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1873年，云南回族人民联合其他兄弟民族，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载入了中国近代史的史册。同样，这场轰轰烈烈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杜文秀，在领导滇西各族人民反抗清朝残暴统治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协和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关系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些贡献和作用，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本文拟从分析杜文秀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入手，对他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作用给予一定的评价，以就教于各地专家和读者。

一

清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王朝的前期，先后出现过几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和政治家，制定过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治国之策，并最终完成了我们伟大祖国今天的版图，为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建树了一定的历史功绩。对于这些，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毕竟是一个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专制王朝，这座王朝的大厦是建筑在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累累白骨之上的，统治者们的文治武功，莫不饱浸着各族人民的辛酸血泪。特别在进入19世纪以后，清王朝逐渐衰败，走向它的晚期，各族人民所受的灾难愈加沉重。如将此时的清王朝喻作各族人民的地狱，是并不过分的。当此之时，广大的回族人民正是被压在这座地狱的底层，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异常沉重，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方面，清政府对回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使广大回族人民生活濒于绝境。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清王朝政权的震动；白银外流，外货输入，引起了社会经济平衡的破坏。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对外赔款及弥补对外贸易上的亏空，清政府加紧了对各族人民的搜刮和掠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江南广大富庶地区为太平军占领，清政府的财源日竭，收入锐减，从而更加紧了对西北和西南广大回族人民的剥削和压榨。云南是回民聚居的省份。这里的乡勇饷银一向由当地筹措，官吏任意横征暴敛，弊窦丛生；而且除正赋之外，历年都还要按成熟田亩抽征厘谷十分之一二，以充军食。显然，人民所受的剥削已经相当沉重了。同治三年（1864）以后，清政府除照旧抽征厘谷外，并将可征地丁（田赋和人口税）全数改征粮米，这就使云南回族人民所受剥削益加沉重。非只如此，清朝官吏还趁机对回民百般勒索，甚至强占回民的土地、房屋。广大回族人民财穷力竭，以至在春夏之交乏谷之时，饿殍载道，人皆相向大哭，希望早死为快。回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提起那年月诉孽障，回回的日子多难肠；活着不如无常（死）了好，地狱都比人世上强。”[1]这正是当时回族人民生活濒临绝境的生动写照。

第二，在政治方面，清政府一方面沿袭清朝初期那种怀柔、羁糜、“以回治回”的统治术，用封官、恩赐等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一些民族上层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作为他们统治回族人民的鹰犬，利用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作为麻醉和分化回族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更对回族人民实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回族人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极其残酷的镇压。当时，回族的法律地位异常低下。在清朝的公私文书中，对回民的称呼通常总是“回子”、“回逆”、“回贼”、“回匪”，甚至往往将“回”字加上一个“犬”（犭）旁，写成“犭回”，以示回回“不侔于人类”。在法律上，回汉满人同罪异罚，回民犯法要“加等科罪”，远较满汉犯人为重。如流徙罪，满汉普通人犯可以申请存留养亲，回民则独不得申请，而且还特别规定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省回民聚居区域；回民结伙三人以上共殴之犯，但有一人执持器械者，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每遇回汉诉讼，官府总是串通讼棍，强词夺理，抑回护汉，故意制造回汉之间的不平等。回民犯罪，要在脸上刺上“回贼”字样，以示对整个回回民族的侮辱。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反动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回族人民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长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有苦不能言，有冤无处伸。

