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许多著作和文章都论及道教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然而，作为道教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道教的爱国主义理论依然有待深入探讨，诸如道教为什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道教爱国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回答和做深入研究的。

一、爱国主义是道教的一贯精神

早在产生之初，道教就提出了“助国”、“保国”主张。如《太平经》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谓修道者当“助国得天心”；《太平经》卷九十一《拘校三古文法第百三十二》则说：“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这里的“助国”、“保国”表示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国家治理，或者保护国家安全。其前提就是爱国，因为只有具备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才能产生爱国行动。

在早期道教中，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助国”、“保国”，而且表现为“佐国扶命”。《老君音诵诫经》说：“老君曰：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系天师之位，佐国扶命。”其中所谓“道”即正一盟威之道，作者指出正一盟威之道是以太上老君传授给张陵为肇始的。而“佐”即辅佐，“佐国”就是辅佐国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国家命脉的延续。既然要辅佐国家治理与扶持国家命脉延续，其行为也就蕴含着爱国情感，没有爱国情感，不可能有“佐国扶命”的实际行动。

自汉末张陵以来，道教中类似于“助国”、“保国”、“佐国”的言辞还有很多，如《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所讲的“安国育民”；《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所讲的“兴国爱民，普济群生”；《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卷一所讲的“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一所讲的“佐天行化，助国救民”；《高上玉皇本行经髓》所讲的“精心恭奉，家国安宁”等等，都以特有方式表达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热爱。在这些典籍中，爱国与爱民几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说明道教的爱国一直具有人民性。

还有相当一批典籍的名称出现“护国”二字，如《太上护国祈雨消灾经》、《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真经》、《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正一法文经护国醮海品》、《护国嘉济江东王灵签》等，“护国”即意味着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安全。与军队国防有所不同，道教“护国”一方面表现为精神力量的发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危难之际以实际行动为国分忧。正如“助国”、“保国”、“佐国”是以爱国为思想前提一样，“护国”也蕴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

特别要指出的是，有关“助国”、“保国”、“佐国”、“护国”的典籍分别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汉魏到元明都有，并且在清代以来获得重新解释和传承，说明道教的爱国思想是绵延不绝的。

二、道教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道教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诞生，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滋养，所以道教的爱国主义具有文化传承的天然本性。

（一）黄帝文化精神

就发端而论，道教主要渊源于先秦道家思想，而先秦道家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崇尚黄帝的爱国精神。在儒家追溯尧、舜传统的时候，道家则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黄帝故事、表征黄帝精神。黄帝之名在《列子》里出现14次，在《庄子》里出现35次。老庄之后，黄帝之名更为道家学派所津津乐道，无论是《鬻子》还是《亢仓子》，《冠子》还是《淮南子》，黄帝都是一个中心意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西汉时期具有道家立场的历史学家司马谈与司马迁都十分崇尚黄帝，《史记》的《五帝本纪》即从黄帝讲起。

先秦到西汉时期，道家尊崇黄帝的思想被道教所继承和发展。在道教经书典籍里，冠以黄帝之名的文献比比皆是。到了唐、宋、元、明时期，黄帝在道教中成为修道成仙的理想典型，赵道一编纂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开篇就是轩辕黄帝之传，广泛搜罗历史上各种关于黄帝的资料，精心纂辑成篇，通过讲述黄帝圣迹，表达对黄帝的尊崇，谓之：“轩辕屈黄帝之尊，礼七十二师，然后垂衣裳而天下治。当是时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朴。以有天下而不耻下问，是故神人悉愿归之，民到于今称之，此后世所以有黄帝王霸之品者，于此乎可见矣。”

道教尊崇黄帝，不只是为信仰者树立了一种可供效法的修道理想典型，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着大中华的民族意识与祖国观念。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千百年来已经成为民族团结和国祚绵延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看，道教崇尚黄帝精神，也就是高举爱民族、爱祖国的伟大旗帜。正因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道教不断宣传黄帝，营造了根深蒂固的团结精神，所以在祖国危难之时，道教徒能够挺身而出，以护国为己任，献策献力，作出应有贡献。

