在提高农村基督徒文化和道德素质方面下些功夫，使基督徒在社会上起到做盐做光的作用。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教会也必须要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否则跟不上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并将与整个世界形势相脱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本文转载自：维真学刊，引自圣山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