第三，更为恶毒的是，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蓄意挑拨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或以汉制回，或以回制汉，造成回汉不和、回汉相斗、相制、相克、相杀的局面。他们自己或则推波助澜，幕后操纵，坐收渔人之利；或者直接出面，对回族人民无情镇压，血腥屠杀，致使广大回族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惨绝人寰的民族大屠杀，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屡见不鲜，愈演愈烈。仅举一例：咸丰五年（1855）冬，云南临安府汉族恶霸分子与回民因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厂发生冲突，清朝官吏崔治中非但不持公平判决，反而“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2]，遂酿成一连串屠回惨案。先是广通、罗川、禄丰各县回民被劫杀殆尽；接着楚雄官绅也开始了屠回暴行。临安的恶霸分子在官绅的怂恿和帮助下，在临安城内外挥舞屠刀，共杀回民约700余户；他们杀得性起，又要去省城将回民斩尽杀绝。回民马凌汉“愤临人之强暴，官吏之不为保护”[3]纠集数百名回民被迫自卫，清朝官吏却借此反诬回民“阴谋作乱”，准备直接由政府出面，大规模屠回。咸丰六年（1856），奉旨团练的黄琮与云南巡抚舒兴阿密议后，“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四月十日，藩司青盛经“上院请示”后，下达了对省城回民“格杀无论”的屠杀令，于是各地唯恐杀回不力，“遂分头搜杀回民，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直杀得回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甚至有“妇人被害者，赤身剖腹，横卧街心，胎儿犹蠕蠕转动，情形惨极，令人不忍卒覩”。[4]

面对着清政府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灭绝人寰的民族大屠杀，回族人民只有拼死奋斗以图暂存之一途。他们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能不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与反动的清王朝进行殊死的斗争。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回民大起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

无庸讳言，在当时一部分回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民族复仇情绪。这是清政府反动民族政策下的必然产物，是可以理解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被逼到了绝崖，当然要舍命相拼，誓死报仇。正如《永昌回民檄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回民若再不报仇，则处处效尤，靡有孑遗，此不得不报者，一也。回民控告，壅于上闻，此不得不报者，二也。官兵助汉，灭绝回民，尸山血海，疼痛莫白，此〔不得〕不报者，三也。二三大员悯恤回死，上〔尚〕有人心，而畏彼刚强，虚〔欺〕我愚弱，此不得不报者，四也。回民脱逃者不过数千人，而兵差严拿，意欲断草除根，此不得不报者，五也。现今……团匪势焰愈张，不容难民回籍，此不得不报者，六也。”因此六条理由，他们立誓“报永昌城之大仇。舍命相拼，势不两立；志在报仇，并无别意。”面对着野蛮的民族屠杀，回民起来反抗斗争，报仇雪恨，是必然的。但是，这种民族复仇情绪又是狭隘的，有害的。欺压、屠杀回族人民的，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和一小撮满、汉、回恶霸地主分子，与广大的满、汉族人民无关。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汉族人民与汉族中的恶霸地主分子甚至与清政府混为一谈，相提并论，更不应笼统地提“向汉人报仇”，在回汉人民之间互相仇杀。这种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模糊了自己的斗争目标，只能导致民族仇杀现象愈演愈烈，而客观上有利于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广大回族人民对这种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残杀是不满的，是有所抵制的。正如当时回民中流传的一首歌谣所说：“汉杀回，回杀汉，结下的冤仇没有边；死死害苦了众百姓，活活喜坏了清家的官。”[5]因此，我认为，当时存在的那种民族复仇情绪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极端狭隘的、错误的、有害的，它不利于回汉人民联合反抗清王朝的革命大业。同时，我还认为，那种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绝不体现广大回族人民的意志，也不能代表回族人民的主流。

二

杜文秀有那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吗？

答案是否定的。从目前接触到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我们尚未发现杜文秀有那种狭隘的民族情绪。相反，大量的史料证明，杜文秀一生坚持民族团结，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情绪。他是19世纪中叶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大起义的杰出领袖。

杜文秀是云南保山县金鸡村人，出身于一个世代经商的回民家庭。到青年时期，他的家境逐渐衰落，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他虽曾作过廪生，但也曾开茶铺替人倒水。比较贫困的生活环境，使他得以广泛接触下层社会，对各族劳动人民的疾苦有了较深的体会，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官府与“香把会”的汉族恶霸豪绅相勾结大规模屠杀回民时，杜文秀曾赴京叩阍。冷酷的现实粉碎了他妄图通过合法途径摆脱回民受迫害境遇的幻想，从而立下坚定的革命志向，决心效法李自成，推翻清王朝，重整中华锦绣山河。他慷慨激昂地对回众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余志非在温饱，岂有不痛心乎？屡因小节，回汉起衅，酿成祸端，满官不惟不以公判决，反于其间播弄，以图封功。余晋京时，往思我汉人锦绣山河，只因李自成之屈闯而失于胡人。难道李是男而杜是女乎？亦须一闯而复之！”[6]