（二）大道化生学说

道教以大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也必然导致其爱国路向。

大道或称常道等，大道之说首见于《道德经》，第三十四章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意思是讲，大道非常广阔，任凭人们自由行进。基于洗练的原则，《道德经》在更多场合则使用“道”这个术语来陈述宇宙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段话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充分解读。

由《道德经》所创立的大道论，通过《列子》、《庄子》等道家学派的传承和发展，在道教产生以后成为其理论基础与信仰内核。《太上开明天地本真经》说：“夫大道者，本真也。真是道之本，经乃运之真。天地经本，升降真明；圣贤运本，归返真灵。本来真面目，大道体分明。自乾坤开辟以来，经日月阴阳之道。定寒暑，显晦明，发三光，育万物。显三大圣人之德，体两仪造化之功。明天文，分地理，成世界，立兆民，画卦象，法制度。人造书契，合符明道，结绳而政，以开国成家。”据此，则国家与天地都归本于大道。早期道典《老子想尔注》有个说法，叫做道用之时，天下“竞行忠孝”。意思是讲，大道流行的时候，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够奉行孝心、尽忠报国。这个说法不仅对祖国倾注了热爱，而且体现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间透射出爱国主义的真精神。

（三）性命双修理论

与大道演化学说相对应，道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性命双修的系统理论，从中也必然得出爱国主义的结论。性命双修不仅讲究身形修炼，而且要求心性涵养，而心性涵养离不开培育止恶行善的社会伦理道德。在中国，无论哪个时代，效忠国家都是国民伦理道德的起码要求，在道教徒的基本修养范围之内。

具体而言，性命双修理论有两项重要内涵规定了爱国主义的旨向。

第一，性命双修是以身国互喻为实施前提的。为表征性命意涵，也为变化气质、脱胎换骨，道教徒时常把身体与国家相互比喻。例如《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卷下谓：“一人之身，一国之象，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知治国矣。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吝其气，所以全其身。”不仅把身体当作国家的象征，而且进一步阐述了“爱其民”、“安其国”与“全其身”的关系。按照作者的意思，“身”与“国”不可分。从这种角度说，治身乃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全身也是为了安国。爱护身体，也就意味着爱护国家。反过来说，爱护国家和治理国家，也能够给生命的健康、完善以及升华境界提供参照系。因此，爱国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因素蕴含于身国互喻的性命双修理论之中。

第二，性命双修要求实施者必须立功德。道家有关功德的论述很多，如《道德经》第二章谓“功成而弗居”，第十七章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等，不仅赞成人生在世应该立功，而且主张遵循自然之道，在立功之后不居功。这种思想后来成为道教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的理论指导，故而魏晋以来，诸多道教典籍都论及立功德的问题，而宋元之际勃兴的性命双修理论更是将功德作为基本内涵之一。按照道教的说法，形体健康、延年益寿不但需要调养内在的精气神，而且需要外在的功德滋养，而功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是济世救人、报效祖国。所以《仙人请问本行因缘众圣难经》告诫奉道修行者：“当更立功，救度国主民人灾厄疾苦，大功德满，太上锡迎子矣。”基于这种理念，道教把那些尽忠报国的英雄列入仙谱，诸如关公、岳飞等皆是如此，而善于“杀蛇斩蛟”、为世人排忧解难的许逊则被尊为忠孝神仙，至于妈祖、灵济真君等诸神明则获得了“护国”的封号。

道教的爱国主义既有悠久的思想渊源，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道教崇尚黄帝精神，实际上是树立了爱国的显明标志，而其大道化生学说和性命双修理论则在哲学思想上为爱国主义的教义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文作者詹石窗，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吉宏忠，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

（来源：《中国宗教》2011年第4期，引自中国宗教网）