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对峙终结后，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极其深刻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世俗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这一大背景下，宗教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热点之一。研究当今国际宗教问题的主要特点，汲取经验教训，对妥善处理我国宗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宗教继续发展 新兴宗教大量涌现

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截止2000年，世界总人口约为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为51.37亿，约占总人口的84.8%。其中，基督信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约19.99亿人，穆斯林约11.88亿人，印度教徒8.1l亿人，佛教徒3.59亿人，以上4种传统宗教信徒总数就占世界信教人数的88%以上。可见，世界上各主要传统宗教信徒人数仍占大多数，而且绝对数还在继续增长。以基督教为例。在欧洲基督教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在基督徒与人口的比例下降，进教堂的人数减少，信徒奉献金额降低，宗教信念出现动摇；基督教在美国的发展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尽管美国主流派中自由派与社会福音派的信徒下降，但保守教派或教会的信徒增加，如南浸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增幅较大；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民族化，继续呈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高，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绝对信徒人数已经超过北美、大洋洲和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地区。因此，从总体上讲，当代基督教仍呈现出发展趋势。此外，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随着苏欧演变，对天主教、东正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其中俄罗斯、罗马尼亚东正教的复苏引人注目；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和佛教徒有较大增长，其它少数教会也呈发展势头，出现了宗教多元化趋势。

与此同时，区别于传统宗教的新兴宗教大量涌现，异军突起。新兴宗教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但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一次发展高潮。据一些国际组织统计，目前已知的新兴宗教团体约有2万多个，信徒达到1.23亿人。随着社会发生急剧变革，许多人感到巨大压力和不适应，而又找不到化解内心矛盾与痛苦的良方。一些传统宗教对急剧变革的社会反应迟钝，对一部分人失去了吸引力。新兴宗教搀杂各种现代物质文化和多种信仰成分，脱离传统宗教的常轨，标新立异，崇拜教主个人魅力，注重团体内部联系，强调共同宗教体验，迎合了现代多元社会中一些社会成员对新价值观的探求欲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宗教中有一小部分极端组织和团体沦为邪教，走上了对抗法律、违反人性、危害社会的罪恶道路，且愈演愈烈，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

二、世俗化趋势在发展 原教旨主义很活跃

宗教世俗化是社会世俗化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现代社会大背景下，社会运行开始摆脱宗教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变得理性化。也就是说，宗教在社会系统操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逐渐成为边缘现象。传统宗教为了适应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被迫扬弃一些传统形式，开始关心人们的世俗需要，重视人们的世俗利益，更深地介入到社会事务之中，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传统宗教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挑战所作出的一种反应，通过调整自身的历史定位，寻找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宗教世俗化带来的相关宗教功能的变化，本身并不说明传统宗教已经走向衰落，而是说明传统宗教为了适应现代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形态的变化。

在宗教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原教旨主义也在当代兴起，这是宗教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变化的重要现象。前者是沿着突破古典宗教的传统向世俗化轨迹变动，后者则以维护古典宗教的传统为准绳。一种是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顺应取向，一种则是逆向选择。

原教旨主义最初是一种保守的基督教思想，之后原教旨主义在世界各个主要宗教中都有了市场，其中又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对当今国际政治影响最大。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宗教政治运动，其核心是恢复伊斯兰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统治地位，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形式。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西亚、北非迅速蔓延，中东地区所有穆斯林聚居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原教旨主义运动，出现了各种非法和合法的组织及政党。其中的极端派鼓吹“圣战”，釆取暴力恐怖手段达到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最终实现“绿化”世界的目标。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在一些穆斯林国家造成了社会动荡，引发了一些地区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

三、宗教冲突明显增加 宗教对话继续推进

20世纪末期，一度被两极对峙掩盖的民族、宗教问题突显，无论是在欧洲的南联盟、北爱尔兰和俄罗斯，还是在亚洲的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伊朗和伊拉克，这种冲突一直在酿造着灾难，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今世界因宗教问题引起的重大冲突，背后都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把宗教原教旨主义视为文明冲突的有力依据，但他忽视了原教旨主义在当代的复兴正是对冷战后国际经济利益及权力关系严重失衡的一种激烈反应。之所以诉诸于宗教，乃是通过这种神秘的精神力量的自然合法性来达到现实的目的。因此形式上表现为文明的冲突，实质是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上的矛盾。但是应当看到，各种利益冲突如具有宗教背景或搀杂进了宗教感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和敏感，增加解决难度；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国界和民族的界限，使利益冲突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波及到更大的范围；宗教冲突一旦被政治所利用，这种冲突就会不断扩大和恶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失误，出现民族、宗教冲突，不仅会造成政治动荡和社会的不稳定，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还会招来外国强权的武装干涉，造成更大的灾难。

宗教是主张和平的，但实际上的争执和互不相容在当今世界十分显著，而且某些宗教教义往往被扭曲成为仇恨和对抗的根据。为此，宗教界人士开始认识到宗教之间要通过对话消除对抗，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宗教之间对话，就是寻求解决因宗教观点差异而产生冲突的一种途径。推动宗教对话的政治家和宗教家们的目标，就是要在承认、尊重并保持宗教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发掘出能够普遍适用和遵循的伦理准则，寻求“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性”。当然，如果能通过宗教之间的对话、通过倡导和推广“全球伦理”，就能从根本上拯救人类道德的滑坡、消除暴力和冲突、建立公平的经济秩序和和谐的人际关系，恐怕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实现人类的和谐与和平，需要从建立合理公正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着手，同时也需要各国政府及民间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界有识之士的这种努力是积极的，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

四、宗教人权对抗加剧 要求合作呼声提高

历史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利用天主教、基督教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我国有的学者将之称作“宗教殖民主义”。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宗教不容忍”、“大规模宗教迫害”为由，对别国肆意攻击，插手内政，甚至武装干涉，可将之称作“宗教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自恃坐大，不仅要当“世界警察”，还要当“世界牧师”，对其它国家进行“道德训诫”，就宗教自由状况说三道四，在双边关系上不断制造麻烦，在多边场合连续发难，甚至进行武力干涉，从而围绕宗教问题引发对立和紧张，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事业所作的共同努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宗教人权领域加强合作、反对对抗的呼声越来越高，已经形成较为强大的声势。今年5月3日，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选中落选，丢掉了成员国席位，充分说明美国在国际上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的霸道行径不得人心。

观察当今国际宗教问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伴随着经济、技术全球化的进程，宗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大交流和大碰撞是以往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加上政治、经济因素，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国际市场变化带来的不安全感，为民族、宗教之间发生恶性冲突提供了土壤，并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爆发点。当今国际宗教发展对我国宗教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我国宗教方面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大都与外国的插手有关。因此，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深谋远虑。同时，必须善于纵观世界宗教发展历程，了解国际宗教现状，掌握其变化发展规律，并深入洞悉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从战略高度统揽全局，掌握主动权，更加自觉地妥善处理好我国的宗教问题，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作者2001年5月在山东省民族宗教工作干部培训班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来源：《中国宗教》2001年第5期，引自佛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