咸丰六年（1856）八月初二日，大理灭回风潮大起，杜文秀率蒙化回众起身救援，与蓝金喜、马金保等人率领的回民义军在姚安汇合，被推举为掌管军中论功行赏、评功给惩的黑旗令。当这支起义军击败了以张正泰为头子的地主武装，攻进大理以后，面临着“起义军向何处去”的严重关头。以蓝金喜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目光短浅，头脑发热，“皆自矜有功，各不相下，欲自取得魁率而握大权”。他们“多以战斗争杀、攻城掠地自夸诩”，沉醉于地位、财帛的争执及仇汉、杀汉之中。杜文秀力排众议，坚定地提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7]他的主张符合回汉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深得广大义军将士的“钦服”，从而被拥戴为这支回民起义军的带头人。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广大起义群众拥戴下，杜文秀筑坛校军场，拜为总统兵马大元帅。他公开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8]，志在收拾中华锦绣河山，而非单纯着眼于为回民报仇。

推翻清廷，重振中华，是杜文秀的奋斗目标。在他帅府张挂的是这样的匾联：“效法三皇……矢志继唐虞盛世”，“重见汉高事业”，“挽回中华世界”，“扫除幽燕之地，挽回尧舜之天”等等。显然，这些口号包含着反满和亲汉的情绪。应该承认，这种口号过于简单、笼统，它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对长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也未能进行反对和批判，它的结果往往容易放过中华民族的两个大敌——外国侵略者和国内支持清朝统治的汉族及其他各族的封建势力。这样的口号，不可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但是，产生这样简单的反满情绪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以前，清代的革命者大抵都有这种情绪；即使在同盟会时期，虽已提出“建立民国”的口号，但大多数人也依然仅仅是因为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简单地反对清王朝而主张革命的。这种情绪的产生，不仅因为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它所带来的民族灾难，“而且因为它主要是满州（洲）贵族所掌握并厉行种族歧视政策的”。[9]清政府对各族人民实行反动的种族主义统治，到头来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不仅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而且激起了各族人民普遍的反满情绪。因此，杜文秀提出推翻清廷、重振中华的口号在当时是符合人心的，也确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巨大的革命风暴恰恰是在这种口号下被鼓动起来的。在19世纪中叶那种回汉纠纷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杜文秀身为一名回族的义军领袖，能冲破封建统治阶级设置的种族藩篱，以推翻清廷、重振中华、建立汉帝国作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应该说已经是很可贵的了，是不应再受到“有狭隘回族情感”的指责的。

回汉团结，共同抗清，是杜文秀的一贯主张。同治六年（1867），杜文秀在大理誓师，以20万大军进攻昆明。他在《誓师文》中表明：“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10]他在《兴师檄文》中也说：“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寞〔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堂堂正正，胸怀坦荡，毫无狭隘回族情感可言。

作为起义军的杰出领袖，杜文秀不仅完全注意到由统治阶级一手制造的民族纠纷这种现实，而且能从当时存在的清王朝与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出发，引导回、汉族人民分析这种民族纠纷的根源，进而摆脱这种民族纠纷，停止民族间的相互仇杀，团结一致，共同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他引导人们回忆：“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由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可恨妖官，兴汉灭回”，造成“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百姓危若倒悬”，回汉相杀，“民不聊生，人心思乱”的局面。而“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亦〔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11]这就揭示了制造民族纠纷和各族人民苦难的总根源。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本帅一秉大公，连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翦除贪污，出民水火。”[12]毅然高举民族团结的大旗，将各族人民的斗争锋芒直接引向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杜文秀关于“回汉夷平等”，“尤须重用汉人”的民族政策，也绝非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确实付诸实践的。据史料记载，杜文秀起兵之后，“即以优待汉民为政，所有汉民皆得各安生业；汉族中之绅士、举、贡、生、监，皆受以文职，治理民事，或参赞军务。”[13]在杜文秀的297名统属职官题名录中，回民仅有13人，而另外那284人基本上都是汉民。除汉民外，对其他兄弟民族，杜文秀也命令规定“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兵官，从重治罪。”[14]他委任很多汉人及其他民族的领袖人物担任重要职务，如大司寇李芳园是汉族人，大司卫姚得胜是白族人，大司藩李正学是彝族人，他们都是深得杜文秀赏识的得力助手。其他如滇西傣族、纳西族的土司和彝族、傈僳族的领袖人物，也都得到杜文秀的委用。在处理回汉纠纷时，杜文秀“必先考查回人有无仗势欺压汉人之弊，而后理焉”。[15]在杜文秀的正确领导下，大理政权的主要回族将领，如蔡发春、马兴堂、李国纶等，也都非常注意协和民族关系，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反对大理政权的绅士也不得不予以承认。《腾越杜乱纪实》的作者说李国纶“招抚红旗（指汉族军队）诸将，不吝金帛伪职”；“回民犯法者，必按法惩治。腾民陷水火久矣，一旦得此，如庆更生”。即使在腾越被围，城内粮绝的危难关头，“三营回众屡欲歼汉民，国纶力任保卫”，将困在城内的老弱男妇数千汉民分三次“以兵卫送”，“全数放出”城外逃生，而他则率回民坚守城内，“誓以城为存亡”，“至今人犹德之”。[16]

联合大理政权以外的兄弟民族起义部队共同抗清，是杜文秀坚持民族团结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杜文秀的回民起义部队与李文学的彝民起义部队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咸丰六年（1856），杜军在彝族义军的援助下，打败了围困的清军。杜文秀在回、彝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时挽着李文学的胳臂说：我们同心协力，驱逐清朝，回、汉、彝生灵就可以安居了。李文学也当即表示，今后一定与回军并肩作战，共同反抗满官和汉庄主的凌虐。咸丰十年（1860），由于有傈僳族领袖李补、李绍先率本族军队千余人，在鹤庆、丽江、剑川一带进行战斗，与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军相呼应，杜军才得以胜利攻占了这三县地区，使革命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展。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杜文秀积极主动配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他认为，以汉族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太平军，已取天下三分之二，势力已达全国十余省，是抗击清王朝的主力。自己这支回民义军应该与他们联合，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因此，他从筑坛拜帅那天起，就公开宣布遥奉太平天国之号召，革命满清。他在文告中也尽量使用太平天国的语言，称清政府为“清妖”、“妖官”、“妖孽”。杜文秀在其革命一生中，始终以回民的“总统兵马大元帅”自称，决不称王，也从未有称王的想法。在他就任大元帅之职以后，有人曾劝他称王，遭到他严辞拒绝。这也是他遥奉太平天国之号召的一个具体表现。他重用贵州汉族人吕藩为军师，而这位吕藩很可能是一位太平军战士。据《辩冤解冤录》中云：吕藩曾向沙九明言，自己是“由江南长发中出来”宣传革命的。他极力赞同杜文秀关于回汉一心共抗清廷的正确主张，又“出其八阵旗帜，并行军计策以助杜文秀”。杜文秀制定的那些效法太平天国的政策、军机，吕藩是有可能参与出力的。杜文秀急切盼望早日与太平天国兵合一处，将归一家。他在回答马复初给他的劝降书时斩钉截铁地写道：“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17]他也曾采取主动行动去与太平天国联系：“杜文秀闻石达开将入蜀，乃致书与之约……乃遣伪将丽江人姚得胜率两万人……入蜀。寻为川督骆文忠秉章所遏不能通。”[18]虽然未能联系上，但却表明了杜文秀欲与太平军联合抗清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杜文秀坚持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充分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清政府搞民族压迫、煽动民族仇杀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受到回汉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纷纷参加了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时有大多数汉人愤清廷不讲人道，自愿执戈相从，驱杀清吏。”[19]正是在杜文秀的领导下，当时存在的那种狭隘的民族报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制，大理政权控制区域内的民族仇杀现象得到了制止，民族之间关系得到了缓和和改善。云南父老额手称颂：“杜公占大理十八年，深得民心。”[20]迤西汉族绅士三百余人曾“公送匾联一方，文曰：‘一人定国’，并送对联一副”，表达了各族人民对杜文秀的信赖和拥护。这种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正是大理革命政权的力量所在。它保证了大理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其全盛期曾一度占领云南全省大半，计50个县城，并曾扩展到贵州的兴义、普安，四川的绵竹及陕西的西安等地；同时，这也正是这支回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够坚持斗争长达十七、八年之久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

杜文秀的宗教感情狭隘吗？

我们并不否认杜文秀所领导的这次云南回民起义带有伊斯兰教的某些色彩。杜文秀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据记载，他“习诗书，兼通回教经典”；他尝劝告人们说：“做人当遵守教义，能照圣经所行，可使境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曾“设回文学校于帅府，时常亲自课读、出题，使各生作文”。特别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在他那颗象征大理政权权威的金印上，赫然刻着意为“全体穆斯林的统帅”的阿拉伯文字，俨然是一位宗教领袖。在这位“穆斯林的统帅”之下，大理政权还设有维持清真都掌教、都掌教、副都掌教、都掌教典籍、都掌教中书、司经馆教谕、司经馆训导、司经馆主簿、司经馆司务等宗教官员。[21]在杜文秀的大力支持下，大理政权组织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联元、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等人，于同治元年（1862）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古兰经》木刻本三大卷的巨大工程，名之曰《宝命真经》，上署伊斯兰教纪元“至圣迁都壹千贰百柒拾玖年”。有人赞他所领导的大理政权“内政极佳，迤西自楚雄以上，虽军事浩繁，〔但〕人民安居乐土,夜不闭户。其道无他,即良好政治附以宗教也。”[22]直至最后清兵逼临大理城下时，杜文秀当众表示，他赴清营去牺牲自己的决定，是为“顾持教门”，“留得几个油香根”，拯救全城老小。临行前，他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全家沐浴，“请甘肃河州人马老爸爸念讨白”，“念邦格”[23]，进行了临终前的祈祷；随他赴清营的还有“习经学生二人”。凡此种种，都显示出这次起义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伊斯兰教色彩，杜文秀本人也确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感情。

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现象呢？

我们认为，这次起义带有一些宗教色彩是不足为奇的。正如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所指出的：“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24]。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民族开始形成那时起，广大回族群众就完全接受着伊斯兰教的影响，而“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5]

我们还认为，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感情与所带有的宗教情感是否狭隘是两回事。所谓宗教感情狭隘，是指一个人时时处处沉湎于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之中，对其他宗教则绝对排斥，毫不相容。杜文秀恰恰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宗教情感并不狭隘。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首先，杜文秀身为穆斯林，却没有将伊斯兰教的色彩加进自己亲手制定的起义政治纲领中；相反，该纲领强调的倒是“连回汉为一体”，加强回汉间的民族团结。众所周知，太平天国洪秀全是以“拜上帝会”的形式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26]。杜文秀作为回民起义军的领导人，“全体穆斯林的统帅”，却心甘情愿地要求归附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主动要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歃血为盟”。可见他心目中民族团结共抗清朝的政治标准是占第一位的，而并没有划分敌友的另外一种宗教标准。

其次，杜文秀从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宗教政策，即“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他认为，千百年来那种“回汉夷三教杂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并无“畛域之分”的现象才是正常的。他规定：军兵所过之处，“有〔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有毁拆庙宇……者，斩。”[27]显然，这里的所谓“庙宇”，绝非单指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而言，而是泛指佛庙、道观、尼庵及孔庙、关帝庙等一切寺庙。这种允许各种宗教各行其是，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一体保护的政策，在当时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方面是有很大意义的，无疑也是正确的。

第三，我们说杜文秀的宗教感情并不狭隘还表现在他对待法国殖民主义侵略阴谋所持的原则立场上。法国基督教神父勒格尔暹在回民起义时期，始终留在大理地区。杜文秀曾对该神父说：“我了解你们的宗教，我念过你们宗教的书，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是兄弟……”[28]（这段话本身也证明，杜文秀并没有站在狭隘的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但是，当这些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要搞侵略我国的罪恶活动时，杜文秀就不再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兄弟”了。1868年，由德拉格来和安邺率领的法国探险队，在梁士美、马如龙、马复初等人的保护和款待下，顺利地通过临安、昆明等地，来到大理，要在那里探清道路、测量距离和绘制地图，妄图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我国云南地区做准备。杜文秀完全洞见了这些殖民主义者的罪恶阴谋。尽管“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复初为他们写了阿拉伯文的介绍信，叫滇西回民不要阻难这群冒险家的行动，但杜文秀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表现出十分坚定的原则立场。他当面斥责了那位“基督教弟兄”法国神父勒格尔暹，指出安邺等人的行动意图实际是想强占中国的土地。他拒不接见安邺等人，并勒令这批冒险家立刻离境。他警告安邺之流：“虽然侵略者可以强占澜沧江流域从海到云南的土地，他到达大理势必停止；虽然侵略者能征服中国内地十八省，但征服大理却要困难的多。”[29]在杜文秀的严厉拒绝下，安邺等人无法继续前进，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受到有力的打击。

应该承认，在当时回民起义军的内部，确实有一部分人有比较浓厚的大伊斯兰教气味。这突出表现在安邺在其《印度支那探险记》里列为附录文件发表的一张阿拉伯文传单上。传单全文长五百多字，充满了大伊斯兰教主义气味，完全忽视了汉回团结共同反抗清朝统治的重要性。传单中声称，在大理已经建立了“回教国”，杜文秀被称为“苏丹苏莱曼”。这是所谓“大理回教国”的来源，也可以算是杜文秀“宗教感情狭隘”的一个“佐证”。

经过多年来不少中外史学者的考证，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大理回教国”，纯属子虚乌有；所谓“苏丹”的称谓，对于大理回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除去两三个阿訇之外，当地人从不用来称呼他们的首领；至于‘苏莱曼’的名字，则根本没有人知道。”[30]“杜文秀被称为‘苏丹’，看来最初是欧洲人所臆造的，一八六八年英国探险队正式加以引用。其实这个探险队仅到过腾越，离大理还有七站路。”[31]显然，这份传单的内容仅仅代表了极少数阿訇的看法和趋向，根本不能代表杜文秀的意见。杜文秀本人对于宗教的看法并非如此狭隘。

殖民主义者惯于利用宗教进行颠覆和侵略活动。利用被侵略国家内部一些有狭隘民族和宗教情绪的人搞分裂活动和出卖祖国行径的事情，历史上也多有发生。杜文秀能够在当时那种极端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顶住各方面压力，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正说明他是将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这对于一个有着自己宗教信仰的回族人民起义领袖，该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最后，我们说杜文秀的宗教感情并不狭隘还表现在他对马复初、马如龙等这些同族、同教领袖人物的态度上。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利用人们的宗教感情，瓦解起义队伍，扑灭革命斗争火焰的例子，在历史上是确有发生的。当敌人挥舞屠刀的时候，有些人宁死不屈，不愧英雄的称号；而当敌人高举宗教圣经的时候，他们却会跪倒在敌人的面前，变节投降。清政府也曾多次妄图利用伊斯兰教来瓦解云南回民起义军，诱使杜文秀投降，但均未得逞。试举几例如下：

马如龙降清后，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写信给杜文秀，并特令杨振鹏亲赴大理与杜文秀“面议一切机宜”，妄图用宗教和宗亲之谊劝降杜文秀。信中，马如龙大讲什么不要违背“天命”，“存心争名夺利”，而应“念穆民一家之谊”，“为穆民大局计”，“为顾持教门”，投降清廷，“共享安静之福、升平之休，何乐如之！”这样，才能得到“真主护佑”。[32]杜文秀当即写了《复杨振鹏书》，坚决拒绝和议投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对他诱降是“包藏祸心”，“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须将举全师以压我境。”“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的目的，是要分化瓦解“本属一家”的“天下穆民”，使之贫富悬殊，人心含怨，“操戈入室，同类相伤”，再演灭回惨剧。他坚定地表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三教同心，联为一体”，抗清到底，“众意已定，无烦尊驾（指杨振鹏）到榆。即祈旋省转达把八（指马复初）、现兄（指马如龙），统希见照，则迤西幸甚！”[33]给马、杨诸人及其主子清政府吃了一顿闭门羹！

马复初得到了清廷恩赐的“二品伯克”头衔之后，曾多次以“滇南回回总掌教”的身份写信劝杜文秀投降。同治三年（1864），他还曾自愿亲赴迤西，企图用宗教软化文秀。文秀始终不为所动，并向这位“总掌教”进一步表明：“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决心联合太平天国，“扫尽腥膻，以安吾民”。他还老实不客气地警告马复初，千万不要“堕官术中”，上清廷的当，使回民内部同室操戈，“自相吞噬”[34]。使马复初也碰了一颗大钉子。

同治二年（1863）四月，马如龙又派亲信参谋马负图同掌教十多人前往大理劝降。马负图口口声声要“仰体马镇台（指马如龙）顾持教门之婆心”，不要坚持反清起义，否则即是“坑害教门”，要文秀“通权达变”，“得风便转”，投降清廷，使自己“得居高位，享厚禄，光宗耀祖，夫贵妻荣，流芳百世”。同去的众掌教也纷纷劝文秀归顺，“不然恐离撇趸哟（经堂语，现世之意）”。对于这一套软硬兼施的丑恶说教，杜文秀极端厌恶。他斩钉截铁地对这群说客说：“马云峰做他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要〕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35]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分表达了一位回族革命者冲破某些宗教领袖的权威，决心革命到底的勇气和英雄气概。读到这些豪言壮语，谁能不对这位19世纪中期云南回民反清大起义的杰出领袖肃然起敬！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上的回族英雄，我们难道还能认为他有什么狭隘的宗教感情么？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6]这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当遵循的准绳。坚持民族平等，注意协和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引导各族人民一致反抗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是杜文秀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他高于他的前辈和同辈回民起义领袖，为回族革命史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狭隘的宗教狂热分子。他是中国近代史和回族革命史上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起过积极作用的一位杰出人物。

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37]杜文秀是19世纪云南各族人民革命斗争所造就出来的伟大战士。他所坚持的民族团结的思想，同样也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这种思想一经提出，便受到云南各族人民和起义战士的钦服和拥护，便是有力的证据。这说明，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尽管发生过种种不愉快的事件，但是从总体和全局上看，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毕竟是主流；而这种大团结、大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1982年9月

（本文是作者早期学术论文之一，最初发表于1982年第3期《甘肃民族研究》上，后被收入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回族史论集》（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论文选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82-299页。）

注释：

[1][5]转引自《新月》1981年试刊第1期第77页。

[2]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1册第293页。

[3][4]同上，第294页。

[6]白寿彝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卷下，第319页。

[7][8]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1册第29页。

[9]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1版，第17页。

[10]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1册，第127页。

[11][27]同上，第131页。

[12][13]同上，第8页。

[14]同上，第2册，第112-113页。

[15]同上，第300页。

[16]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2册，第231页。

[17]同上，第1册，第298页。

[18]黄诚沅著《蜗寄卢随笔》，转引自1961年12月19日《光明日报》李青的文章《谈谈杜文秀的几件史料》。

[19]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2册，第300页。

[20]同上，第212页。

[21][28][29][30]引自《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6页。

[22]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2册，第301-302页。

[23]同上，第9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25]同上，第21卷，第349-350页。

[26]同上，第15卷，第545页。

[31]《过黄金地》1883年卷2，第245页。

[32]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2册，第99-101页。

[33]同上，第105-107页。

[34]园觉七著《滇南述闻》卷下，第13页。

[35]同注[1]，第374－375页。

[36]《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

（引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